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姜培军

马新贻是入传《清史稿》的6名菏泽籍大员之一。

他正值壮年、宏图大展，却在两江总督任上命殒凶犯刀下，遂成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刺马”案。案发后，朝廷命多位大员联合审理此案，终以张汶祥个人所为、“并非有主使之人”而草率结案。

李瀚章和李鸿章的关系（李瀚章简历）

“刺马”案当时震惊朝野，此后在民间流传甚广，具有极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牡丹区档案馆藏有部分与马新贻有关的精品档案，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些档案，探寻其背后的“刺马”迷云。

7件黄玉套杯传承150余年

“这是一组大小套叠在一起的玉制杯子，是古人行酒令时使用的道具。这组杯子为组合套装件，共7件，上有雕花杯盖，刻工精细，系清代两江总督马新贻藏品。”昨日上午，牡丹区档案馆副馆长张凤存说。

套杯呈米黄色，做工精细，尺寸与今天使用的小酒盅相仿。“从纹理上看，黄玉套杯由一整块玉石雕刻而成，工艺极精。”张凤存说。

与黄玉套杯在同一展柜陈列的，还有多件玉扳指、玉带钩。

虽历经一二百年的风云变幻，这些藏品仍呈雍容华贵之象，足可见其主人当年的尊贵。

看着眼前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晚清器物，联想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变幻动荡的历史，恍惚间，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仿佛与古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清末旧事恍若流水，从两次鸦片战争到内乱峰起，从辛酉政变到洋务运动，古与今交相辉映。当我们置身于精品档案中间，一幅壮阔沧桑的历史画卷早已徐徐展开。

特殊的时间节点

从菏泽城区出发，北行不到一个小时，便来到牡丹区都司镇西马垓村，1821年曾任清朝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的马新贻便出生在这里。

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又号铁舫，室名尚卿居，回族。

据史料记载，他自幼聪颖勤学，13岁便能作诗，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殿试三甲第六名。随后，他任职安徽省太和县、宿松县、亳州、建平县、合肥县，后任安庆知府、庐州知府、庐凤道、安徽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等职。

对一位封疆大吏来说，家事与国事是难以分开的。对照清朝历史和马新贻年谱，针对特殊时间节点，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致梳理。

1821年是清朝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清朝皇帝嘉庆退位、道光登基，马新贻出生。

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这一年，马新贻应试曹州府，成绩名列前茅。

1861年，咸丰十一年，农历辛酉年，咸丰帝病死，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宫廷政变，史称辛酉政变。从此，慈禧掌握了晚清最高权力，历时47年之久。这一年，因父亲病故，马新贻循例回乡丁忧。

1870年，同治九年，发生了天津教案。这一年，马新贻被刺身亡。

被誉为“皖省中第一贤员”

马新贻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殿试三甲第六名。随后，他任职安徽省太和县、宿松县、亳州、建平县、合肥县，后任安庆知府、庐州知府、庐凤道、安徽按察使、安徽布政使。

马新贻在安徽任职期间，正值太平军与捻军合扰安徽，时局动荡，皖南几无完土，皖北土匪蠢动。马新贻临危受命，实心办事，每次战斗必身先士卒，饥餐露宿，吃了很多人所不能忍受的苦。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意志坚定、口不言劳。后来随袁甲三驻军临淮，值内忧外讧，人心浮动。马新贻总理营务，多方谋划，使时局转危为安。

同治二年，苗沛霖发动叛乱，马新贻与英翰同守安徽蒙城，于粮尽援绝之时尽心职守，衣不解带，与普通军民吃一样的饭。驾驭诸将，喜怒不形于色。将领中之得力者，马新贻视他们如同家人父子。

扫平苗沛霖叛乱后，马新贻以布政使回省，辅佐曾国藩整顿地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得曾国藩赞许。几年下来，马新贻做出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业绩，被誉为“皖省中第一贤员”。

百姓夹道欢送四十里

马新贻任安徽省建平知县期间，修筑城墙，疏浚河道，训练勇丁，筹措粮饷，防御太平军。日常工作不太忙碌的时候，他勉励农民按时耕作，考核士子的学业，查究违法吏役，保一方平安，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深受建平县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马新贻卸任建平县知县离开时，欢送的老百姓挤满了大街小巷。步行一整天，马新贻才到达东郭。接近梅渚时一路有四十里，欢送的人群不断。

马新贻任建平知县期间，监生宗某抗粮不交，马新贻拘捕宗某儿子关进监狱。后来，宗某补交赋税，马新贻便将其儿子释放。这时候，马新贻离开建平路经宗某村旁时，宗某跪于道旁，请马新贻一定到他家中。原来，宗某家中设有新贻长生禄位，早晚拜祝，感激马新贻不给其子动刑，不影响应试。

马新贻曾经给其他人解释，动用笞杖刑罚，有了污点便不能洗去。官吏在处理这种事时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因催交赋税而随意动刑。

浓浓桑梓情

1861年，因父亲在曹州病故，马新贻循例回乡丁忧。

这一年，僧格林沁驻兵在郓城、巨野之间，专剿太平军，没有时间兼顾事宜。

当时，曹州地面上土匪集聚，约定五月初四攻打菏泽城。丁忧在家的马新贻获悉消息后，遂与曹州府知府、菏泽知县会商，选派人丁，练习火器，登城固守，并加强城门盘查力度。

后来，马新贻安排四弟马新祐顺绳索下城，试图说服骚乱者反正。

众人希望马新贻亲自前来，才听从命令。马新祐当日进城，告诉马新贻。去与不去，知府、知县和各位绅士意见不一致。马新贻最后决定亲自前往。

五月初四初更后，马新贻冒险出城，传唤各个练长到场，讲清利害，众人坚决服从，这股土匪遂即解散。

长枪会郭秉钧、焦国昌、陈怀武等万余人，在东北乡因果寺一带肆意劫掠。马新贻令马新祐同寨长数人，一起前往长枪会进行劝导，往返十多次，始终不听劝告。

后来，僧格林沁挥师北上，进入曹州境内。巨野县柳林镇一战，官军打败长枪会，诛杀其会首陈怀武。

马新贻告诫乡人说:“长枪会余犯溃散，必定复聚。何不度量地势、速集资金坚筑围寨呢?”他命令马新祐和外甥马如琴负责带人筑寨，不到3个月围寨筑成。

马新贻抵达巨野县龙堌集拜见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对马新贻主动承担重任表示赞许，遂即命令马新贻督办菏泽县团练善后事宜。

1861年十一月廿六日，官军攻克郭秉钧本家围寨，拘捕其家属。从此，菏泽四乡平静，其余围寨得以保全。

当时，临淮大营盼望新贻速回，函札一个接着一个，而家乡百姓依赖马新贻保护，极力挽留，盛情难却，马新贻遂在家乡过了春节。

第二年，在上级一再催促下，马新贻启程。前来送别的百姓络绎不绝，以致走出菏泽辖境才结束。

马新贻于咸丰九年(1859)丁母忧、咸丰十一年(1861)丁父忧。在乡行孝期间，他出资倡修西马垓清真寺。

在此期间，他赠送定陶县中沙海清真寺匾额一块，题写“惟精惟一”四个大字，挂在大殿中间。

马新贻在江南做官，不忘故乡菏泽的乡亲，每次回归故里，总要宴请“布衣之交”，获得广泛赞誉。

清末四大奇案之首

“圣主承天，作君师于下土；良辰当国，行政教于家邦。”电影画外音响起。

庞青云荣任江苏巡抚盛典，于庚午四月初八午时举行。

大雨滂沱，巳时三刻，庞青云下马，向巡抚宝座走去，身后朱红色的大门悄然关闭。突然，三弟姜午阳从斜刺里窜出，持一把利刃狠狠地刺向庞青云。

……

这是电影《投名状》里的镜头，精良的制作，精湛的演技，极具视觉冲击力。

在《投名状》里，庞青云是一个悲剧式人物，他战场上杀伐决断、骁勇善战，最后却在几名官场“老油条”的谋划下，成了一枚“弃子”。

有人说，庞青云的原型是马新贻。事实上，马新贻被刺，比电影剧情更加离奇曲折，留下了重重迷雾，“刺马案”成为清末四大疑案之首。

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在江宁（今南京）赴署右箭道，校阅操练。校阅结束，他返回署衙时遭刺客行刺，重创胁肋，第二天死去。刺客当场被抓获，经多次审讯，刺客只承认是河南人，名叫张汶祥，其供词漏洞百出，多处疑点，动机难以知晓，可官方却匆忙结案。记载这一事件的皇帝谕旨，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很快，张汶祥被凌迟处死。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刺马案”，也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首。

扑朔迷离的“刺马案”

1973年，“刺马案”被改编翻拍为电影《刺马》。1992年，同名电视剧《刺马》播出。2008年，电影《投名状》获得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第4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等奖项，主演李连杰凭此片获得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刺马案”自发生后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各个版本层出不穷，扑朔迷离，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也表明它的广泛影响力。

事实上，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不只因为曲折离奇和花边内容，更多的在于这个案子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秘密。

晚清史研究学者、曾国藩研究专家王澧华曾接受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采访，讲述这一段神秘的历史。

据其介绍，马新贻被刺后，随从武弁一拥而上，抓住刺客。据江宁将军魁玉当天向朝廷上奏《督臣被刺出缺折》陈述，当天晚上，江宁布政使梅启照连夜审问刺客，谁知“该犯语言颠倒，坚不吐供。再三研诘，始据供称，系河南人，名张汶祥，而其行刺之由，则一味闪烁，毫无确供”。

第二天，马新贻抢救无效死亡。六天后，朝廷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9月3日，朝廷从淮安就近抽调漕运总督张之万赶赴南京，与江宁将军魁玉联合审理此案。魁玉、张之万审案结论是：“张汶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妻为人所略。新贻阅兵至宁波，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请以大逆定罪。”

对此，12月23日上谕斥之为“不尽不实”，因此，朝廷又特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专程来此，“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惩办，以伸国法”。1871年3月20日，郑敦谨、曾国藩会衔上奏《复审凶犯行刺马新贻缘由仍照原拟分别定拟折》，称行刺没有主使，该犯奄奄一息，建议从速结案，将其凌迟处死。

1871年3月26日，朝廷发布谕旨，接受审案结论。1871年4月4日，张汶祥被凌迟处决。

“刺马案”是一桩奇案。有关专家据史料研究，“刺马案”应与湘军和清廷有直接关系。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太平天国被剿灭，两江一带成了湘军的势力范围，朝廷害怕湘军作大，难以控制。马新贻正在这时被清廷任命为两江总督，要接替的正是湘军领袖曾国藩。削减和牵制湘军的势力，正是朝廷的用意。

另外，还有人说，慈禧曾有密令，让马新贻调查“天国圣库”之谜（即太平天国财宝的去向）。明显这是湘军和朝廷两大政治集团的博弈，马新贻只是一枚棋子，面临的危险不言而喻。马新贻被刺前，回菏泽探亲，离开时曾告诉家人，“我有不测，不要上京告状，否则不能自保”。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此行的风险。

“刺马”的七种不同说法

目前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上谕：“曾国藩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英桂着补授闽浙总督。”也就是说，同治七年（1868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闽浙总督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是接的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而“刺马”案后，曾国藩“回炉”再任两江总督。两江总督，是晚清政坛中，最受朝廷倚重、信赖的封疆大吏，也是油水最肥、权力倾国的要职。

马新贻和曾国藩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在牡丹区档案馆藏着曾国藩赠与马新贻的对联、横幅。对联上联为“龙章凤姿照鱼鸟”，下联是“紫袍玉带真天人”。该对联长179厘米，宽40厘米；横幅长150厘米，宽38厘米，内容为杜甫诗歌。曾国藩与马新贻同为朝廷重臣，此对联与横幅均为曾国藩书赠马新贻之作，前款题名“谷山尊兄大人”，后款“涤生曾国藩”。

采访中，经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前所长潘建荣先生推荐，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拜读了马心顿主编的《马新贻史料总览》。马心顿是牡丹区胡集镇东马垓村人，回族。

马心顿在主编的《马新贻史料总览》代前言《直面晚清历史，再现一个真实的马新贻》中，将民间对“刺马”原因，归纳为7种不同说法：

一是，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而“刺马”；

二是，马新贻暗通新疆“回匪”，张汶祥仗义杀逆而“刺马”；

三是，马新贻曾在浙江严剿海盗，捕杀其同伙甚多，张汶祥为友报仇出头而“刺马”；

四是，张汶祥妻罗氏为吴炳燮携家财诱逃，马新贻阅兵至宁波时，张汶祥拦轿呈状，马不予受理，遂遭忌恨。后来，张汶祥私开小押店，逢马新贻出示禁止，张汶祥本利俱亏，生活无着，遂起杀意而“刺马”；

五是，马新贻遵旨裁撤湘勇，触动了湘军集团的利益，被湘军集团会同黑帮势力合谋杀害；

六是，马新贻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衡伤人命案，请托不受，造成“督抚不和”，招致杀身之祸；

七是，马新贻办理安庆教案，先是力持“弛禁”天主教，造成江南教民矛盾冲突加剧。教案发生以后，又偏袒英、法洋人，没有骨气，引愤被杀。

马心顿认为，上述一、二、六、七等四种原因证据不实，不能采纳；而三、四、五等三种原因结合起来，尚属可信。“刺马”案发生前，马新贻对于不法裁撤勇丁与帮会势力勾结为非作歹，已有觉察。同治八年七月十二日，他在《查拿盗匪斟酌办理片》中，曾说“惟各路裁撤勇丁络绎不绝，虽经随时资遣，而不法游匪潜踪逗留，乘间劫掠,到处皆有。其中更有结盟拜会之徒,存心尤为叵测,若立置重典,不足以警凶顽”。

《李鸿章传》中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记述，“火烧望海楼教堂、殴毙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的教案。奉命查办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谤议丛积’，旧病复发。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江南又起波澜。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汶祥刺杀，震动朝野。此事与裁撤之湘军有关。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清廷不得不借重李鸿章及其淮军。清廷起初是让李鸿章移师入直，预防法国水师侵扰。继而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代替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而湖广总督一缺则令李瀚章调补。这次人事变动，标志着在清朝的政治天平上，李鸿章压倒了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从直隶移督两江，显然是为了推卸天津教案办理不善之责和借助其威望镇抚‘江表疆，东南财赋’。曾国藩辞让不就，李鸿章致函劝慰：‘谷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僻在海滨，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惬也。’在这里，李鸿章公然把曾国藩、马新贻的厄运，统统归咎于1868年清廷人事安排的失误，倾吐了长期郁积于心头的不满情绪。”以此可见，马新贻是清廷与湘军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有可能的。

一代循吏，终归故里

1871年二月廿六日，马新祐率侄儿马毓祯扶马新贻灵柩，携眷属回归故里。沿途居民送别者，络绎不绝，无不失声痛哭。五月十七日，到达菏泽县城。六月十一日，马新贻安葬在菏泽西马垓村。

马新贻死后，同治皇帝加封太子太保，并亲赐祭文、碑文，谥“端敏”，入祀贤良祠。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及菏泽都为他建祠，以祭祀纪念。循照清律规定，在西马垓村西北兴建马新贻陵园一座。陵园坐北朝南，规模恢宏，墓碑镌刻“皇清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谷山马公墓”。

李鸿章为马新贻题写挽联一副，上联是:海岱育英灵，有昭褒忠，百尺穹碑刊刻草；下联是:江淮留政绩，闻风堕泪，千秋遗爱颂甘棠。陵园内文武侍官、石马、石羊等石像生，肃立神道两旁。

马新贻遇刺身亡后，曾国藩“回炉”再任两江总督，亲赠马新贻挽联一副。上联是:范希文先天下之忧，曾无半分逸豫；下联是:来君叔为何人所贼，足令百世悲哀。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写史者却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纯度”为百分之百的历史是不存在的。

“刺马”案已过去150多年，其事发之突然、案件之扑朔迷离，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既然“刺马”案在第一时间就不清不楚的，那么以后就更不存在弄清楚的可能性了。

此后种种说法，多有演绎、推测的成分，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乃至胡说八道。毕竟时代渐远，沧海桑田，“刺马”案终归难逃湮没无闻或戏说曲解的宿命。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真实的历史已经永远失落了，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是为了现实而重构的历史。但有一点我们应该坚持，评价述说马新贻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着力点应该在“刺马”案前而不是“刺马”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