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从全球关注到草草收场，美国的民主峰会并没有为自身民主衰落找到解决之道。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后西方时代的中国模式和中国学。

12月4日，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观传媒、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东方学刊》主办的“2021思想者论坛”在上海召开。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会上的主旨发言，他从这次论坛的主题“后西方时代”“中国模式”“中国学”三个概念入手，认为我们需要为后西方时代做好准备，推动中国学研究回归中国，并走向世界。

张维为发言

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后西方时代：中国模式与中国学”，我想围绕主题中的三个概念，谈一些看法，讲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后西方时代”。这个概念能不能站住脚？我认为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当然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刚才马丁·雅克先生的发言提到，全球在有些方面已经进入“后西方时代”，有些方面还没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后西方时代”和“非后西方时代”并存的时代，这样四平八稳的表述也不是不可以，但它未能抓住这个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它过于静态，不够动态，不能够反映中国人讲的“势”。

我觉得“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时代定性比较准确。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对时代的定性就是“和平与发展”，不同于文革时期的定性“战争与和平”。这种定性的改变并不是说战争不存在了，而是说时代的主题变了，大势变了。如果没有对“和平与发展”的定性，我们是不敢启动改革开放的。当面临的情况和问题非常复杂时，能否对时代特征和时代大势做出一锤定音的判断，这十分重要，后来证明邓小平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我最早用“后西方时代”这个概念，大概是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里。过去几年，我们对一些世界大事的正确判断，都与这个定性有关。比如说中美贸易战，当时我们的判断是美国将输掉这场贸易战，依据是美国对中国的外贸依赖已经大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孟晚舟被抓，我们的判断也是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释放孟晚舟，尽管美国的长臂管辖当时还没有失败过。疫情防控也是，我们在第一时间指出这场疫情不会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而更可能是美国的“切尔诺贝利”，背后是我们认为美国国内治理水平已经明显落后于“中国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已进入“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不少人认为中国现在还要继续韬光养晦，我们认为中国已经长成姚明的个子了，不能躲在潘长江后边了，背后也是对时代定性的判断不同。

第二概念是“中国模式”。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一个原因是早年我给小平同志做翻译，他曾多次用“中国模式”，后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不让使用这个概念。我记得一次《纽约时报》问我，说中国领导人说没有“中国模式”，你为什么说中国有“中国模式”。我说这不正好说明中国有言论自由吗？当时在多数情况下，学者使用“中国模式”概念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碰到有人坚持要我把文章中的“中国模式”删掉，我说那这样文章就不发了。

我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的。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指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制度做法、理念和制度安排，它与“中国道路”相通，只是“中国道路”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强一些，而“中国模式”更多是一个学术话语，更为中性。

此外，到现在为止“中国道路”还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英文翻译。几年前，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中国道路”，显示出的更多是“交通规则”、“北京路”、“南京路”，还有“中国路”。我记得2013年的“8·19”讲话中，总书记使用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后来，总书记多次讲过，我们既不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也就是有中国模式，但我们不输出。

我经常指出，学术研究和宣传是有区别的，不能把学术研究仅仅看作是官方政策的解读，那是要犯大错误的。中央对我们国家高端智库的要求是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和政策储备”。“中国模式”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道路”是官方话语，是意识形态，有其庄严性。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作为学术话语就更加中性，在这个概念下，我们可以讨论“中国模式”的长处在哪里，不足在哪里，怎么克服不足等等。从学理上把“中国模式”研究透了，对理解和传播“中国道路”都有好处的，因为你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具有了更多的厚度、广度和前瞻性。

后来，我也总结过不认同“中国模式”的主要有几种人：第一种是本质上反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理念和制度安排的人。第二种是一些人认为提出“中国模式”就是为了输出，这是不准确的。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过去几十年，我们经常说深圳模式、苏南模式和浦东模式等，指的就是这些地方成功经验的总结，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第三种就是不那么自信的人，认为中国的经验还不成熟，还没有定性。其实与时俱进就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之一。

第三个概念是中国学。国外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两个传统，一个叫Sinology（汉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古代哲学等的研究，从最早的利玛窦到后来的李约瑟、马悦然等等，都是这样。冷战开始后，美国开始了苏联研究，随后又有了中国研究，英文叫China Study or China Studies。但这些研究脱胎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色彩很重，西方中心论和西方话语主导，对新中国的解读往往充满偏见，这种影响延续至今。

所以我们一直主张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我们应该把中国学从西方话语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确立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上升，国内也产生了一批中国学研究机构和项目。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英文或中文学位项目，总体学术水平不高，特点之一是刻意回避中国政治。另一类是对“海外中国学”进行二次研究的中国学，大多流于译介、传播和细节研究，缺乏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自信与能力。

中国学可以大致这样定义：广义上，中国学一般指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China study 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y，相对于“汉学研究 Sinology”）；狭义上，它一般指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视角出发的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研究。更直白地说，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确立关于中国的主流叙述，并逐步影响外部世界的中国研究。中国学的研究和突破对于讲好中国故事，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现在中央非常重视的项目。这也是我们中国研究院现在正在做的工作。

关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时代定性为后西方时代的话，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全世界都想听到中国的声音，这和过去很不一样。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论坛，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讲述中国故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多人的心态还没有转变过来，如同马丁·雅克先生刚刚讲的，官气太重，套话太多，与西方的普通公众脱节，这既有沟通上的问题，也有自信心不足，只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也有中国学素养不够的问题。

只有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真正搞清楚，只有让中国学真正崛起，我们才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中国叙事及其相关的知识体系，我们才能真正影响后西方时代。非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成功好奇心非常巨大，甚至可以说是两眼放光，期待学到你的真经，因为这么多年他们走西方道路都没有成功。现在看到中国成功了，都想了解中国成功的经验。但由于中国学研究不够等原因，我们的对外传播效果还不是那么好。

反过来，中国学强了，把中国模式说得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影响后西方世界。举个例子，12月2日，应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的邀请，我参加了“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主办方对整体效果的呈现非常满意。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过去20年，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花费了2.3万亿美元，带来了无数生灵涂炭、流离失所，以及无法计算的财产损失，今天的阿富汗比20年前还要穷。而中国自习总书记主政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的扶贫投入加在一起，大约是近1.6万亿人民币，折合成美元大约为2500亿美元，大约是美国花在阿富汗战争的1/10。

我当时问BBC、CNN这些外媒的记者：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用这些钱来解决美国自己的贫困问题？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理论上，如果结合国情借鉴中国模式的话，2.3万亿美元大概可以使全世界脱贫，但美国却选择将这些钱花在阿富汗战争，花在杀戮、破坏、侵犯人权，这背后是美国民主制度早已被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绑架。21世纪的美国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怎能不一路走衰？怎么有资格来跟中国谈民主问题和人权问题？换言之，中国学研究，也包括把中国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参照系来分析和研究外部世界，我们也一直在这样努力，希望我们这次的思想者论坛也能在这个方向上做出更多的探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