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学大师”中，我不大喜欢钱穆。除了对他著作不大感冒之外（尤其是他中年之后的作品真令人皱眉），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一辈子讲“道德”，讲“伦理”，讲“纲常”，可他生平很多言行，是与之背道而驰的。从这一点看，他显得有点“道貌岸然”。

钱穆：形象“共识”

李敖生前，曾经痛骂钱穆，甚至在钱穆去世的次日，就公然发文挞伐。他的主要意思是，钱穆这个人，学问“不过乃尔”，更严重的是言行不一，与其标榜的“道德家”人设不合。他批评说，钱穆连当史学家都还不够格，偏还要做什么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熹自居，简直是个“大笑话”！（见李敖《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一文）。

李敖这些话，固然是刻薄了点，可在我看来，也未必都是空穴来风的人身攻击，李敖的针砭都是一五一十，有根有据的。日后钱穆的儿子钱行先生气不过，在网上批驳李敖是哗众取宠，还暗搓搓骂人家粗话，但具体的意见却拿不大出来，明显占了下风，又失了风度。

钱穆先生一辈子，都是比较纯粹的“书生”，所以勤于著作。他是不顾家的，只是埋头读书写文章。据说，他出版书籍达90本以上，著述得等好几个身了，论数量晚近儒林中人估计只有范曾大师可以比拟。一代“博学宏儒”，当然不能说学问不好。

钱穆唯一在世的儿子钱行老先生，网名“毕明迩”，是个很温厚的老人

这个责难饶是谁都不敢轻下的：如果说具有标杆性意义的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学问都差了，那整个民国时代还剩几人“够格”的？虽说1940年以后学术主流共同体都很排斥他，不仅胡适力阻他当“院士”，傅斯年更是一心要赶他出北京学术界，北大复员是所有昆明同事都收到了邀请他们回转北平的信函，惟有钱穆不在其列，导致钱穆只能流落到家乡无锡私立小学校江南大学任教。傅斯年甚至还公开放话，“钱某人的书一个字都不看”。当然，这些“驱钱”举动，完全可以理解为学术观点的异趣——虽然还是不能解释：傅斯年不赞同的观点多了去了，何以只阻击他钱宾四一人？

依我看，客观一点的评价，应该是：钱穆的学术地位和著作水准，让世人高估了。我从不隐晦我的看法，我觉得钱穆的学术，总体上是让后人高看的。认真说来，钱穆最厉害的是考证，用功最深的是先秦两汉历史以及清代学术史，这两方面的著作确实可观，说是传世经典亦不为过。但是，除此之外的各种领域，他虽然也是呶呶不休，但确实不免显得外行。比如谈考古，谈欧洲制度等等，显然就离题万里。

早期的新亚书院

更著名的一些“考证论点”，像论证孙膑写的《孙子兵法》，否认中国封建社会存在阶级什么的，简直石破天惊逗人玩，那是更让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的谜之操作。以我的阅读体会，两汉之前的重要典籍，钱穆读的很熟，再往下则未必。大抵而言，他算是先秦史专家，这是他的看门功夫，其余“玩票”性质多一点。这一点和当今大佬许倬云先生有点类似。许先生本质上是西周史专家，此外“管理学”啥的就容易露怯。孔子说君子要“慎于言”，因为多言必失，这是对的。

插个感慨，钱穆一生娶妻三位，所遇真的都是“良妇”，很能容忍他。比如我上午翻看民国著名明星凤子女士的书，她就无法忍受这样的学者丈夫：她第一段婚姻嫁的人是孙毓棠，也是大学者一个，还风度翩翩器宇不凡，可就是太沉迷于学问了，据凤子控诉“他为了要做研究工作，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希望我最好一天都不回家”，凤子受不了，最终只得协议离婚收场。（见凤子《在舞台上 在人世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舞台上的凤子

即便是林徽因这样世人称颂的“贤妻良母”典范，对于操持家务也是有很多抱怨的，对丈夫梁思成也有不少怨辞，可见于她给“闺蜜”费慰梅的私人书信里。

其实，作为史家，更要命的是，钱穆的史识也不见得高明。这是钱穆学术最麻烦的要点。因为按晚近以来的共识：史学家的识见可比学问本身要“高级”得多，这也是为何民国以来赵翼的史家地位要超过王鸣盛们的原因所在。

钱穆入读的常州中学

甚至刻薄一点说，钱穆的史识，还局限在苏州高级中学教师的水准。他搞考证擅长，也主要是因为他有着中学教师职业素养所带来的细致与谨慎，这是将一种针线绵密的基础功夫，发挥到了极致。此外，他经常一本正经一议“论”，就常会让人发笑。胡适曾是力推他登上北大讲坛的“幕后大boss”，后来就对他很失望。这种失望，不是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对他史识段位的失望。钱穆虽说是吕思勉的学生，但他的学术色彩，可比吕还“旧”得多。

如果学术思想境地有分段，那钱穆似乎还是乾嘉时代中人。他自己教出来的早期学生就“吐槽”很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颇不以恩师为然。张中行是他在北大执教时期的学生，晚年还专门写过一篇题为《关于吾师》的“小作文”，不客气数落钱穆史学上的看法，觉得他天真幼稚到经常“令人大吃一惊”。（见《张中行近作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已故著名散文家张中行

这一点，另一位学界大佬夏鼐，这位当年钱穆在清华兼课的学生，就揭示得更到位了。翻看《夏鼐日记》，他是这么说的，“宾四先生用力颇勤，时有创获，但亦多偏宕之处，最大的缺点在于未受过科学训练，时有不合logic［逻辑］之言论，令读者发生不快之感”云云。这段是夏鼐私下的意见，但也更加真实，可说将钱先生“务为高论”但“漏洞频出”的实情说得更真切了。

夏鼐的这个批评，我以为是可以切中钱穆学术命门的。那就是：没受过什么“（现代）科学训练”，所以路子比较野。笼统而言，钱穆大体有两大问题：一，是他没上过正经的学，现代知识贫乏，外语也不通，西学方面的积累几乎为0，所以这也导致他的学术观点非常偏执：凡是中国传统的就是好的，凡是西来学说都是有害的，至少是可疑的。虽然生在1895年，但他的头脑，还是韩愈时代的“夷夏之防”观；二，由于“国学家”通常好为人师，中年以后的钱穆已然无锡“方遯翁”附身，自我定位悄然从“学术人”转而为“道学家”，谭学重心则由考文论艺远溯博索变而为世道人心三纲五常，所写文章所出著作几乎无一不是絮絮叨叨一堆车轱辘话，老生常谈，不堪卒读。老实说，钱穆可看的书其实就那么几本。

暌隔40年后全家再聚首

“温情和敬意”，这是钱穆先生最为后人称道的治学理念。但我觉得，这恰恰是钱先生学术最大病症来源。道理很简单，历史学者治学，是应该靠事实研究历史，而非用哲学研究历史，这是常识。用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总想着保卫“温情和敬意”，其研究结果，必然与历史的真实性无关。这是态度、立场先行，甚至是结论先行，怎么会是好的方法和理念呢？

更为重要的是，钱穆的平生行事，确实有许多费解处，可供“打假”。钱穆一生倡导“言行合一”，自诩“君子不欺暗室”，晚年给子女写信也认为这是自己的亮点。可实际真是如此吗？我深表怀疑。

钱穆与小34岁的前学生胡美琦女士结婚

比如，他自矜是儒学传统下的知识分子，最强调人格独立，但实际似乎另有盘算，“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说不上多“纯一”。不说晚年所居“素书楼”是有权者的赠送，他实则有依附性质嫌疑，从而备受社会诟病之外，早先的一些言行也早有迹可循。比如抗战时期，他反复宣传中国传统政治非专裁而是民主，似乎就是别有用心的，当时就遭到了胡绳王亚南等学者的强烈批评。胡绳更是明确地说，钱穆的这一主张，目的在于攀龙附凤，即为彼时的当轴者歌功颂德。从晚年的出处进退对照来看，并非全无道理。

在比如，他重视家庭与人伦，认为“中国社会最看重家庭，且一定要讲个孝道”，认为一旦这个伦理框架破坏了，等于彻底失去了“一个中国人的情味”，也就是退而为禽兽。但是当他面对人生最重大的选择时，又是如何做的呢？苛刻地说，是抛妻弃子丢母。对于留在苏州的三子二女一妻，也没有尽到应该有为夫为父为子的职责。他的原配张一贯女士，出身名门，可永远都是沉默的存在，钱穆写书几千万字，何曾提到这位为他抚育子女、外包尽孝的女子？钱穆对侄子钱伟长是很用心的，对亲生子女则基本不管不顾。

遗留下的一家

而且，流落在外三五年后，他就选择了再婚，不知此时心中是如何安置老妻幼子们的？而且，他的结婚对象，还是自己的嫡传女学生，这样的师生恋组合，放在中国传统“人伦”观里可有什么解释，又真的符合他一贯宣扬的“君子之道”么？这应该是找不到任何理据的。也所以，当他对外宣称要迎娶小自己34岁的女学生胡美琦女士时，周围的师生友好们，譬如牟宗三都是明确反对的，理由就是悖于“人伦”，不合“道德”。这方面，钱穆自己也未曾有过比较合理的说辞，回忆录中只是含糊其辞。我想，他是找不到的。

后人中唯一从文的钱婉约教授

再比如，他作为道德家，开口张嘴都是世道人心，娓娓而谈尽是拯溺救危，栩栩然以“天下师”自命，使命感不可谓不强，教出的“桃李”也不可谓不茂盛，但道学家的问题，往往都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就是说，表面上，他们似乎可以靠道德说辞说服全天下人，但其实是连自己家人里都教育不好的。钱穆离开大陆时，三个儿子都在上大学的年纪，可当时没一个相信他的那一套。1950年，他写信回家，想跟儿子们交流，三个儿子全无理会，还“回敬”了一套不逊之辞，说起来也是颇为滑稽。这也难怪，当初王阳明光芒万丈，门下理学家弟子满天下，可就是没办法对家里人有什么影响。王明阳身后，家族一地鸡毛：族人争产，妻妾内讧，远比一般平民家庭不堪，要不是有门生插手，幼子寡妻都差点惨遭自家人毒手。

影视化的王阳明

实际上，1961年之后，钱穆主持的新亚书院本身，也基本上处在“内讧”状态。也正是由于内部人事纷争，最终钱穆出局，从此远离自己一手创办的书院，这是目前大量研究材料可知的。在当时，一起共患难数十年的徐复观、唐君毅诸位“大哲”已经对钱穆很不满，关系微妙，尤其是唐君毅，已经和钱穆闹到了眉南面北的地步。上个月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里，宋淇就是把钱穆的“丑态”以幸灾乐祸的口吻一一描述给钱锺书知道的。

再比如，钱穆对西方文化成见很深，认为西人是物质主义的，终是人类的歧途，而“今日中国大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西化云云，这态度够坚决了吧？但是，他后来办新亚书院，背后的最大金主却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雅礼协会”。日后新亚求援的资金，也都是来自西方：美国亚洲基金会、哈佛燕京学社、英国文化协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而且，据钱锺书回忆，他当年准备投考留英时，作为亲戚的钱穆就是很支持的，还说“一定要考上，出洋镀金后大家自会另眼看待”云云，数十年后钱锺书还把这当笑话说给社科院同事听。

一代大儒，晚年寂寞

很显然，钱锺书是不大看得上这位无锡本家前辈的。傅斯年看不上，胡适看不上，李敖也看不上，无知无畏小人物如我，说句大实话，别说我狂，也是有点看不上的，至少没那么口服心服。尽管，他的书我还是会常读，会选择性地常翻。上过几年学，不用“善意提醒”，那“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道理我还是懂的，这里只是和大家胡乱唠嗑而已，得罪得罪，莫怪莫怪。

2024.6.9晚，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