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历史文脉如一棵千年老树，其根须深不可测。这里的街巷、人文古迹、花草树木常常让人感觉到一种亘古悠远的情思，甚至那些不再那么甜美的空气，那些曾经浸润过李白、杜甫、苏东坡，滋养过卓文君、杨玉环和花蕊夫人的空气，依然那样让人留恋和沉醉。

王建墓为什么叫永陵（王建墓是哪个朝代的）

有一次流沙河先生在图书馆做讲座，回答听众提问：在成都，您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流沙河毫不犹疑地回答：“前后蜀嘛。我心有戚戚焉。”在那短暂的六十年间，这个盆地钟灵毓秀，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成都爆发出的那种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能量和力度如此鲜明而独特，这种情景在成都的历史上比较罕见。六十年间积蓄的力量并没有随着前后蜀的消亡而散失，它化作绵长的风韵长久地影响着这个城市。

由浅夏所著的《锦水花间》（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千年前的成都前后蜀时期为主要背景，以《花间集》所勾连的文人雅士为底本，精心爬梳史料，裘集信息，合多人之力，以一篇篇精心构架的佳作，还原出一个个鲜明的历史人物，不仅让文物、历史都活了起来，还将成都的文脉接续上了一千年前前辈们开拓的锦水花间。本书以前蜀王建墓——永陵的发掘为开端展开。那么，永陵在当年进行考古发掘有哪些历史呢？

成都永陵

中国自北宋以来就发展出针对古代遗物进行整理考据和证经补史的金石学。19世纪中后期，大量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作为科学认识人类历史的重要知识来源——现代考古学便是其中之一，取代了金石学。四川虽然地处中国西南内陆，但四川考古学是早期中国考古学重要的源头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乱，大量学者及学术机构南迁，西南地区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四川考古学也逐渐发展成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主流。正是这个战火纷飞的时期，前蜀王建墓——永陵被发现并展开考古发掘，成为彪炳中国考古史的一座里程碑。这座帝陵的发掘不仅向世人揭开了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冰山一角，更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发掘研究帝陵的经典范式。

打开帝陵的第一人——冯汉骥

1940年秋季某天，为躲避日机轰炸，天成铁路局在成都西郊五里铺的“琴台”遗址下挖建防空洞。工人在土丘西北侧掘开一洞，深至4米余时，发现一面砖墙。开始认为是汉时琴台遗存，便报告当时西南地区最具声誉的考古学家、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冯汉骥。通过现场考察，冯汉骥认定此遗存为一座墓葬，从砖的形制上，推断时代不会太早。但当时无力展开发掘，遂将此洞回填封闭。

冯汉骥，字伯良，湖北宜昌人。1923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随即被老师介绍到厦门大学图书馆任襄理，次年升任主任。在厦门大学期间，冯汉骥受鲁迅及生物学家秉志教授的影响，立志研究人类学。1931年夏，冯汉骥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学习，两年后又转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1937年11月初，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冯汉骥举家回到成都，接受四川大学的聘请，任历史系教授，教授人类学、先史考古学和人生地理学三门课程。归国伊始，冯汉骥全力以赴在四川考古学的三个重要方面做了三件大事，成为四川地区为数不多的具有考古专业素质的中国学者。

第一件事是开展民族考古研究。1938年暑假，冯汉骥只身赴岷江上游羌区调查，历时三个月，披荆斩棘，备受艰辛，获取大量一手资料，并在汶川萝卜寨亲自发掘了一座石棺葬。这是首次在川西北山地获得的第一手田野考古资料，之后发表的《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是西南民族考古研究的开拓性成果。

紧接着，1939年，冯汉骥首次对西南常见的大石遗迹做了专题考古调查，之后发表的《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一文，对这些被传说覆盖的名胜古迹做了科学解释：“武丁担墩为人造之墩，极可能乃古坟，是以石笋可能为坟之墓石”；另外一些“独石”则是“竖立大石以志重要事件”的标志物；至于成都弥牟、双流、奉节鱼复浦等地的“八阵图”实与诸葛亮无关，而可能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列石遗迹”，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

冯汉冀做的第三件事是开展全省文物普查工作。他带领四川大学师生对四川省境内的石器时代遗址、汉晋墓葬、壁画、石刻、造像等文物做了调查研究与收藏保护工作，收集了数千件标本资料。为了全面掌握文物情况以便开展考古、博物馆事业，在一省境内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当时在国内尚属首创。此次文物普查工作直接影响到日后四川博物馆的建立。

以上三件事对当时的考古学界震动巨大，尤其是岷江上游羌区的民族考古研究激发和拓展了大量民族学、人类学及考古学学者的研究兴趣和视野。冯汉骥成为四川地区的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奠基式的人物。

1941年春，四川博物馆在郫县犀浦镇成立，冯汉骥任馆长。“琴台”遗址考古发掘被提上日程，在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授权下，四川博物馆开始了考古发掘工作。根据四川档案馆资料显示，最初原定1941年12月15日至1942年1月31日发掘，时因“采取古物执照届期尚未奉发到馆，另成都市府近亦有利用开凿防空壕之意，为节省人力物力，决定展期至该府同时动工”，发掘工作推迟。1942年9月，由四川博物馆主持的考古队正式成立。成员包括四川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四川大学工作人员刘复章、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助理苏立文、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工作人员苏达文等人。

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冯汉骥依照近代科学考古中墓葬发掘方法对整个墓葬及附近环境进行详细的测绘。进入墓室时，冯汉骥采取传统的“掏洞直入”法，从墓葬北墙（即后墙）正中打开高2米、宽1米的洞门进入地宫后室。地宫墙壁外侧均是巨砖，厚约2米；里侧是巨石条，厚约1米余。由于墓葬曾被盗掘，地宫内部填满淤土，冯汉骥沿洞门方向开一探洞进入地宫，期间探洞还发生过坍塌，幸无大碍，反而在掘取淤土时清理出大量文物。在清理文物时害怕损伤文物，考古人员用竹签小心翼翼清除文物周边的淤泥。在整个发掘清理工作中，考古队运用当时最先进的考古工作设备，如经纬仪、子午、平板、水准仪、照相机等测绘仪器；按照中央古物保存委员会的要求填写《出土文物登记表》，并由省政府派监察员按时将发掘情况向四川省政府汇报。11月底，第一阶段的发掘整理工作结束，此次发掘出土文物有：石像1座、玉册106片、谥宝玉璧各1件、破损铜器2件。尤为重要的是，冯汉骥根据出土的谥宝、玉册等文物，首次确定该墓系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即永陵。

随后，冯汉骥将清理出来的文物公开展览。这无疑是颗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中国文化界、考古界所有学者。当时中国考古学者发掘对象大多是史前文化遗存、先秦文化遗存、小型墓葬等，而对明确记载于文献中的皇帝陵墓进行考古挖掘实属首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与中央研究院川康古迹考察团团长吴金鼎也前往参观并肯定了永陵的发掘价值。当时各大报刊纷纷刊登永陵的发掘情况。如《新新新闻》介绍了永陵发掘经过及出土文物，《华西晚报》对出土玉册进行介绍。当时身居重庆的郭沫若见报后，立刻给成都报社记者瘦舟（车辐）写信询问发掘情况并感叹说：“此事如在欧洲学界，必当大轰动。可惜中国学术空气稀薄，又在战时，竟不得集各数家有权威之学者，细细加以探讨，甚为可叹！”又评论道：“抚琴台的发掘，的确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事，在中国学术界必有极伟大的贡献。”

如流星般的学者——吴金鼎

永陵第一阶段考古发掘令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中央博物院（简称“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激动不已。第一阶段考古发掘刚结束，李济旋即与冯汉骥联系，愿意参加永陵后续的发掘清理工作。1943年1月16日，由“中博院”筹备处和“史语所”联合组建琴台整理工作团参与发掘，主持机关为四川省古物保存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任主席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任名誉赞助人，执行机关为四川博物馆，协助机关有“中博院”筹备处和“史语所”。团长由吴金鼎担任，参加人员除了第一阶段的考古成员外，还有“史语所”考古组的王振铎、王文林，营造学社莫宗江、卢绳等。

“史语所”考古组是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其每位成员在早期中国考古学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如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后冈三叠层的发现者梁思永、“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先秦青铜器研究奠基者郭宝钧、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夏鼐等，而同为“史语所”考古组元老之一的吴金鼎却少有人注目。

吴金鼎，字禹铭，1901年生于山东省安丘县万戈庄。早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第二届的新生，其导师正是李济。1928年3月至1929年10月，吴金鼎返回齐鲁大学任助教，并开始在山东进行考古调查工作。期间发现龙山镇城子崖的龙山文化，为日后“史语所”考古组大规模发掘龙山文化奠定了基础。1930年吴金鼎到“史语所”考古组任职，先后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安阳后冈等著名历史遗址的发掘。1933年，吴金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修读考古学博士学位，后跟英国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ProfessorF.W.Petrie）在巴勒斯坦做考古发掘工作。

同冯汉骥一样，1938年吴金鼎学成返国，他立刻投身到田野中去。1938年11月15日至1940年6月，“史语所”与“中博院”筹备处及中国营造学社联合组建苍洱古迹考察团。在吴金鼎的主持下，王介忱、曾昭燏等人一同从事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并撰写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此次云南苍洱境的考古发掘直到今天依然是西南地区史前考古学的典范。翌年初，“史语所”“中博院”筹备处以及营造学社又联合组成川康古迹考察团，展开四川以及西康地区的考古工作。团长依然由吴金鼎担任，团员包括高去寻、曾昭燏、王介忱、赵青芳、夏鼐、陈明达等人。吴金鼎为此次考察制订了详细的计划。他将四川分为六个工作区。1941年1月到2月，考察团先在第一区内展开调查，发现南溪葬地、九家村崖墓、双头江、旧州城等遗址。3月到4月，考察团溯岷江而上，到达第二区成都平原。在新津发现堡子山葬地、旧县城遗址；在彭山发现蔡家山葬地、双江葬地；在温江发现古城埂遗址；在成都发现青羊宫葬地；在郫县发现马镇古城遗址。可以说吴金鼎通过多年西方理论方法的学习以及中国田野考古实践已经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第一流的考古学家。梁思永曾经赞誉：“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

1943年初，被称为“田野考古第一”的吴金鼎又马不停蹄地加入琴台整理工作团，这不仅是永陵考古工作团队的幸运，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幸运。3月2日，永陵第二阶段的发掘整理工作正式开始。吴金鼎采用“内外揭露”法，即工作团分为两队，一队由自己主持，发掘墓葬南面的外封土，探索墓门外部及封闭情况；另一队由冯汉骥主持，继续从墓葬北面第一次发掘时打开的洞口清理地宫，了解其内部构造。通过封土南面的探沟，吴金鼎发现地宫前面并无羡道和其他附属建筑，仅在地宫第一道券拱下摞一道石墙封闭墓门，石墙外又有一道砖墙，砖墙之外又有三道砖砌建筑遗存。9月21日，全部发掘结束。

第二阶段的发掘整理工作主要发现了永陵的墓道及地宫结构，还有对前室和中室进行清理。此次出土文物包括玉大带、银猪、银罐、铁猪、铁牛等共668件。难能可贵的是，发掘过程中拍摄的照片有2964张，笔记卡片2496张，在当时战乱不断、物资匮乏的时期是极其罕见的。11月，琴台整理工作团又重启地宫进行测绘工作。为了保护和研究这批珍贵的文物和资料，琴台整理工作团将全部出土文物移交四川博物馆进行整理，以期发表考古报告。

第二阶段发掘期间，永陵宛如明星，时时为人热议。在发掘过程中的现场参观次数就达到20次，参观者主要是政治界、新闻界以及学界人员。之后，时见有关永陵发掘进展的报道。1947年，四川博物馆又将第二阶段发掘出土文物在皇城坝明远楼公开展出，为时一周。在战火纷飞、人心浮动的时期，展览不仅给民众上了堂生动的国民教育课，还极大地振奋了国民的爱国信心。

随着抗日战争愈加惨烈，国家已到存亡之际。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果的吴金鼎愤然弃文从武，永陵考古报告的编写被迫搁置。他加入了军事委员会，去了四川新津的美国空军第二招待所做主任，为抗战服务。直到1948年9月18日，年仅48岁的吴金鼎在济南病故，他再也未能从事他最热爱的考古事业。这位学者犹如流星般，在他生命最辉煌的时候，溘然而逝。时隔近二十年，1964年，冯汉骥重新整理王建墓发掘材料，将《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发表于世，才算完成了吴金鼎考古事业的遗志。报告不但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墓葬环境与墓室建筑结构，而且注重考古研究工作，对二十四乐伎、十二力士以及王建坐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研究，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经典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