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国学是指，中国历代的文化传承和学术记载，包括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易学、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

狭义国学则是指中国古代学说。近代国学属于宽泛的概念，它虽与经学密切相关，但价值取向有异，含义更广，涵盖经史子集各类传统学术。一般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与“西学”相对而言。也有论者指出：“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近代国学也通过厉麟似与景星学社最早为西方主流知识界所接受并产生实质影响。厉麟似与景星学社在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文化艺术、中医学等多个领域的“中学西播”方面均起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作用。弘扬国学必须：两个“超越”一是超越单纯的汉族畛域。中华民族有五十六个民族，不能因为强调了五十六个民族的个性，就淡化甚至否认了作为一个中华民族主体的共性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的国学仅仅局限于汉族这一块，这显然会是残缺不全的，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今天的国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五十六个民族个个有份，弘扬它也是个个有责。总之，我们的大国学首先应该是超越汉族的。二是超越经史子集。《汉书·艺文志》，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是结合在一起的，“七略”实际上有“六略”。第一略通论，下面六艺略就是理论指导，属于国家的统治思想；诸子略，就是中国的学术文化；诗赋略，就是文学创作；兵书略，就是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操作方法；术数略、方技略，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

但经史子集的分类则淡化了这些操作、实践性的东西。总之，西周时期的“六艺”，是培养“全人”人格的，德、智、体、美全方位发展，有精神思想的指导——“礼”“乐”，又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化技能的掌握——“书”“数”，也有军事技能、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射”“御”。所以，我们今天的国学教育，必须真正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在追求与贯彻“知行合一”方面开辟出新的局面。两个“解决”一是要用恰当的方式，使今天的国学教育能够取得合适的身份，解决其“户口”问题。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要使国学教育名正言顺，可以持之以恒，最佳的途径，就是使其得以进入国家教育的学科体系之内，否则，在短时间内也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热度消退后，难免举步维艰，后继乏力。二是要妥善处理“国学”教育综合性与文、史、哲分科专门性之间的关系，科学地界定国学的基本内涵与外延，把握其内在固有的学科建设规律性，从而较好地解决今天国学教育与研究中所或多或少存在的文、史、哲简单“拼盘”现象，努力避免其学科内部的自我割裂倾向，使它与文、史、哲分科教育，优势互补，共同促进。两个“面向”一是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

真正回归经典，回归文本。袪除附加在它身上的非学术因素，在传承和弘扬国学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注意避免封建落后意识的沉渣泛起，借尸还魂。我们必须承认，在“国学”的身上，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既不能因它存有糟粕而一概抹煞它，但同样也不能因它今天仍拥有合理的内核而一味拔高它。科学理性、一分为二永远是我们对待“国学”应有的立场与态度。总之，国学教育与研究，应该是向前看的学问，而不应该是向后看的古董。二是“面向”世界。事物的特殊性，存在于事物的普遍性之中。倡导和重振国学教育，不能成为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借鉴和汲取世界文明成果的障碍，换言之，我们的“国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包容的体系，它将在坚持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广泛吸收其他国家与文化中的有益成份，从而变得更加厚重，更加富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