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民族似乎都曾对自己国家的国民性做过深刻的反思。民国时期的鲁迅就曾以小说、杂文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过深刻剖析。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史》一书的特点是它的历史探源。

他详细论述了专制和民主传统的起源。早在母系社会阶段，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性资源都处于共享阶段，还没有父亲这个词。那时是没有专制的。

有了农业后，男人的体力上的优势逐渐得到体现。也出现了一些私产，男人不满心爱的女人与他人共享，女人成了私有品。男人从一夫一妻制中发现了生殖的秘密，认为男人在女人那里播下“种子”，就会有儿女。于是“父亲”的地位大大提高。这便是产生不平等和专制的“第一个细胞”，成为父亲的男人要求女人守贞操，以保证私产的有效传承。男人的骄傲和专制从此开始。

克里斯提尼（克里斯提尼改革）

制度上，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一家一姓的皇帝制度。郡县制取代了之前封建社会的分封制，中央集权从此开启。集权统治并不稀奇，非洲那些落后文明的部落首领莫不都是如此。但建立如此庞大的官僚体系，书同文，车共轨，修宫殿、筑长城…，这些大手笔都需要非常强的征税能力。的确是了不起的创举，可也是秦短命而亡的原因。

秦国崛起与商鞅变法密不可分。当时，管仲、李悝、赵烈侯、商鞅等掀起了一波改革大潮。同一时期的希腊，梭伦、克里斯提尼、伯利克利也在传递着改革的接力棒。

让我们看看东西方改革的异同。公园前雅典已处于内战的边缘，社会两极分化，还不起债的农民沦为了“六一农”：他们必须把六分之五的收成还给债主，逾期者将成为债主的努力。

新任执行官梭伦在雅典的中心广场，大声宣读了“解负令”。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解放，债契全部作废，“此法律的有效期为一百年”。顷刻间广场一片沸腾。

希腊获得了飞速发展，梭伦改革也成为人类对“人权”的首次确认。

商鞅在晋见秦王时，试探地谈及帝道、王道，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他于是提出了以强国之术为内容的霸道，秦孝公听得入迷，两人交流了三天三夜。封官后，商鞅为推行变法律令，他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树立在国都的南门之外：将此木移到南门者得十金。对这种举手之劳的厚赏，百姓只是围观，商鞅见状又再次加码说：“移木到北门者给五十金。”终于有人从之，并获赏五十金。商鞅此举并非首创，此前吴起就曾用过，目的是通过尽快到了老百姓的信任。

商鞅以及之后的韩非、李斯等法家崇尚“法、势、术”，“以法刑人、以势压人、以术驭人”。轻罪重罚，严刑峻法。

商鞅的郡县制打击了贵族和宗法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梭伦的改革同样虚弱了权贵阶层，可他与商鞅本质上则是南辕北辙，他促进的是民主而非集权。

张宏杰想说的是，梁启超、鲁迅他们批判的国民性，奴性、麻木…等“顺民性格”都来自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

特别是经过元朝蒙古人对汉人的暴力统治（大肆屠城），以及明清的进一步集权化，专制观念深入骨髓。宋之后的中国已然落后而不自知。

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史》一书中不仅讲了国民性与专制的关系，还分析了地理环境对这种民族性的影响。

希腊没有中国那样易于发展农业的两河流域（长江、黄河）。橄榄等经济作物和海运之便促进的是商业，他们与地中海周边的农业民族通过贸易获得粮食核算的多。而贸易促进城邦的形成，也让契约精神广泛传播。发达的海岸线也难以像中国那样，实施斩尽杀绝，株连九族的暴力。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从未寻求过所谓的“大统一”，专制也不是没有，斯巴达就是专制的，但毕竟最有影响力的是雅典。科技文化都不是来自斯巴达，而是来自雅典。

《觉醒年代》里，陈独秀那一代近代革命者对民主和科学的渴望，让人看得热血沸腾。改革开放到底解放了什么？居然能让这个古老文明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力，的确值得我们每一位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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