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在西大丨陈寅恪：百年一遇的国学大师-米儿火

九十年来，广西大学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西大今日的办学成就建立在无数先贤呕心沥血砌就的基业之上。广西大学在建校90周年之际，特推出“历史名人在西大”系列文章，介绍不同时期对西大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展现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者为西大发展进步所作的艰难探索。

陈寅恪：百年一遇的国学大师

笔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听一位在中山大学读书的乡友说：陈寅恪双目失明以后，做学问时叫他的学生兼助手查资料，能随口说出某某内容在某某书中的多少页。当时笔者听罢惊为天人。

可以这样说：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人物。他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可谓百年难见。尤其是他在国民党专制之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观点，更让人感知他的人格魅力。

没有一张文凭，却誉满天下

陈寅恪，字鹤寿，江西九江市修水县义宁客家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福建上杭，属于“官二代”，出身“文化贵族”世家。祖父陈宝箴，以举人的身份曾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为 “海内奇士”。他为政开明，是维新派的骨干，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笔者家乡全州有赵润生者（晚清名御史赵炳麟之父），中进士后以候补知县外放湖南，只因“性朴讷”，且囊中羞涩，故不为上司所喜，初放湖南，并无一差一委，直到务实的陈宝箴当巡抚，才补了个实职。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光绪十五年（1889 年）进士，为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平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喜与黄遵宪、杨锐、刘光第以及梁启超、熊希龄等人交往，本来在吏部做事，却不惯官场，三年后离职到湖北襄助父亲去了。1898 年，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陈宝箴和陈三立被革职，两人永不叙用。卢沟桥事变，八十五岁的陈三立忧国忧民，绝食绝药而亡。

因为出身书香世家，陈寅恪从小国学功底深厚，十二岁随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比他长九岁的周豫才即后来大名鼎鼎的鲁迅为同学。光绪三十年（1904 年）夏，陈寅恪回国，并与五哥隆恪同时考取了官费留日生，于是年秋再返弘文学院，同行者有李四光、林伯渠等人。

因患脚气病，四年后陈寅恪回国调养，病愈后留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就读国外一流学校。家境富裕的他，在学校却坚持省吃俭用，每天吃干面包，穿旧衣服，剩下的钱都用来买书。在国外十八年，会各种语言十多种（一说二十多种），却没有拿到一张文凭。他认为“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冒死逃离香港，结缘广西大学

有言道：宁当太平狗，不作战乱人。在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陈氏一家一时无法逃离险境，又不愿效力敌伪政权。于是，宁可穷愁潦倒，闲居在家。

陈寅恪一家从香港脱险到桂林，真是死后余生。

他在6月19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在香港的危迫情状：

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两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肉食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大学生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诱，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断绝，沪及广州湾也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得数百港元，遂买票到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以想见也。

信中所言陈璧君，为汪精卫夫人，时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香港沦陷之初，她与伪北京大学校长钱稻孙前往陈寅恪处，迫其出来做事。陈寅恪在床上说因生病，不能动。陈璧君厉声恫吓，而与陈有旧的钱稻孙则说“不要为难病人”。遂去。

同一日，陈寅恪又有信致朱家骅、叶企孙、傅斯年等友人补充写道：“弟于疾病劳顿九死一生之余，始于六月十八日携眷安抵桂林……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不起……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至四月忽奉骝先（即朱家骅）公密电，如死复生，感奋至极。”

脱离虎口，逃出狼窝，来到暂时安逸的桂林，陈寅恪心情豁然开朗。他在写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说：“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

时桂林为广西的省会，也是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此时，大量中央机构南迁，许多文化名人、学者、教授来桂林暂时栖身。中央研究院的物理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心理研究所都迁在桂林良丰。三位所长又都是陈寅恪的好友。其中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与陈是日本弘文学院的老同学，当时兼广西大学教授，是他经得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的同意，推荐陈寅恪留在广西大学任教一年，以解决生计，同时清华大学仍聘陈为中文、历史两系教授（也有书说杭立武与李四光分别同时推荐）。

广西大学能有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前来任教，已是求之不得的事，而陈寅恪却是迫不得已。尽管他给傅斯年的信中，曾有“重返故国，精神一振，扶病就道，直抵桂林”的豪言，但因为他所工作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此时已迁去四川省宜宾的李庄，交通很是不便，虽然他很想去李庄，李庄的朋友也在翘首盼望，只是陈寅恪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于是，原本拟继续上路去四川的陈寅恪，因身体原因，就以清华大学教授的名义，受聘于广西大学，任教一年，每周讲课三小时。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和广西大学两家合出，只是月薪不多。

陈寅恪初到桂林时，朱家骅电示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专程派汽车把陈氏一家接到所里暂住。历经千难万险，死里逃生的陈家，自是百感交集。多年之后，陈流求有文章回忆：“抵达物理研究所时，天色已全黑，丁伯伯让我们住进他的宿舍里，紧接着研究所的伯伯、伯母们来热情问候，真像回到老家一样。环顾四周，虽是茅草房顶，竹篱夹墙，但是人情温暖，父母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也有书说陈寅恪初到良丰，原想租房居住。但在此期间由于良丰因避难的人口骤增，一时租房不易，他只好住在旅馆，等待广西大学送来与中英庚款会约定之聘书，且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因陈寅恪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老友丁西林得知陈寅恪逃难来到桂林，一家困居旅馆，既花钱又休息不好时，便派人将陈一家接到良丰，把自己在雁山半山腰的住房腾出一半即两间，让陈寅恪一家居住，一住就是半年。一次大风袭来，一家人眼睁睁看着茅草顶的厨房围墙被风吹倒，无可奈何。陈寅恪常伏案看书写作，所谓的“案”，就是一口大箱子，坐的是一个小木凳，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半年后才迁到广西大学校园里的“半山小筑”宿舍。

对于陈寅恪这样蜚声国内外的名教授，希望聘请他的人当然很多。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拟聘陈寅恪入川讲学。此时刚脱离险境的陈寅恪来说，因家人身体虚弱，惊魂未定，如再度劳顿，长途颠簸，实在吃不消。为此，只好致函恳辞。此外，他还收到中央研究院聘请他为专任研究员的聘书，陈也以同样理由没有答应。

陈寅恪在桂林应不算孤独，新朋旧友时常来看望他。心理研究所所长唐钺，平时与陈寅恪评点天下大事，纵论时局变化。陈寅恪虽然不是闻一多先生那样的斗士，但他所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决定了他对时局不能置之身外，使自己能对战事做出清醒的判断。同时，信奉佛教的盛成是章太炎、欧阳竟无的学生，从海外学成归来，也在广西大学任教。他读的第一本佛教著作是《大乘起信论》，由于陈寅恪读过梵文原版本，故有请教。针对盛成的老师欧阳竟无认为是伪书的看法，陈认为欧阳的看法是“武断”。盛成到了耄耋之年，都没有忘记这句话。

李四光时更是常来看他。他俩可以说是无话不谈，包括学术、生活。友人不时来探望，使陈一家从惊恐悲凉中，感受到了温暖，心情也要比他携眷逃离香港途中和抵桂之初要好得多。

陈寅恪在西大教书期间，牛津大学派出该校老师修中诚（1883—1956）来桂林专访他。陈寅恪在桂林与他切磋学问一个月，谈得很投机。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形成了一个宏大的“五年计划”，即集中一批国内学术功底浓厚、外文水平高的优秀学者，用五六年时间，将新、旧《唐书》，以比较形式译为英文；编写出一套三卷约一千五百页、附有地图及索引的英文版的中国历史书等。这个计划曾在1944 年 9 月由修中诚向牛津大学提出。

修中诚对陈寅恪很是佩服，离开桂林后写给牛津大学校长的信中说：

……我们研究中古前期是一个特别困难的年代，西方汉学家对这个时代知之甚少，而陈教授是研究这一时代的大师。我发现，他不但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教师，他很快可以看出一个人研究的途径和真正的问题所在，我亦发现，他用英语陈述他的观点和进行讨论，如同他用中文一样好。再者，他尖锐的批判能力和令人喜悦的幽默感，使得所有的讨论生色不少。因此，对我来说，他不但是一个专家学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导师……

在桂林时，一生嗜书成癖的陈寅恪，虽然常埋怨此地藏书太少，平时则常到广西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在所借书的借阅卡上，常常见到一个“黄现璠”的名字，深为惊讶，以为西大也有与他好学同道之人，诚出意料之外。恰巧，黄教授著有《唐代社会概略》一书，其后，陈寅恪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书，说明两人治学精神与治学态度有相通之处。这黄现璠教授，是陈寅恪好友陈垣先生的门人，师从陈垣治考据学，后留学日本。陈寅恪教授从香港来广西大学任教授时，黄教授则刚从广西大学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两人失之交臂，虽无缘相见，也留下一段佳话。

1942 年 8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呈准行政院，颁布了《部聘教授办法》。依据条件，在全国各地大学推荐的教授中，经过严格的评议，公布了第一批部聘教授名单，共三十名（一说十六名），陈寅恪列第一名。对名列第一，陈并不在意，他早就说过：“虚名并非吾生志”。

陈寅恪一家在雁山

对陈寅恪在西大的讲学，有关记载不多，只有姚平方先生有文记之较详。

《中国之友》副总编姚平方，1942 年考入广西大学法律系。他回忆道，当时有上千名学者、教授、作家在桂林工作和生活，雁山的西大更是名师云集，陶大镛、千家驹……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其中最令他印象最深的，当数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他进入西大法律系的同年秋天，陈寅恪以部聘教授名义，为政法系三年级的学生每周上一个下午的唐代政治史。由于教室相邻，都在碧云水榭，近水楼台先得月，姚便经常跑去蹭课。

在他的印象中，陈寅恪身体瘦弱，常穿一身灰布长衫，带银边近视眼镜，足踏布鞋，看似一个乡村教师。陈寅恪讲课的方法是先将讲授的内容写在黑板上，主要为《资治通鉴》、新旧《唐书》的引文，然后讲解自己的学术观点。每一堂课都相当于专题的学术讲座。先生讲到口渴时，喝上一口自带的白开水；讲到诙谐幽默的地方时，台下笑声一片，课堂气氛活跃，师生感情融洽。

近读姚平方先生《陈寅恪先生在广西大学》一文，他从陈师母唐筼女士的诗写起，让我们从中可以窥见陈寅恪一家在雁山生活的一斑。特详录如下：

唐筼女士在《忆故乡》两首并序云：“寅恪任教广西大学一年，前半岁居良丰山中，后半岁迁入校内宿舍，即半山小筑。”所谓山中，是指良丰镇的雁山，西大的校舍即在那里……陈寅恪 1942 年 5 月 5 日由香港日寇统治下脱险，取道广州湾回内地，于 7 月 5 日到达桂林良丰。原来准备继续前往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但因西大当局闻讯，力加挽留，送来与中英庚款会约定之聘书，先生遂以部聘教授名义在西大讲学，他们一家便迁入靠近雁山之西大教授宿舍中。当时西大的校舍，法商学院在西林公园内，理工学院在园外公路旁。那时有较大的建筑物，有新建的西大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疑是地质研究所——笔者注）的三层大楼，所长李四光先生是陈先生的挚友，李先生力荐他来西大教书。物理所人员的宿舍与西大理工学院教授的宿舍，均建于公路旁的松树林中，那里浓荫密布，郁郁葱葱，经常来空袭的日本飞机是很难发现目标的。

唐筼女士《忆良丰山居》诗云：“屋对青葱半岭松，云峰遥望几千重”“鹁鸪声缓随风远，踯躅花开满谷红”，是写当时的实景。在背后的山谷里，一到暮春三月，即开遍野生的杜鹃花（一名踯躅花，俗名映山红），漫山遍野，满谷通红。西大学生每结伴同游，赏玩这难得的野趣山光。因为地处郊野，春天的鹁鸪声声啼叫，随着暖风吹过，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猜想陈先生一家也常来到此赏花听鸟，因而有此深刻感受……

陈先生在此住了几个月后，在秋季开学时，便搬到西林公园内的半山小筑了。唐筼女士有《忆半山小筑》诗云：“半山有屋两三椽，邻近桃源傍水边。洞口干云红豆树，湖心倒影彩灯船。群鸡啄食竹篱下，稚女读书木榻前。此是雁山幽胜景，名园回首已风烟。”红豆院即教职员宿舍，家各一室，陈先生就住在红豆院，距相思洞（即桃源洞）只有数十米。此洞宽广深邃，一头通红豆院，一头通校长办公室和教务处。那里是一座精巧华美的两层红楼。洞下有水通相思河，河水清澈，晶莹见底，这是雁山最幽胜的地方。桃源洞是一个天然的防空洞，两头都可以躲警报，中间可容千人。陈先生一家住在红豆院，躲警报十分方便。

我们每次躲警报，都会见到陈先生和陈师母。陈先生常穿一灰布长衫，戴银边近视眼镜，足踏布鞋。陈师母则家庭妇女装束，朴素大方。她为陈先生携带一个布袋，内装线装古书数册，以备在洞里阅读。是年先生五十三岁，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但是视力尚可。先生是不肯放过每分钟的宝贵时间的，他们带有小板凳，如警报时间稍长，就在洞里看起书来。我们同学也有携书躲警报，以打发那无聊的时间。如果同学们知道陈先生是世界知名的大学者，学贯中西，淹通古今，精通十几国文字，是随时可以向他请教的。因为近在咫尺，而且有充分的时间。可惜我当时是法律系一年级的学生，虽知先生的大名，也旁听过他的课，却提不出任何一个问题，实在是失之交臂。

陈师母的诗中说“洞口干云红豆树，湖心倒影彩灯船”，其中湖心倒影是指公园里的碧云湖，湖宽广十余亩，与相思河相通，湖水清莹，波光潋滟。湖上建有水阁和曲榭长廊，风景宜人。水阁上有四间教室，陈先生任教的政治系三年级教室在靠北的一间，我的法一教室与政三为邻，有此天然优势，所以我每周都能旁听陈先生讲授的《唐代政治史》，其内容与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基本相同，但有更为丰富的例证。

如今雁山园校址正门。

公子楼。（著名华人靳羽西出生地）

雁山村附近的良丰圩，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圩镇，圩边有一条小河，给周围的农田提供丰富的水源。那里每三天有一次圩日，村人互相交易，食物用品皆有。我也曾与同学们去过赶圩，那里新鲜的瓜果蔬菜和鲜鱼鲜肉，样样齐备，价也低廉，西大的教授和夫人们常常去那里买菜。陈师母在诗中记述：“暇时赴村圩，新月相偕归。归来童稚喜，柿脆鲫鱼肥。灯下课女读，夜凉添薄衣。地僻炊烟少，绕屋唯松林。”一种怡然的天伦之乐，跃然纸上。这里说的稚女，是指陈先生之女流求，是年十三岁。

那时教授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即使是像陈寅恪那样的特级教授，其物质生活也已降到城市贫民的水平。陈先生在《挽张荫麟二首》的第二首，比较详细地诉说了生活的苦况，并对发国难财的奸商和贪官污吏的不满：“大卖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损躯。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张荫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著名的历史学家，英年早逝，一向温文尔雅的陈先生也不能不大声疾呼了。（见《广西大学校友》2005 年第一期）

在陈寅恪先生逃难到桂林不久，又面临生计艰难：广西大学给他的月薪才八九百元，而他一家的开支则要三千元左右。陈氏除了教书、做学问，又生财无道。为了生计，他们便卖衣、物来补贴家用，还辞去了女佣。他一改埋头做学问的习惯，去干些扫地、提水、劈柴之类的杂事。他在信中透露：“内子则终日做菜煮饭，小孩子不入学而作丫头。但不到数日，弟与内子心脏病俱发，结果服药打针用去千余元……薪金不足以敷日用，又无积蓄及其他收入可以补贴，且身病家口多，过俭则死亡也”。过去他对最高当局不以为然，如今他却对民不聊生有了更切身的感受了。

忧国忧民忧自己，抗战前途何在？百姓生计何在？一家的生计如何解决？陈寅恪不能不考虑。然而，1943 年初，竟有一班文人筹划向蒋介石敬献九鼎。此事由陈寅恪的好友朱家骅发起，“中央大学”党部等单位策应。朱家骅知道陈寅恪的声望，竭力想拉陈参与献鼎之事，以增加分量。可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为之奋斗一生的陈寅恪，绝不攀附权贵，更何况自己对蒋没有什么好印象，拒不参与，还作诗加以讽刺。

桂林虽然山清水秀，但随着前线战局的变化，也时遭日寇飞机袭击。广西大学虽然是在雁山，也受到轰炸。1943 年 3 月 13 日，日本飞机八架，在桂林南郊扫射西大开往良丰的交通车，导致死伤十五人。死伤者中，其中七人是西大的学生和员工。

相思江虹桥。

三个月后的 6 月 30 日，陈寅恪应临时设在广东坪石的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之请，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前往讲学。一周时间内，陈以魏晋南北朝史为核心，讲了五个专题，即：“五胡问题”“魏晋南北朝读书方法之‘合本事注’”“清谈问题”“南朝民族与文化”“宇文泰及唐朝种族问题”，每天讲一个，他如以往讲课一样，旁征博引，层层深入，吸引了不少研究所以外的师生。

他从坪石回到桂林不久，因日军调集兵力，向长沙、桂林等军事要地逼近，陈寅恪一家又不得不加入逃难行列，一家吃尽苦头，经黔入川，至年底到达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