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谈古论今的赵士林教授，目前是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这是赵士林的职业“官衔”，而他享誉于世的是思辨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省悟。谈起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讲座上他总结了三点，都是正能量的面向。

在随后的专访中，他也谈到中国人文化性格的负面缺失，如鲁迅批判的“国民性”和柏杨所撰《丑陋的中国人》，打分的话总体上五五开。他格外强调信仰可以统一，但思想不能统一，思想要允许讨论。公德可以统一，但私德应该多元。这是整个访谈的核心要旨，也是赵士林治学生涯的精华所在。

剖析中国人文化性格

在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1029咖啡馆，当赵士林最后收尾的话一出口，听众席上就响起热烈掌声。随后坐在前排的一位听众充满激情地说，当初刚听到赵教授要开讲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心里还真捏了一把汗，因为这题目不好讲，很容易讲得大而无当，怕讲砸了。没想到赵教授讲得这么好，十分精彩。

这位听众确实说到点子上了，中国传统文化上下五千年，浓缩在一两个小时，聚焦在国人文化性格，时空跨度大，的确不好把握。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赵士林就是这样取了儒家一瓢，从为人处世谈起，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不玩概念。在事例中不乏经典，程颐的《论语》心得，陆九渊的为人之道，都援引无痕。

一幅吴道子的孔子像，形象地刻画了殷人后裔孔子“血统高贵出身低贱”的经历。及笄之年有志于学，赵士林就这样谈到如何克服先天不足，成就一番事业。延及有教无类，众生平等，形成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主体操守，也是五千年文明不绝如缕的精神基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为人处世的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赵士林特别提到千禧年时，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将此作为总部原则。

对传统赵士林并非照单全收，认为应一分为二，农耕社会有好有坏，不能等而论之。儒家讲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只羡鸳鸯不羡仙。但如果把持不住，就很容易沦为消极，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此赵士林说，下学而上达，大丈夫做不了，可以做君子，有可为也有可不为。

总体而言，赵士林归纳中国文化有三个优点：第一是乐观，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第二是多情，本体存在，名利都是工具，有情感的满足感，如李白所言，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第三是缘分，百年修得同舟渡，体现人际温暖。

孝文化碰撞思想火花

在有关中国人文化性格的讲座上，中途还出现一个插曲，引起争议正是赵士林演讲获得反响的效果。

当时赵士林提到孝文化，认为立爱自亲始，儒家讲孝是爱之始，父母与子女亲情天经地义。推己及人，正如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到佛教六亲不认，对此赵士林并不认同。他说《孝经》是十三经之一，讲究堂中二老便是佛。

讲座其间有一女士提问，认为中国家庭举世独特，讲孝道就是“道德绑架”。对此赵士林认为需要从经验归纳与逻辑分析的角度考虑，人有文化，有自觉的精神反思能力，应该对给予生命者感恩，此乃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对孝道的非议，如被曹操所杀的孔融，如“五四”对礼教束缚的批判，吴虞就是通过批判孝来打到孔家店。不过赵士林认为，都不能从根本上颠倒孝，如果把孝当成政治手段，是要批判的。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际上是相对主义的各司其职，不是后来被固化的教条。

中国首个美学博士

出生成长在吉林长春的赵士林，打小嗜书如命，却是寒门子弟，父亲是老工人，母亲目不识丁。爱学是他的天性，邻居家有书就借来看，这样培养了鉴赏能力和笔头功夫，小学三年级就帮人写信。

“文革”爆发那年赵士林上初一，在家门口插队两年后，进长春水泵厂一干8年。那时要坐一趟火车上班，翻砂练体力活，跟一千度铁水摽劲儿，身上现在还落着烫伤疤痕。本来是蓝色工作服，都变成了黑色。赵士林戏称，干这种活都找不着对象。

无论在农村还是工厂，赵士林都不废学业，克服困难读了不少大部头的书，包括郑振铎的插图版中国文学史等。

恢复高考后，赵士林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此后一发不可收拾，研究生考入北京大学，导师是朱光潜。博士生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导师是李泽厚，成为中国第一位美学博士，开启美学高端教育先河。当时全国只有两个名额，最后只录取赵士林一人，主攻西方美学。

虽然主业是研究西方美学，不过赵士林对东方美学也造诣颇深，如道教提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讲“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他讲起都娓娓道来。对中国美学赵士林有自己的解释，通过古典诗词和文献的概括描述，得出中国文化是实用型的艺术文化，而非科学文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是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例如周敦颐“可远观而勿近玩”，苏东坡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再如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描绘的都是这种意境。大地山川，日月星辰，距离产生美。

从思想史到宗教哲学

上大学时，赵士林偏重文艺理论。读博后受到李泽厚影响，在思想史领域进行探讨。哲学美学是李泽厚先生研究范畴的一个面向，而他的《近代思想史论》和与刘再复有关“告别革命”的讨论，社会影响更大一些。赵士林也先后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如《中国社会为什么出现全方位底线危机》和《中华民族尚未完成的精神突破》等。

1988年博士毕业后，赵士林曾在文化部工作，日本访学回来，从国家图书馆转到中央民族大学至今。在该校哲学与宗教研究学院执教，从文化和哲学角度研究宗教。

正是在中央民族大学期间，作为“九八五计划”重点项目，赵士林主编过《基督教在中国》，这是一部总览中国基督教变迁历程的力作。

中国的宗教与世界宗教有共性，也有特性。赵士林认为，中国的宗教往往与民族问题连在一起，与民族学是一体两面。中国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多少与中国人的功利习性有关，信仰上非常实际和宽泛，不认死理，讲究投入产出，灵则信，不灵就不信了。

熟悉宗教理论的赵士林对宗教事务也不陌生，去过不少地区，体验调查当地宗教状况，对中国宗教某些现状颇有微词。他批评宗教也有行政级别的做法，认为出家人共姓释，应该六根清净，以禅清心，佛家五层教法，五心成佛。

中国文化深度开掘

经济发展后，软实力跟上才能延续经济发展，否则前功尽弃。对此赵士林有深刻认识，而且身体力行，做了很多事情。既做到点的深入，也顾及面的普及，参加教育部网络化教学视频课程，推出《中国文化20讲》和《美学10讲》，在此系统中只有他开两门，且在哲学历史类排名第一。

要有“大文化”观念，这是赵士林刻意强调的。他说自古中国文化有兼容并蓄特点，使数千年中国社会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这种缓冲作用避免过于刚性。比如“三纲五常”，以往视为儒家内容，实际上是法家韩非子原话，所以儒家经典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合成。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儒法互用，而法家提倡的法制精神，暗含了人人平等理念。刘邦开国后出现的“文景之治”，以道教为主，取消农业税以利稼穑。汉武帝拓边扩疆，但晚年检视黩武下“罪己诏”。以上是赵士林阅史心得，从中也看出他褒贬取舍的思路。

自由是个人说了算，法制是大家说了算。中国以前本来存在一套价值体系，赵士林称为“民间价值观”，像公权与私权、公德与私德，分得较清楚。但后来都遭到冲击，尤其“文革”时代登峰造极，公德私德与公权私权混淆不清了。赵士林认为，应给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名，明确这些观念与普世价值对应之处，莫把两者对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有过思想开放的讨论，赵士林认为现在面临第二次精神突破。他特别提出不能有三个后退，第一不能从孔子后退，正惟如此，才使《易经》从与鬼打交道，转为与人打交道；而中华民族则实现了从神到人的突破。第二不能从“五四”后退，偏激可以矫正，其实胡适、李大钊和陈独秀等都没有完全否定孔子，保持传统与现代双向运作。第三不能从改革后退，不能回到毛时代，那样做没有出路。

国学热中的冷思考

近些年来，在相当范围内掀起“国学热”，至今仍在升温。作为文化学者与国学专家，赵士林保持冷静态度，从宏观和历史角度审视，带有他一贯秉持的批判精神。

对“国学热”有不同看法，并不意味轻忽国学本身，反而是出于维护国学正统地位和基本价值，避免被商业消费或过度庸俗化。如一度有人打出“新儒学”旗号，标榜“亚洲四小龙”是“新儒学”在东亚经济圈的体现。对此赵士林表示是对儒学的曲解，是生搬硬套。李光耀本人都不承认这种说法，而认为是通过制度层面的现代契约和法制。于此赵士林还援引了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针对性地注解“亚洲四小龙”模式。

由“国学热”的浮躁，谈到当今中国现状，赵士林展现思辨锋芒。他指出现在中国改革是“瘸腿改革”，或称“大劈叉改革”。国家权力还是太大，放不下权力利益。言外之意，只有实现真正的公民社会，打破既得利益阶层坐大的固有局面，才能达到改革的本质目的。

中国大楼林立，却大师不在。把教育当衙门来办，有局级校长，甚至有副部级校长，赵士林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一种病态。钱学森临终前也有过这种质疑，被称为“钱问”。

至于今后一段时间的治学目标与关注对象，赵士林透露会把重点集中在中国意识形态问题上，追溯到夏商周和先秦时代。那时期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充溢着人文主义精神，像周礼就主张只要好就认同。在赵士林的思维中，

此“复古”非彼“复古”，目的在于为有源头活水来，着眼点还在当代。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学识广博的赵士林还兼通诗歌创作，融合古典风韵，最近就会有诗歌集面世。这部集子一些诗作，会由作曲家谱曲，今年年底在北京或厦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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