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说：一顶“大师”的帽子已经让他不得安生，何况他有三顶大帽子：“国学大师”、“国宝”和“学界泰斗”，临终前他反复叮嘱身边工作人员，千万不要冠之以“国宝”“大师”之类的称号。

直到晚年，季老还在《病榻杂记》“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北大新闻网发布消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遵先生遗愿，标题里没有“大师”“泰斗”之类的称谓。

季老的学术助手王岳川教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采访时说：季羡林先生是东方学大师，不是国学大师。所谓国学，是中国的经史子集研究。季先生不研究这个领域，他研究的是印度学，是佛经翻译和佛教语言学等。

季先生为何讨厌“国学大师”“学术泰斗”之类的称谓？季先生何以会热？

时任《炎黄春秋》副总编辑，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庆全先生分析说，是时代需要一个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文化符号。

九十年代之前，在各类学术会议上，季先生的头衔就是“北京大学教授”。因为那时，学术没有被娱乐化，学者没有被“明星化”，根本不需要去树立类似“大师”这样的文化符号。

90年代以后，功利浮躁滋生暗涨，学界开始被注入功利，有识之士开始发出呼喊，复兴国学，拯救传统文化。公众甚至官方都认可了一种观点，即大师的出现是好事，至少公众有了仰视的目标。于是，从沈从文到钱钟书，“大师”开始在官媒走俏。

但是这一时期的季老却不以为然，他自己写道：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学者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到了21世纪，学术娱乐化，学者明星化之风愈刮愈烈，公众对大师的呼唤愈加迫切。

季老回忆说：约摸十几二十年前，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主题是谈国学。主席台上安排了五位教授，他被安排第一个发言，至于说了什么，早就不记得了。

但是新闻随即就出来了，一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引起关注，那是一位资深记者的文章，他是季老的北大校友，文章发表后，五位教授都被称为“国学大师”。

季老说，他们是研究国学的，他们的国学基础都比自己强得多。“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感受，但我‘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提起“国学大师”，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岂不是厌弃至极？

季老真的没有国学基础吗？

季老说：他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这是必然的，并且他对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这也是事实。那个时候的学生要说没有一点国学基础，是没人相信的。

但是他压根就没有想成为一个国学家的想法，所以他并没对国学“下过死功夫”。

他认为，像他那样国学水平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称他为国学大师，“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季老的学术贡献为何与国学无关，却能卓然不群？

北大新闻网盖棺定论的文字，这样描述季先生：

“他驰骋于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众多学术领域，留下了《沙恭达罗》以及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译著；他的24卷本《季羡林文集》，不仅体现了他学贯中西、汇通古今的才能，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和精神追求的反映。季先生为人平和，其人格魅力堪称当代楷模。”

季老的弟子，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说，他从一开始就没选学与汉学有关的课程，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学习和研究上。

从资料上看得出来，季老的学术领域极为冷僻，这与他早年的学风有关。

老子在欧洲，自来走红运。为何季老的博士论文却与老子无关？

1935年在德国留学时，季老觉得，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喜欢以身为中国人这一优势，来做关于中国方面的选题，这样的论文容易过关。

因为你跟西方人讨论西哲，那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而德国人喜欢老庄思想却一知半解，若选做老子、庄子、孔子相关的论文，博士学位也容易通过。

他自己也说，老子在欧洲，自来走红运。德国被誉为“哲学的国度”，作为留德学生，他为何绕开老子、庄子，而走向冷门？

他认为那样的学风是投机取巧，他说：不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在国外炫耀老庄，回到国内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唬人。季老不喜欢那样的学风。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主线是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语研究则是耀眼明珠

在整个留德和以后的在德国工作期间，他发表在德国权威刊物上的论文，没有一篇讨论中国“国学”，全是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

此后，他离开德国，谢绝英国剑桥大学，回到中国，胡适支持他创建东方语言学系并任系主任，直至晚年躺在病榻上，他的关注点始终没离开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

所以，季老终身所研究的都是常人所不知的领域，从业人员也极少，比如吐火罗语，目前全世界能够释读吐火罗语的学者不超过10个。

吐火罗语是上个世纪初在中国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一种中亚死语言，最先发现者是英国人，地点是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的古城，以及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此后德国、法国等专家探险人员相继有所发现和研究。

吐火罗语对汉语也产生过影响，直到今天，所说的“狮子”“佛”“沙门”“昆仑”等，都是吐火罗语。但目前全世界能够释读吐火罗语的学者不超过10个，而中国，只有季老一人。

尽管他不愿接受“大师”的称号，但他没法拒绝世人对他的敬重。站在学术巅峰的人，理应为学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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