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兄弟反目

“（袁）绍议欲立刘虞为帝，（袁）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以公义不肯同，积此衅隙遂成。乃各外交党援，以相图谋，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

——《后汉书·袁术传》

荀攸传（荀攸传文言文翻译）

袁术和刘表本不是一派。

不仅不是一派，而且还因为袁术曾阻挠刘表上任荆州，成了死敌。

董卓乱政，讨伐董卓的关东群雄，却是各怀鬼胎。联军的盟主袁绍和弟弟袁术，虽然在联盟中最有士气人望，却率先挑起了内斗。

两人早就不合。袁绍虽然是哥哥，但因为是庶出，母亲是“傅婢”（侍婢），所以颇为嫡出的弟弟袁术看不起。

袁绍“爱士养名”，结交了大量的豪杰俊彦，名望大大超越了嫡子袁术，成为汝南袁氏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弄得袁术满肚子的羡慕嫉妒恨。

二袁争名，袁术多次要找袁绍心腹何颙的麻烦，经常在公众场合数落他有三大罪状，说他是“凶德”，扬言要杀他泄愤，多亏名士陶丘洪替何颙辩说，时任直谏大夫的宗承（字世林，南阳安众人）也从中劝解，说这何先生乃是“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于天下”（《三国志·荀攸传》注引《汉末名士录》），一碗迷魂汤直灌下去，袁术这才放下了杀何颙的念头（应是光和年间178年三月—184年之事）。

东汉南阳安众宗氏，世代豪门。东汉初有骠骑大将军、颍阴王宗佻（《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有修武令宗慈、汝南太守宗资（《后汉书·党锢列传》）。这个宗资，即是前述“南阳宗资主画诺”的宗资。

宗承是宗资之子（《世说新语笺疏·方正》），或与蜀汉大将宗预（字德艳）为同族。

另外，因为二袁争名，甚至还有“兴平末（按方诗铭先生考订，“兴平”当作“中平”），袁术部党与太祖攻劫”，曹真之父曹邵（秦邵）为曹操替死的说法（《三国志·曹真传》注引《魏略》）。一说是被豫州牧黄琬所杀，“时豫州刺史黄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独遇害”（《三国志·曹真传》注引《魏书》）。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讨董联盟成立。

二月十七日（丁亥），董卓强令汉献帝迁都长安，并“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自己则坐镇洛阳，“留屯毕圭苑”（《后汉书·献帝纪》），驻军于城南毕圭苑（汉灵帝时期建设的皇家园林），观察形势，迎战联军。

当是时，天下大乱，“豪侠多附（袁）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三国志·袁绍传》），都成了袁绍的拥趸。袁术醋意大发，放言“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后汉书·袁术传》）。

三月，畏敌如虎、“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三国志·武帝纪》）的酸枣诸军（陈留太守张邈、兖州刺史刘岱、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张邈之弟广陵太守张超、济北国相鲍信等），就“食尽众散”了（《三国志·臧洪传》）。因为“诸将不能相一”，联军竟然还有“纵兵钞掠”的行径（《三国志·司马朗传》）。兖州刺史刘岱，杀掉讨董联盟发起人之一的东郡太守桥瑁（曹操的忘年交、前太尉桥玄的族子），夺了他的东郡，任命部将王肱为太守（私署）。

进入初平二年（191年），正月初六（辛丑），汉献帝大赦天下，董卓有了与关东诸军和解的意思，“乃遣大鸿胪韩融（韩韶之子）、少府阴循（《三国志·钟繇传》注引谢承《后汉书》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王匡妹夫，党锢名士，名列“八厨”）、将作大匠吴循（一作吴修）、越骑校尉王瑰譬解（袁）绍等诸军”（《后汉书·袁绍传》），开导劝解，商议谈和。

那时，袁氏一门已被董卓屠戮，袁绍岂能同意和解？于是，北上河内的胡母班、吴循、王瑰，被袁绍指使王匡一体擒斩，南下南阳的阴循则被袁术逮捕杀掉，只有韩融因为是名满天下的名士，才逃过一死。

盟主袁绍认为，当下的最大问题，乃是“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后汉书·刘虞传》），筹划要另立“宿有德望”的宗室长者、幽州牧刘虞为天子，摆脱董卓的掣肘，“以安当时”（《三国志·袁术传》注引《吴书》）。

结盟前，东郡太守桥瑁伪造三公书信揭露董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酸枣誓词云“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三国志·臧洪传》），似仍尊少帝（弘农王）刘辩为皇帝，而不承认献帝的合法性。

初平元年正月十二日（癸丑），董卓“闻东方兵起，惧，乃鸩杀弘农王”（《后汉书·董卓传》），董卓于两天前的正月初十（辛亥）方任袁绍为渤海太守、邟乡侯，此时闻东方兵起、袁绍为盟主，想必大为懊悔。

“董卓弑杀弘农王，极大扰乱了关东会盟者的‘精神世界’，他们由此形成了‘否献’（酸枣诸将和盟主袁绍）和‘尊献’（刘虞、袁术、曹操等）两派”（于涛《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第108页），这对关东联盟来说等于是釜底抽薪。袁绍于是谋划“与冀州牧韩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三国志·袁绍传》），以重树道义与法理大旗，尽快恢复盟军的政治合法性和凝聚力。

进入初平二年（190年），“正月辛丑（初六），大赦天下”（《后汉书·献帝纪》），董卓有了与关东诸侯和解的意思，袁绍给袁术写信，明言“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质疑汉献帝的血统合法性），加之“又室家见戮”（《资治通鉴·初平二年》，胡三省认为袁绍“以杀袁隗等为出于帝”），于是旧事重提，“（初平）二年春，（袁）绍、（韩）馥遂立（刘）虞为帝，虞终不敢当”（《三国志·武帝纪》）。

这件事对错姑且不论，但当袁绍派人通报袁术的时候，竟然被袁术拒绝了。

按照袁术一贯的性情，“好放纵，惮立长君”，怕拥立年长皇帝对自己不利，所以“托以公义不肯同”（《后汉书·袁术传》）。表面上看，袁术这是在对待汉献帝皇统地位问题上，使用了两分法，“将董卓与献帝相分立，既承认董卓的暴行，又承认献帝的皇统地位……以消灭董卓为最终目的，”（于涛《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第110页），但骨子里则是他野心勃勃，别有所图。

袁绍试图另立朝廷，是因为“天子之立非（袁）绍意”（《三国志·袁绍传》）；袁术图谋代汉自立，是因为他“观汉室衰陵，阴怀异志”。二人之间意见尖锐对立，袁绍给袁术写信，警告他“违天不祥，愿详思之”，你可是要三思而后行、小心一点儿；袁术则回信说，我“志在灭（董）卓，不识其他”（《三国志·袁术传》注引《吴书》），我就是不同意，你爱咋咋地。

兄弟二人政见迥异，“积此衅隙遂成”（《后汉书·袁术传》），就此分道扬镳。

袁术还专门写信给袁绍的对头公孙瓒，称袁绍“非袁氏子”（《后汉书·袁术传》）。所以，初平二年（191年）冬，公孙瓒在与袁绍争夺河北时，公然上疏朝廷，说袁绍“母亲为婢使，（袁）绍实微贱，不可以为人后，以义不宜……损辱袁宗”，并且列为袁绍的第九大罪（《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典略》“袁绍罪状表”）。

袁绍闻此，怒火冲天，兄弟二人彻底翻脸，成为死敌。

初平二年（191年）二月，孙坚在梁县的阳人大败董军，阵斩董卓大将华雄，接着再败董卓于皇陵墓间，三败吕布于洛阳城下。董卓留下诸将守住渑池（中郎将董越）、华阴（中郎将段煨）、安邑（中郎将牛辅，董卓女婿）一线，自己率军西撤（四月份回到长安）。孙坚进入洛阳，兵锋直指新安、渑池。

董卓率军西撤长安，联盟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内部顿时四处冒烟。

到了初平二年（191年）夏，屯兵河内（属司隶，治怀县）的盟主袁绍也走了。他回军延津，然后北上进入冀州，赶紧去解决后院失火的问题。因为负责河内诸军粮草供应的冀州牧韩馥，已经开始缩减供应，造成前线袁绍和诸位小弟（王匡、张扬、曹操等）的大军无法维持。一番阴谋诡计下来，冀州牧韩馥主动（或被迫）让位。

七月，袁绍自领冀州牧，成了冀州的新主人。这是第二个自立的州牧。第一个应该是初平元年“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的公孙度（《三国志·公孙度传》）。

袁绍自领冀州牧，宣告了关东讨董联军的最后散伙，并开启了“关东州郡，务相兼并以自强大”的乱战时代（《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

以天下共主自诩的袁绍“不恤国难”，却“广自封殖”（《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典略》“袁绍罪状表”），大有以天下共主之身、接管关东各州郡政府之势。

比如，趁着青州刺史焦和病死，袁绍任命他深为“奇重之，与结分合好”的臧洪领青州刺史（《三国志·臧洪传》）。

比如，趁着九江太守边让因为是年大乱已起，遂“去官还家”（《后汉书·文苑列传·边让传》），回了陈留，袁绍立即“用会稽周昂为九江太守”（《三国志·孙贲传》，丹阳太守周昕之弟），接任九江。

比如，趁着孙坚率军在洛阳以西（渑池、华阴一线）的前线，远离后方，“袁绍遣会稽周喁（周昂的弟弟）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

袁绍用周喁为豫州刺史，既是照着弟弟袁术亮出刀子，因为袁术既无手足之情也无同盟之义；也是朝着最后一个有心讨董的将领下手，因为袁绍满心想的是个人和家族利益，鲜有大义在心；更是瞄准袁术的首席打手孙坚出手，因为孙坚以往恃武滥杀的种种作为，已经让他很是不满。

既然不好直接对袁术发难，那就对着孙坚开火吧。

周喁入豫州，趁虚夺占了孙坚的老窝、屯兵地阳城（洛阳东南，属豫州颍川郡，今河南省登封市东南；有学者认为，阳城乃孙坚之豫州州治所在），要把孙坚这只猛虎变成丧家之犬。

周喁（字仁明）出身于会稽豪门周氏，是丹阳太守周昕（字大明，一作泰明；《三国志·孙静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周昕“少游京师，师事太傅陈蕃”）、九江太守周昂的幼弟，也是曹操的军师，袁绍系的干将。

初平元年（190年），“曹公兴义兵，遣人要（周）喁，喁即收合兵众，得二千人，从公征伐，以为军师”（《三国志·孙坚传》注引《会稽典录》）。大概是曹操在初平元年二月荥阳战败，赴扬州募兵时，周喁受邀加盟，成为曹操军师，并随曹操返回河内与袁绍会师，由此成为袁绍集团重要成员。

史书于“阳城之战”记载十分简略，尤其是袁绍一方领军人物，颇有矛盾处。

《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袁绍遣会稽周喁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

《三国志·公孙瓒传》：“是时，（袁）术遣孙坚屯阳城拒（董）卓，（袁）绍使周昂夺其处。”

《后汉书·袁术传》：“（袁）术从兄绍因（孙）坚讨（董）卓未反，远，遣其将会稽周昕夺坚豫州。”

《后汉书·公孙瓒传》：“（袁）术遣（公孙）越随其将孙坚，击袁绍将周昕。”

按赵一清言，“盖周昂兄弟三人皆与孙氏为宿敌，故各书所记不同”（《三国志集解·公孙瓒传》）。《后汉书》将周氏兄弟所有行动完全归于周昕一人，显然为非。

稽核诸书记载，可以理出一二线索。

首先，周昕时在丹阳。周昕是丹阳太守，初平元年曹操到扬州募兵、邀请周喁加盟之时，周昕仍职在丹阳（《三国志·武帝纪》）。

其次，周昂时在九江。九江太守边让“去官还家”，袁绍任命周昂接任。

再次，周喁时在河内。周喁在初平元年加入曹操阵营，此时正随曹操驻军河内，距阳城不过百余里，位置正当。

所以，阳城之战的指挥官当为周喁，以《吴录》为是。《三国志集解·公孙瓒传》多有辨析，文多不载。

另外，《太平广记》有“（桂阳）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鉴”（《太平广记·神仙十三·成仙公》）之语，若为一人，则周昕任桂阳太守时，当与长沙太守孙坚有所交集，后又转任丹阳。

此番袁绍任命曹操的军师周喁为豫州刺史，背后显然是曹操在推动，他大概也是瞄上了豫州，要趁着袁绍支持，找一块儿立足之地。何况，豫州也是曹操的老家。

当然，袁绍任命周喁为豫州刺史，等于公开否定孙坚，也是公然打袁术的嘴巴子，而且还要把整个豫州都收回囊中——豫州是袁家的，可不是你袁术的！

这简直是一刀扎向袁术和孙坚的心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