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批判的背后蕴含的历史哲学范式是后现代式的。葛兆光有一篇文章讲过史料批判和疑古派的区别，简单点讲，疑古派认为上古的史实在辨析之后是有可能被还原的，但是史料批判认为一切史料都参杂着撰述者或显性或隐性的主观意图，体现着TA那个时代的独有的旨趣，换言之绝对客观的史料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放弃了彻底还原史实的努力，而是更多地将重点放在考察历史书写的这个过程。很明显，这两个分别是现代和后现代式的思考方式。

古代史中最先、最广泛运用史料批判手段的领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东汉作为上古到中古的转折期有时也可以算进来），其实对后现代史学接受得最快最深的也是魏晋南北朝史。因为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在“现代”这个尺度上是各断代史领域中开拓最深、研究最透的，用大白话说就是就那么点材料，这么多年下来每件事都被翻来覆去研究透了，再不引进新视角新方法，那大家就没文章发了。

具体到史料批判的话，三世纪到九世纪其实还有个独特优势：材料刚好不多不少。先秦文字材料就那么一点，加上文物也远远不够，西汉无非《史》、《汉》，基本上班马两个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任何一个历史事件在文献中都只留存有一种记录的话，那么面对这唯一的声音，即使最高明的史家似乎也办法无多”（仇鹿鸣语）。

只有到了东汉，由于范晔成书年代距离东汉亡国已经有两百多年的时间，在历代正史中应该仅短于《晋书》，“他本人的撰述不可避免地掺入若干魏晋南朝方才发展的观念，与东汉时代的历史实态已经颇有距离”（徐冲语），再加上不少类书保存了在范晔之前的诸家后汉书的片段，让我们有机会一窥文献的演变过程。从此之后无论是由裴注补充的三国志，到十六国南北朝各个政权立场不同的正史，再加上晋以后大为盛行的墓志，史料的来源终于丰富到让史料批判这个工具有施展的空间。同时又不像明清，各种歧异的笔记、实录、档案让学者连考订史实都自顾不暇，更失去了开脑洞的空间（这点不需讳言，史料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史家的想象力的，过多的材料有时反而会掣肘这种想象，让学者花在考据上的时间大增）。

虽然史料批判是以不盲信史料为前提而展开的研究，但他不等于由着自己的意进退史料，不由己意者便贬为伪。恰恰相反，它对研究者同时对史料叙述者和被叙述者时代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史学、文献和版本学的掌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对每条记载的“知其然”了如指掌，更要求TA能表达明白这些记载的“所以然”。那些水平高超的史料批判研究，能让本来以为被穷尽、吃透的记录在视角转换后显示出新的寓意，我认为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正是历史研究的智识魅力最典型的体现之一。

中古史料批判方面的优秀学者还是日本人居多（川合安、安部聪一郎、安田二郎、津田资久），国内的第一人我认为还是徐冲，他的成名作对中古诸多正史纪元和起元的考察还仅处在开了一个不错脑洞的阶段，但是去年那本新书收录的几篇文已经有了一些举重若轻大巧不工的味道，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