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后西方时代：中国模式与中国学”，我想围绕主题中的三个概念，谈一些看法，讲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后西方时代”。这个概念能不能站住脚？我认为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当然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刚才马丁·雅克先生的发言提到，全球在有些方面已经进入“后西方时代”，有些方面还没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后西方时代”和“非后西方时代”并存的时代，这样四平八稳的表述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未能抓住这个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它过于静态，不够动态，不能够反映中国人讲的“势”。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2021思想者论坛上发言

我觉得“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时代定性比较准确。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时代的定性就是“和平与发展”，不同于文革时期的定性“战争与和平”。这种定性的改变并不是说战争不存在了，而是说时代的主题变了，大势变了。如果没有对“和平与发展”的定性，我们是不敢启动改革开放的。当面临的情况和问题非常复杂时，能否对时代特征和时代大势做出一锤定音的判断，这十分重要，后来证明邓小平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我最早用“后西方时代”这个概念，大概是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里。过去几年，我们对一些世界大事的正确判断，都与这个定性有关。比如说中美贸易战，当时我们的判断是美国将输掉这场贸易战，依据是美国对中国的外贸依赖已经大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孟晚舟被抓，我们的判断也是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释放孟晚舟，尽管美国的长臂管辖当时还没有失败过。疫情防控也是，我们在第一时间指出这场疫情不会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而更可能是美国的“切尔诺贝利”，背后是我们认为美国国内治理水平已经明显落后于“中国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已进入“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不少人认为中国现在还要继续韬光养晦，我们认为中国已经长成姚明的个子了，不能躲在潘长江后边了，背后也是对时代定性的判断不同。

第二概念是“中国模式”。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一个原因是早年我给小平同志做翻译，他曾多次用“中国模式”，后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不让使用这个概念。我记得一次《纽约时报》问我，说中国领导人说没有“中国模式”，你为什么说中国有“中国模式”。我说这不正好说明中国有言论自由吗？当时在多数情况下，学者使用“中国模式”概念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碰到有人坚持要我把文章中的“中国模式”删掉，我说那这样文章就不发了。

我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的。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指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做法、理念和制度安排，它与“中国道路”相通，只是“中国道路”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强一些，而“中国模式”更多是一个学术话语，更为中性。

此外，到现在为止“中国道路”还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英文翻译。几年前，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中国道路”，显示出的更多是“交通规则”、“北京路”、“南京路”，还有“中国路”。我记得2013年的“8·19”讲话中，总书记使用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后来，总书记多次讲过，我们既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也就是有中国模式，但我们不输出。

我经常指出，学术研究和宣传是有区别的，不能把学术研究仅仅看作是官方政策的解读，那是要犯大错误的。中央对我们国家高端智库的要求是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和政策储备”。“中国模式”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道路”是官方话语，是意识形态，有其庄严性。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作为学术话语就更加中性，在这个概念下，我们可以讨论“中国模式”的长处在哪里，不足在哪里，怎么克服不足等等。从学理上把“中国模式”研究透了，对理解和传播“中国道路”都有好处的，因为你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具有了更多的厚度、广度和前瞻性。

后来，我也总结过不认同“中国模式”的主要有几种人：第一种是本质上反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理念和制度安排的人。第二种是一些人认为提出“中国模式”就是为了输出，这是不准确的。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过去几十年，我们经常说深圳模式、苏南模式和浦东模式等，指的就是这些地方成功经验的总结，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第三种就是不那么自信的人，认为中国的经验还不成熟，还没有定性。其实与时俱进就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