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位留日归来的才子，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文化。就在他满怀激情参加外交官考试时，却出人意料地落了榜。

一问方知，那些榜上有名之人事先都打点好了关系。才子很气愤，但还是抱着期待参加了随后的文官考试。考场上，他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兴致勃勃，成竹在胸。

郁达夫的简介及作品（作家郁达夫的简介）

命运却又跟他开了个玩笑，上榜名额又一次内定给了那些有财有势的考生。才子怒不可遏，一甩袖子，转身走了。

这一转身，政治队伍里失去了一个好官，文学历史上却迎来了一位巨人。

这位才子，就是郁达夫。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富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土生土长的江南才子，故居就坐落在富阳市区的一所公园内。

故居的墙壁上张贴着一幅画像，整整122年过去，画面上的人依旧清瘦儒雅，遗世独立。郁达夫这位“文学巨人”的一生，就从这里走来。

郁达夫的童年并不幸福，他三岁丧父，家境窘迫。迫于生计，兄弟三人中的大哥在家务农，二哥外出打工，只有他在文学上显示出了巨大的天赋，七岁入私塾，九岁便能赋诗。

郁达夫是被母亲和养姐带大的，家无男主人，妻儿饱受欺凌。

但幸运的是，郁达夫的母亲极有远见，资助他从私塾到县城的高等小学堂再到留学日本，在读书方面，母亲从来没有亏待过他。

因为家庭贫困，郁达夫的身体营养跟不上，从来都是班里最瘦小的那个，总被同学欺负。

但他从不肯服输，上天给了他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他偏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开创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

因为成绩优异，郁达夫备受赏识，在堂长和知县的提携下，连跳两级，震惊乡野。

留学日本时，还同郭沫若、陈仿吾等人一起成立了创造社，发表了代表作《沉沦》——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文中写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痛彻心扉的呐喊，表达了一位爱国青年的愤懑与激情，因此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轰动，自此奠定了郁达夫在新文学运动及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纵而观之，郁达夫的一生是不幸的，童年不幸、婚姻不幸、仕途不幸、死后甚至连骸骨都找不到，就连郭沫若都说：“在友人中像达夫这样的遭遇是很罕见的。”

苦难造就了郁达夫敏感自卑的性格，但即使众多灾难加身，他也一直在审视，一直在寻找活路。

他剥开一层层颓废的表象去审视真正的内心，因而创作出了一部部打动人心的作品。

沈从文说：“郁达夫的名字，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是个朋友，因为人人皆可以从他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

郁达夫曾说自己是“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的悲剧”，但知识、不服输的气节和亲人的疼爱，偏让这出悲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走进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你所承受的苦难，都将化作你成长路上的勋章，昂首阔步，身披万丈霞光。

郁达夫结过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有，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

第一段婚姻是父母之命，在郁达夫留日期间，母亲相中了一位“门当户对”的儿媳，当地极富盛名的才女——孙荃。

郁达夫不愿意，便给孙荃写了一首诗表明心迹。诗中写道：“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宫再五年。”意思是他不能马上结婚，希望孙荃能在闺阁中为他再守五年。

孙荃却没有被吓倒，当即回复：“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仅二十八字惊艳了郁达夫，惹他连连赞她的诗“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

文字的共鸣并不能满足情感的需求，尽管二人草草成了婚，但没有爱情的婚姻，着实无法长久。

第二段婚姻可谓轰动一时，大文豪柳亚子还赠诗盛赞二人是“富春江上神仙侣”。

初次见到王映霞，郁达夫便深深沉沦在这位“杭州第一美人”彩霞倒影，碧泽生辉”的美貌中。

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一改之前被动接受的态度，主动出击，炽烈如火。

他给王映霞写信说：“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而生命，也可以丢弃，我的爱，总算是切而且挚了。”

就这样，二人成婚了。一封草信，断送了发妻所有的希冀，孙荃虽伤心，却无可奈何。

郁达夫就像个任性的孩子，抱着喜欢的玩具不肯撒手，更何况王映霞是他认定的一生所爱。

婚后，二人因性格不同，矛盾频生。郁达夫爱王映霞，却并不了解她，数次争吵，很快将婚前的炽热激情燃烧殆尽了。

最终，这段感情以王映霞决绝地离家出走画上了句号。

自此，郁达夫便似是死了心，之后的感情也多是死水微澜，风波不起。郁达夫曾写过一副对联：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他的儿子郁飞也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通过数段感情的累积，我们发现郁达夫也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人：

面对父母之命，他无可奈何；

面对心中挚爱，他拼命追逐；

面对感情破裂，他心灰意冷……

他或许对感情不够专一，却是当之无愧的性情中人。

“细行不检，大节无亏”，大概就是对郁达夫最好的解说了吧。

中国前文联主席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郁达夫的爱国情怀由来已久，在早期名作《苏州烟雨记》中，就表现出对崇洋媚外思想的高度鄙弃。文章讲述了他在行船途中所见：几位女学生故意用英文交谈，想出风头。

文中写道：“我们的这几位女同胞，不用《西厢》、《牡丹亭》上的说白来表现她们的思想，不用《红楼梦》上言文一致的文字来代替她们的说话，偏偏要选了商人用的这一种有金钱臭味的英语来卖弄风情，是多么煞风景的事情啊！”

抗日时期，妻子王映霞红杏出墙，与郁达夫旧日同学许绍棣有染，郁达夫虽痛苦，但还是以国家大事为重：“国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在国内，他是立场坚定的抗日作家，在新加坡，他是身先士卒的抗日领袖，即使被迫逃亡苏门答腊，也一直身体力行，多次掩护救助华侨与当地居民。

他告诉自己：“即使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并赋诗曰：“松树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郁达夫非常高兴，特意召集当地华侨组织了一个欢迎联军凯旋筹备委员会。

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后的两周，他却迎来了生命的终结。

那晚8时许，郁达夫在家中与几位朋友商谈要事，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他叫出去讲了几句话。

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门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近一个月后，中国官方新华社才报道说：“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

要知道，郁达夫曾被迫替日本宪兵分队当通译，亲眼目睹了日本宪兵的暴行，加上他又是以暴露文学闻名的作家，因而被杀人灭口并不奇怪。

遗憾的是，他的尸骸，至今下落不明。

在郁达夫故居的陈列窗里，先后摆着两张由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书。

政务活动家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此心匪石，不可转也，爱国赤忱，当可敬也。郁达夫就像一块坚硬的匪石，一生都闪耀着忠贞的色彩！

作家麦家在《非虚构的我》一书中介绍家乡时说道：“富阳是个默默无名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

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是最好的郁达夫，一名多情的江南才子，一位赤诚的爱国文人。

他饱经磨难，却用行动告诉世人“我命由我不由天”；

他热情浪漫，多愁善感却又顶天立地；

他忠贞爱国，用热血染就新中国的丰碑！

这世界才子佳人的结合有的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有的却由情投意合的开始演变为你死我活的角逐。对于第二种结局，人们不禁扼腕叹息，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耳鬓厮磨的亲昵，最终却反目成仇，劳燕分飞。

郁达夫和王映霞这对羡煞旁人的“富春江上神仙侣”，在纸醉金迷的上海陷入狂恋，在时局动荡的新加坡飘摇离散，这场孽缘也许一开始就注定悲剧，只是现实比想象中更快些，也更惊动世人些。

文人天生激情，当爱情来临之时，他们往往以燃烧的姿态去赴那场短暂却绚丽的盛宴，他们只安于此刻的美好，却从不去想激情退却后的结局。恋爱中的人总是希望“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但在激情冷却后才发现这些都是自己的痴望与奢想罢了。

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一个普通家庭，青年时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热心社会运动。1912年，他因参与学潮运动被校方开除。第二年，他便在亲人的帮助下踏上日本留学的道路。正是在日本接触到新的思想和环境，郁达夫才能够更加客观且带有预见性地审视中国落后的习俗与礼节，才有经验和能力在日后写出不朽名篇——《沉沦》。

同样，郁达夫也在现实中看着自己一步步沉沦在爱情的旋涡里面无法自拔，当岁月残忍地消磨去曾经的激情，当生命的长度突然截止到49岁，回首往日走过的岁月，他这一世都在一个又一个不明方向的旋涡中沉沦。

尽管是一个接受过文明礼仪的绅士，仍然避免不了中国旧式婚姻制度的戕害，1917年他从日本返回家乡与同乡女子孙荃订婚。郁达夫是幸运的，孙荃并不是不通文墨的乡野妇女，郁达夫曾形容她“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之处”，从中可以看出郁达夫对孙荃还是有一些感情的。

从婚后郁达夫的一些作品也可窥到一些喜悦之情：

梦来啼笑醒来羞，红似相思绿似愁。中酒情怀春作恶，落花庭院月如钩。

或许，没有以后的遇见，像孙荃这样一个颇通诗书的才女是可以和郁达夫相守到老的，她并不是他的挚爱，但是没有烈火一样的感情，在细水长流的滋润下缓缓流到生命的尽头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无奈命运弄人，一旦遇到斯人，此前种种皆为过眼云烟。

最好的季节

1927年，郁达夫的缪斯女神出现在他的生命中，这个女子也在郁达夫以后的生活里带来了数不尽的悲欢离合。

1927年1月14日，寓居上海的浪漫派大师郁达夫偶遇了自己在日留学时的好友孙百刚，得知其居住在法租界尚贤坊后约定改日登门拜访。

14日一早，他便欣然前往好友家。一路上寒风凛冽，但他并不觉得冷，因为身上穿了远在北平的老婆孙荃寄来的皮袍子。还未进门，他就“百刚！百刚”地喊，一进门他便见到了老同学和孙夫人，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

孙百刚介绍道：“这位是王映霞王小姐，是杭州学者王二南先生的外孙女。我们从温州一起逃难到上海来的。”在看到王映霞的一刹那，郁达夫枯死的心脏就再一次复活了。

那天，王映霞穿了一件织锦旗袍，曲线玲珑，一双大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面对这样一个青春年华的妙龄少女，风尘仆仆的郁达夫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面对着这样一位女子，郁达夫的一池春水搅乱了。初次见面，郁达夫那文人专属的冲动与激情就一波波袭来，竟对王映霞说：“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好生眼熟。”

王映霞未接腔，孙太太打圆场：“也许是在杭州什么地方碰到过吧。”聊了聊才知道，王映霞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是出名的校花，还被评选为“杭州第一美女”。

王女士也是一个接受过新式思想的人，刚开始她并不知此人是谁，后来在好友孙百刚的介绍下才得知此人竟是文坛上声誉颇高的郁达夫。她自己也喜欢看郁达夫的作品，痴迷于他的成名作《沉沦》，面对自己的偶像，积蓄太久的感想不知从何说起，二人很快便熟络地交谈起来。

首次见面相谈甚欢，王映霞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身材并不高大，乍一看有一些潇洒的风度。一件灰色布面的羊皮袍子，衬上了一双白丝袜子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大约总也因过分的忙碌而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副小眼镜，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

当日回到家中，郁达夫也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被映霞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在梦中，王映霞依然美若天仙，这使郁达夫有了勇气，想迫不及待地抓住这次机会。第二天，郁达夫便前往孙家邀请王映霞外出游玩，从天韵楼到豫丰泰酒馆，二人吃吃喝喝，谈笑风生，一点也不冷场。

后来，郁达夫几乎天天往孙家跑，起初还为约会制造理由，后来实在无话可说，索性就站在门口高声朗吟道：“出门无知友，动即到君家。”

又过了一个星期，适逢王映霞的生日，郁达夫特意到当地有名的王宝和定了一桌酒席，邀请孙家夫妇一道为王映霞过生日。王映霞不禁心花怒放，席间与郁达夫频频举杯碰酒，暗送秋波。孙百刚夫妇很快发现了郁达夫的醉翁之意。郁达夫也毫不避讳，对好友说明了自己对王映霞的爱意，可他们却不赞成他的这份感情。

虽然郁达夫在文学上是难得的天才，在生活中，他却过得不如人意，作为一个已经有妻室的男人，不仅不去勇敢地承担责任，反而移情别恋，这是不可取的。同样王映霞，一个如清水芙蓉的女子，又怎会承受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恶名？

局外人很快看到这场感情的不现实性，但是郁达夫全然不顾孙百刚的好言相劝，并放出话来：“让事实来证明一切吧！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我生命的升华！”依然对王映霞穷追不舍。

在孙百刚的干涉下，王映霞只好回到杭州老家，与郁达夫断了联系。这期间，郁达夫也有些自责，每当想到远在北平的妻子孙荃心中也很不是滋味，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心里只在想法子，如何报答我的女人，我可爱又可怜的女奴隶。”

然而，诗人的理智终究是敌不过激情的，郁达夫竟跑去杭州找她，在雪中一站便是两个钟头。王映霞强硬而冷酷的回避给了郁达夫沉重的打击，他开始了一段酗酒的颓废生活。局外人冷眼观看，似乎这盘棋子陷入死局之中。

1月28日郁达夫给王映霞的一封信使她触动很大。其中有一句话这样写道：“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爱情，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做家庭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哺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走的路。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可以就这样轻轻地抛弃。”

这是一封充满煽动力的情书，更是一份勇敢的爱的宣言，更是鲁迅作品《伤逝》中，子君听信了涓生“我是我自己的”言论，才决定抛弃一切和涓生走到一起的现实写照。

2月9日，郁达夫给王映霞写了一封更直白的信，轰轰烈烈的爱情宣言让王映霞无处可躲：“不消说这一次我见到了你，是很热烈的爱你的。正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一时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你。又因为我很热烈的爱你，所以我可以丢生命，丢家庭，丢名誉，以及一切社会上的地位和金钱。所以由我来讲，现在我最重视的，是热烈的爱，是盲目的爱，是可以牺牲一切，朝不能待夕的爱。”

郁达夫的文字，在这一时期显得颇具魅力光彩。最终，王映霞被感动了。在短暂的回避之后，他们终于不顾一切地走在了一起，过年之后，王映霞重返上海。

沉沦

已婚男人仅存的理智瞬间土崩瓦解，两人的好感在短暂的分离后更加汹涌澎湃。他们约好去霞飞路逛街，没走几步却逛到江南大饭店开了一间房，仿佛急于单独相处。随后二人又转往四马路喝酒，接着又去快活林吃西餐，一直到晚上再回到酒店。

虽然二人在后来均否认有“越轨行为”，但他们的感情已进入白热化。在王映霞哭哭啼啼地催促下，爱昏了头的郁达夫放下了对结发妻子仅存的顾怜，于1927年彻底抛弃了妻子。1928年春天，文学才子郁达夫和“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举行了婚礼，新房设在金刚寺的王家，著名诗人柳亚子以“富春江上神仙侣”来形容二人婚后的甜蜜之况。

婚后的郁达夫身体较弱，还有轻微的肺病现象。为了照顾丈夫，王映霞每日用鸡汤、甲鱼、老鸭帮他调理。虽然王映霞年纪轻轻，却将郁达夫的生活照管得极为细致，郁达夫的版税及稿费收入，也管理得井然有序。

可渐渐地，二人的生活起了摩擦。首先是郁达夫的才子习气，“头发不梳、胡髭不刮、衣服不换、皮鞋不擦”，每次都要王映霞催促到剑拔弩张的地步郁达夫才去打理。其次是郁达夫好酒，常常喝得烂醉如泥，醉卧马路。

王映霞也多次劝他少喝一点，但郁达夫却耍起了小孩脾气。有一年，郁达夫因为喝酒问题和王映霞大闹，一气之下还离家出走，独自喝得酩酊大醉，睡在黄浦江码头上，身上的钱财全被小偷摸走。望着这样的丈夫，王映霞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开始思考为了这样一个任性的男人，耗费青春究竟值不值得。

他们之间感情的破口被现实一点点撕扯变大，1936年1月15日，郁达夫受邀去福建教书。于是，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发生了暧昧的关系。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妻子出轨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郁达夫的耳中。起初他还不愿相信，直到王映霞和许绍棣之间的情书传到他手上时，他才当着好朋友大喊大叫：“万万想不到她会这样不要脸！”

最后郁达夫找到了妻子，让她在自己和许绍棣之间作出选择。然而，许绍棣却在关键时候退缩了，王映霞只好选择郁达夫，跟他去南洋。经过朋友的努力撮合，王映霞和郁达夫算是勉强复合，但彼此心中留下的伤口还未等痊愈，却又迎来致命一击。

1939年，郁达夫将妻子“背负偷情”的种种事态公开发表在《大风旬刊》上，王映霞也立即写给郁达夫一封长信，信中写道：“为了孩子，为了12年前的诺言，为了不愿使你声名狼藉，才勉强维持这个家的残局，把你的一切丑行都淹没下去，然而你却是一个欺善怕恶、得寸进尺的人，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只好把你那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揭穿了。”至此二人关系完全破裂，王映霞和郁达夫开始分居。

1940年3月，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婚姻走到了尽头，这对曾经被艳羡的神仙眷侣最终劳燕分飞。真所谓：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荆野雉双飞。

离婚后的王映霞已34岁，她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郁达夫，如今又带着一身伤痕回国。好在用力打扮一下，竟也还是美的，很快她又在交际场上左右逢源。她像是回到一个自由的王国，重新做了自己的主人。

远在南洋的郁达夫还是想念她的，后悔过，心痛过，还给她写过信：“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但这次，阿娘是铁定不会回头了。在情人戴笠死后，王映霞选择开始一段新的婚姻，安于自己的丈夫，并为他生下一男一女，一家人在芜湖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这样安定的生活于王映霞来说，直到最后都是满意的，王映霞晚年回忆称：“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与王映霞分开后的郁达夫却在南洋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生与死的搏斗，他一方面担任着令人唾弃的日军翻译职务，一方面又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郁达夫在真实身份被日军识破后惨遭杀害，享年49岁。不知王映霞得知郁达夫的死讯会有何感想，毕竟曾经深深爱过，只能轻轻地寂寞空庭春欲晚，无奈梨花满地不解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