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史》系列之一

孟子是哪里人哪个省的（孔子是哪里人）

多年之前，尚在外企工作。一次闲谈中，领导推荐了冯友兰先生的代表作《中西方哲学史》。

觉得不错，便把书找来，大致翻看之后，就放下了。毕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本一千多页的巨著，还是太厚了。

暑假里，常伴于孩子，闲暇的时间，开始整理安排新三年感知力学习的启动计划。其中的一条主线，便是系统地学习东西方的哲学史。

在过往的生活中，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不时地出现。然而，到底他们是谁，说了些什么，常常又答不上来。

所以，这一次我打算，好好地把他们都过一遍。

于是，多年前的旧因缘，在新的心境下复苏了。我，重新捧起了这本大部头。

往常读完一本好书，我会以一篇有质量的读书笔记，作为总结和回顾。现如今，对于中西方哲学史这样的宏大主题，可能就不再适用。

强行为之的话，大概就只是放上一张思维导图，然后不好意思地说一句：就是这样啦（Thatsit）。

再三思量之后，我决定突破过往的形式，为这本书，写一个小系列。

生为中国人，那我们就以东哲的起源开篇吧。

公元前10世纪，中华大地处在周王朝统治的时代。

周朝之前，华夏先民刀耕火种、采集狩猎，在与天地的斗争中逐渐走向安顿。人口的增长，让早先散漫的社会组织，逐步地走向严密。自然而然地，从群落、村落，发展到部落，以及后来的部落联盟。

到了周朝，这种以血缘、氏族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与政治体制，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在政治社会结构顶端的是国君和周王室，后者是列国的“共主”。在周王室下面是数以百计的小国，分别由这些小国的国君统治。其中，有些是周王朝开国时的皇族贵胄，还有些是接受周王朝册封的诸侯。

在每个小国之中，国君又把国土分为若干采邑，封给他的家族成员，使这些家族成员成为小国中的诸侯。拥有采邑的诸侯，既是土地的领主，又是采邑百姓的主人，同时掌控着政治与经济的大权。因为诸侯往往是“国君之子”，他们被称为“君子”，这也成为封建诸侯的共同名称。

相对诸侯而言，另一个社会阶级是“小人”或“庶民”，意思是普通百姓。他们是封建诸侯的农奴，平时为君子（诸侯）种田服劳役，战时为君子作战服兵役。

西周时期的宗法继承关系

在这一时期，贵族不仅是统治者，也是唯一有机会受教育的阶级。诸侯的家宅，既是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各种各样有专长、有某项知识的人，都要投靠诸侯，指望为诸侯所用。

而普通老百姓，则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自然也就谈不上拥有文化知识。

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息。公元前221年，周王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度，被统一六国的秦朝废除了。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数百年间，这种制度已经逐渐瓦解。一方面，由于战争等原因，一部分贵族失去了土地和封号；另一方面，庶民之中，由于技有专长或其他原因，获得诸侯的宠信，成为高官。

阶层的流转，冲击着周王朝看似完美的封建等级制度。其持续累积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国君的权威逐渐褪色，成就了横跨数个世纪的春秋战国（公元前7世纪到前3世纪）。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发生了大转变，不仅周室的政治权力瓦解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制度瓦解了。

在社会政治瓦解的过程之中，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逐渐散落于民间。这些人，有些自己就是贵族，有些是为贵族培育子侄、执行政令的官吏。由于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他们只好凭借自身的专门知识与专业技能，开馆招收生徒，传授他们的知识，以维持生计。

原本师与吏两个身份集于一体，从这个时候开始分离。贵族家里的私人教师，开始面向大众，广泛教授庶民。

于是乎，孔子在《论语》中感慨：“礼失而求诸野”。正是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诸子百家开始兴盛起来。

先秦诸子，亦称为诸子百家。在汉语里，“家”首先是指家庭或住家，它表明是个人的或私人的事情。在有教师以私人身份讲学、发表个人的意见之前，谈不上有思想家。

既然这些教师各有自己的专长，又是各人发挥自己的思想见解，于是有些教师以讲授经书、礼乐见长，他们被称为“儒”或“士”；有些教师精通兵法或武艺，他们被称为“侠”；还有些教师擅长辩论，被称为“辩者”；另有一些人以巫医、星相、占卜、术数见长，他们的知识被称为“方术”，这些人被称为“方士”；还有一些人凭对政治的实际知识，献纵横捭阖之策，成为诸侯王公的顾问或官员，被称为“法术之士”；最后，还有些人，具有学识才干，而对当时的现实政治失望，遁入山林，被称为“隐者”。

从这六种人里面，形成了司马谈所称的六家，并为其子司马迁引用于《史记》的最后一篇之中。

接下来，我们简要地对这六家，加以梳理。

儒家·文士

先秦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有三位：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生平详见《史记·孔子世家》，其出生时家世贫寒，后五十岁在鲁国官居高位，因政局混乱，被迫退职出走。此后十三年间，他周游列国，指望有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理想，却到处碰壁；晚年回到鲁国故乡，三年后逝世，时为公元前479年。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大量招收私人学生的第一人，有些学生还陪伴他周游列国。传统的说法里，孔子有三千弟子，其中七十二人成为大贤。他的学生，将其言论搜集编纂而成《论语》，为儒家之经典。

作为教育家，孔子为其弟子传授“六艺”，即《诗》、《书》、《礼》、《乐》、《易》以及《春秋》这六门功课。在讲授的过程中，孔子注入了自己的思想见解。

关于社会，孔子认为首要的是“正名”，即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应当与它们名字的本来含义一致起来。代表性的例子是：

（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

君、臣、父、子，在社会里，各有责任和义务，任何人有其名，就应当完成其责任和义务。这便是孔子主张“正名”的意义。

对于个人品德，孔子强调仁和义，尤其是仁。义者宜也，即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来，“义利之辨”成为儒家道德学说中最重要的一点。

仁者，即“爱人”。比如，为父之道就是由爱子之心出发去对待儿子，为子之道就是由爱父之心出发去对待父亲。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成为一个人履行其社会责任的根本出发点。

推而广之，仁的实践就必然包含了为人着想。“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恕”。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作“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之方”。

儒家从“义”又发展出“为而无所求”的思想。一个人做所当做的事情，其价值就在“做”之中，而不在于达到什么外在的结果。

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这种主张的例证。他尽了己力之所及，而把事情的成败交付给命。这种人生态度就是“知命”。这样行事为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永不失败。

在心灵修养方面，孔子曾说（《论语·为政》）：

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所说的“学”，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而是指“志于道”。即不是指“增长知识”，而是指悟性的提高。

你看孔子的成长历程，先是十五岁立下终身志向；到三十岁时，懂得了行事为人的准则；到四十岁时，懂得了人生的智慧；到五十、六十岁，他懂得了天命和顺命，即懂得了在道德以上的价值。

到七十岁时，可以从心所欲，而所做的都合于规范，他的行为不再需要意识去引导，可以顺乎自然。这表明了圣人在心灵修养上最后阶段的造诣。

在西方，人们最熟悉的一个中国人大概就是孔子。尽管他自称对古代文明“述而不作”，其实他的学派对古代文明重新诠释，取古代文明的精华，创立了一个文明传统，一直延续到晚近的时代。

虽然孔子在世的时候，经历坎坷曲折，所愿不遂。在去世之后，孔子的地位逐渐提升，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分化成为两大流派。孟子代表了其中理想主义的一派，稍后的荀子则是儒家的现实主义一派。

战国时，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国君热心学术，在首都西门附近创办稷下学宫，以安顿网罗的学者。孟子曾是稷下的著名学者，也曾周游列国，试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当时列国王侯，但都遭到冷遇。

按《史记》记载，他最后返回故里，与弟子著《孟子》七卷，其中记载了孟子与当时王侯的谈话，及与弟子们的对话。《孟子》一书被后代儒家尊为“四书”之一，成为儒家经书之一。

孟子的首要贡献，是明确人性本善。孟子主张人性善，并不是认为，人人生下来便是一位孔圣人。人是在节制野兽本能的过程中，发展出德之四端，即：

人只有发展德之四端，才能真正成为人。即人以人性，区别于禽兽。

在伦理方面，孟子的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爱家人推广到爱其他人，就是实践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也就是“仁”的实践。

政治哲学方面，社会和国家的起源要追溯到社会中人伦关系的存在。人伦的基本构成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此为基础，国家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体制，国家的领袖也应当是社会的道德领袖，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

如果国君缺少领袖的道德品质，按孔子“正名”的主张，他就退变为一个“独夫”。这个时候，孟子认为，百姓有一种道德权利，进行革命。这一点，在《孟子·尽心下》中，表述为：

孟子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的影响，直到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国，都有它的影子。

孟子认为，政治统治有两种：一种是“王道”，一种是“霸道”。王道是“圣王之道”，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霸道则是依靠暴力实行统治，依靠武力的力量。从现代来看，民主政治便是王道，法西斯统治则是霸道，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统治。

如果说孔子对其理念的解释限于个人品德修养的范围，孟子则把它推广到政治和治理国家的范围。

此外，关于宇宙，孟子认为，宇宙从根本来说，是一个道德的宇宙。人间的道德原则，也是流行于宇宙之中的形而上学原理，人性便是这些原理的实证。

因此，人如果充分发展人的本性，不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与天合一。而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则是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因此，孟子强调：“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培养浩然之气的办法分两方面：其一，明道，提高人对“道”的领悟；其二，积义，积累符合义的实践。长此以往，浩然之气便会从内心自然涌现出来。

不仅如此，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世人只要充分发展本性，人人都可以成圣人。这是孟子的教育思想，此后的儒家都继承了孟子的这个思想。

荀子本名况，又号荀卿，赵国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荀子五十岁到齐国。还记得前面提到的稷下学宫吗？荀子大概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位大思想家。

在儒家中间，荀子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正好针锋相对。孟子强调个人自由，荀子强调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孟子重视超越道德的价值，与宗教比较接近，荀子重视自然主义，与任何宗教思想都不相容。

在人的本性上，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则以主张“人性恶”而著名。有趣之处在于，荀子的理论主旨是，一切良善和有价值的事物都是人所创造的。因此，在宇宙中，人和天地同等重要。

荀子在《天论》中提出，天、地、人构成宇宙的三个力量，它们又各有自己的作用。在天地之中，人的作用，则是运用天时地利，以创造自身的文化。这大概是天地人三才思想最早的来源。

荀子认为，人的后天与先天同等重要。也就是说，尽管人生来就有贪图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欲望；但是人又生来就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既然人有主观能动性，由此势必引导到下面的问题：本性为恶的人，怎样能够在道德上达到善？

首先，荀子指出，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组织。这是因为，人生而有欲，有欲就有求，求满足欲望而无节制，必定引起竞争，有争就有乱，乱则一事无成。先王制定礼（个人行为准则）义（道德），就是为了杜绝社会和思想的混乱。

在这个意义上，“礼”的作用就是规定应有的节制。凡建立起“礼”的地方，就形成“道德”；按“礼”而行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违反“礼”的人就是没有道德的人。

按照这个论据，人的道德不是自然产生，而是由于人的需要。

基于人的头脑有智性与情感两方面左右，荀子提出，人需要从知识和感情两方面得到满足。

以祭祀为例，当我们的亲人去世时，从智性上我们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如果纯粹按理性来说，为死者举行葬礼，并无需要。然而，人的头脑还有感情的作用。这使我们在亲人去世时，希望他再生，或在另一个世界中继续活下去。

在对待死者的态度上，我们需要同时顾及两个方面。儒家所讲的葬礼和祭祀便是为此而设的。

类似的，荀子认为，为降雨而祈祷，为做重大决定而占卜，是为了表示重视，不是为了求以得之。

在逻辑方面，荀子将人的认知功能分为两部分：天官，如耳目，负责接收印象；心，或者头脑，则对感官的印象作出解释，说明它们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名”除了伦理的需要之外，还有逻辑思辨的需要。“名”的逻辑功用体现在：凡相近的事物，名称也相近；不同的事物，则名称也不同。在逻辑分类上，荀子把“名”分为两类：共名、别名。共名是人进行综合思考的产物，别名则是人进行分析思考的产物。

正是因为“名”如此重要，于是乎，当一个新的王朝兴起，新的君王和他的政府的职责，首先就是制订一套新的名字。然而，新的君王借制订事物名称，推行他的意志；先为大众所知，然后领导大众达到统一。

墨家·游侠

在古代，墨子的名声和他的思想影响与孔子几乎不相上下。

尽管有学者认为，墨翟和孔子一样，同是鲁国人，但两人的学术主张却南辕北辙。孔子尚古，推崇周代早期的传统典制，对古代文明的态度是加以理性化、合理化；墨子则对古代文明持批判态度，质疑它们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并力求使之简化。

孔子是一位文雅有修养的君子，墨子则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布道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墨家的主体构成是“游侠”。

在周代，帝王公侯都拥有自己的军事专家，这些人是世袭的武士，是当时军队中的骨干。周朝后期统治权力解体，这些军事家丧失了权力和爵位，散落全国，只求有人雇佣，得以维持生计。他们被称为“侠”或“游侠”。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他们的武士道德这样写到：

墨学中，有一大部分便是这种武士道德的延伸。与儒生大多来自中上层阶级不同，游侠更多地来自下层阶级。在古代，各种典章制度和礼乐都是贵族专用的，在普通百姓眼中，这些典制礼乐都是奢侈的繁文缛节，没有丝毫用处。因而，墨家哲学的内容，主要便是这种批判和对游侠道德的辩护。

从《墨子》一书可以看出，墨家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足以进行军事行动。《墨子·公输》篇里记载，

墨子得讯后，前往楚国，劝阻楚王出兵。在楚王面前，公输般演习他准备用以进攻宋国的新式武器，墨子则表演他准备用以防御楚国进攻的防御武器。

公输般采用了九种攻城机械来进攻，都被墨子的防御武器挡住了。最后，公输般的进攻武器都已用尽，而墨子的防御武器却还有余。

最终，楚王被墨子说服，放弃了对宋国的进攻。这个故事，后来成为电影《墨攻》的底稿。

不仅如此，这个故事清晰地表达了墨家的政治主张：兼爱与非攻。所谓非攻，体现墨子及其追随者与当时的其他游侠的不同，他们只为防御性战争效劳，而不是谁雇用，便为谁卖命。

而兼爱来自于游侠之间，“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职业操守。墨子以这种思想为基础，把它扩大推广，主张天下所有的人都应当不分高低，彼此相爱。

为使人们实行兼爱，墨子先以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辩其合理性。此外，还采用一些宗教和政治的奖惩。宗教方面，凡不遵行神意的人，就会受到神的降灾惩罚；凡遵行神意的人，神就报以好运。

政治方面，墨子认为，人民大众接受权威，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国君最初是顺应民众的意愿而产生，以免民众陷于无政府状态，而国家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制止人们由各是其是而产生的混乱。

墨子把“侠”的职业道德发展到政治理论，强调集体纪律和集体的顺服。它也反映了墨子时代的政治混乱局面，使许多人倾向中央集权，认为即便专制，也比混乱要好。

从当时各种文献记载看来，墨子自己便是奉行这些原则的范例。

道家·隐者

在《论语·宪问》篇里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曾遇到许多“避世”的“隐者”，这些隐者是“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

最早的道家，大概便是从这些远离世俗、遁迹山林的隐者中产生，而杨朱是其中的代表。

杨朱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但在《孟子》书中，提到杨朱像墨子一样，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杨朱有两个基本思想：其一是“人人为自己”，其二是“轻物重生”。这和墨子的“兼爱”思想正好相反。

《韩非子》书中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和《孟子》书中说杨朱“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两者含义还有所不同，后者正是杨朱“人人为自己”的思想，而前者则是杨朱“轻物重生”的思想，但两者和杨朱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它们是同一个理论的两个方面。

如果把杨朱所代表的思想作为先秦道家的第一阶段，那《老子》书中大部分所代表的是第二阶段，而《庄子》书中的大部分则是第三，也就是最后的阶段。

传说老子姓李，名聃，为楚国人，与孔子同时而比孔子年长，传说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一书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哲学著作。

老子认为，万物必定有它们的由来，于是便把这个“由来”称做“道”。从逻辑上来讲，万有必须首先有“有”，而“有”的来源只能是“无”。这就是，《道德经》第40章所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含义。

在主宰事物变化的法则中，老子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物极必反”。这是老子归纳的自然法则，在《道德经》中有多处论述，略举几例如下：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少则得，多则惑。”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人们会问：如果物极必反，那么“极”在哪里呢？

老子的回答将是：万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预先划出的绝对限度。就人类的活动来说，一个人前进的极限，全在于人的主观感觉和客观情况。

反过来，老子在《道德经》第9章告诉人们：“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骄傲就是一个人的进步已到达极限的标志，它是任何人首先要力戒的事情。

为人处世方面，老子特别强调“常”的作用。比如，“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在道家的根本问题“全生避祸”方面，老人认为一个谨慎的人应当温和、谦虚、知足。温和就能保持自己的力量强大。谦虚就能使人不断进步。凡事知足，使人处任何事情，不致过分。

从“反者道之动”的原理中引伸出来的、道家的“无为”，常常被人误解。它的原意是，行事不要过分，并不是叫人不要做事。就像画蛇添足的故事，用意是告诫人：行事过分，将招来失败。

与道相对的概念是德。所谓德，就是事物的本性，也就是万物之中的“道”。所谓顺德，就是顺事物的本性行事，这时人的生活就超越了世俗的是非善恶。顺应事物的本性，自然就不会矫揉造作和轻率放肆，这种状态，就称之为“朴”。

政治理论方面，从“无为”出发，老子认为，圣人治国的第一桩事乃是废除这些“有为”的事情。比如，

《道德经》第19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道德经》第3章

在自然的状态中，圣人实行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世事将自然取得成就。

庄周，通称庄子，在早期道家中大概是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后人对他的生平所知很少，只知道他是蒙国人，毕生过着隐士式的生活，但思想和著述已驰名当时。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记，楚威王曾慕庄周名，遣使者携带礼物往谒庄周，聘请他出任楚国宰相。庄周笑答说：“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将快乐分为两种。其一，相对的快乐，人性自由发展便可以带来；其二，至乐，必须对事物本性有更高的了解。

政治哲学方面，庄子认为政府和社会在法律和道德上强求一律，其结果也就像鲁侯待海鸟一样，虽以国君的礼遇来招待海鸟，但最终海鸟却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因此，庄子与老子一样，都主张“无为而治”。强调统治者越是靠人为的手段来统治，悲惨和不幸就越多。

在感情方面，庄子认为，人对万事万物增加理解，就可以减少由感情造成的痛苦。例如，天下雨，使人不能外出，成人不会对天发怒，儿童却忍不住会发脾气；其原因是成人比儿童多了解事理，所受到的挫折失望感也就比儿童要少得多。这就是“以理化情”，即感情可以通过理性和理解去化解。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圣人洞察事物本性，便没有对事物的感觉，而是不为感情所扰以至失去“心灵的宁静”。如此，生命独立于外界事物，超越了人我的界限，因此心灵的快乐也不再受外界所左右，从而达到“至乐”。

从相对到绝对，需要突破常人认知的局限，即往往认为自己正确，而别人则是错误的。从自身出发，是非观念必然受到自身的限制，庄子把这样的观点比作“井底之蛙”。更高层次的观点是，超越自身的局限，从道的角度来看事物。

以制造一张桌子为例，从桌子的角度看，这是建造；从树的角度看，这是破坏。叫它建造也好，叫它破坏也好，这都是从有限的角度看它；如果从道的角度看，则建造和破坏都是相对的，都没有绝对的意义，因此无成也无毁。

到了这个层次，知识便是“不知之知”。比如“道”究竟是什么？这不仅无法讨论，而且不可思议。得道的人所住之境，称为“无竟”。在“无竟”中，得道之人亲身体验到“道”。这种经验，需要忘却事物的一切区别。

用诗的语言来说，这样的人就是：

这样的人独立于化外，因此，他的快乐是绝对的快乐。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弃智”。在一般人看来，知识的使命便是区别万物。而弃绝知识，便是弃绝这些区别。当人把万物间的区别统统忘记时，剩下的只有万物还未生成的状况。这时，圣人便拥有了更高层次的“无知之知”。

《庄子》书中，有很多地方说到忘却万物区别的方法。比如，《大宗师》篇写到：

“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值得指出的是，“无知之知”和“无知”是两回事。“无知”是人的原初状态，而“无知之知”则是人经过“有知”而后达到的“无知”阶段。人的原初状态的无知是自然的恩赐，而人达到“无知之知”则是心灵的成就。

做个小结：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保全生命、避免损害生命。

这样的一个循环，从私（即有我）出发，最终走向了对于私的否定（即无我）。

名家·辩者

名家，顾名思义，研究的主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有点像西方语言中主词和宾词。

举个例子，当我们说“这是一张桌子”或“苏格拉底是一个男人”，“这”和“苏格拉底”是“实”，“桌子”和“男人”则是“名”。

你可能会说，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们来看看《吕氏春秋》中记述的一则故事，你就会明白。

死者家属向邓析求计，邓析说：“不妨等待，因为没有别人会要那具死尸。”

捞起尸体的舟子也去向邓析求计。邓析教他说：“不妨等待，因为死者家属只有来你这里，才能买回死者尸体。”

故事中的邓析，是著名的诉讼专家。在当时，既帮人打官司，又教人学诉讼。其核心手法，就是利用法律条款的文字，在不同情况下作不同的解释。这种法律条款上的文字游戏，其实质就是切断了“名”与“实”的联系。

另一名代表人物惠施，强调现实事物的不断变化和相对性。比如时间，“今”和“昔”是相对而言的。再比如角度，木匠制作一张桌子，从树木看，这是破坏；从桌子看，这是建设。

关于相对性，《吕氏春秋》记载了名家第三位代表人物公孙龙，应平原君之约，帮助赵王解困的故事：

过了一段时间，秦王出兵攻打魏国，赵王打算救助。秦王不悦，派使者面见赵王，责其失约。

了解了这个情况，公孙龙给赵王出主意，让他同样派使者面见秦王，责问：“我赵国救助魏国，你秦国却不来救，是你们失约。”

看了这个故事，我们就会明白任何的同盟关系，一旦超出了预期的合作范围，破裂是分分钟的事情。

有趣的是，公孙龙的核心主张，恰与惠施相反，强调“名”是不变的、绝对的。经典的例子，就是白马非马。

公孙龙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写了一篇《白马论》，从三方面来论证。其基本思想就是，“白马”与“马”的内涵与外延不同，即所谓的“共相”不同，因而不相等。

前几天，在晚餐的时候，我把“白马非马”的故事说给女儿听。女儿听罢，望着我说：

从抽象的意义来讲，白马与马确实不是一类。然而，从日常的经验来看，白马属实为马的子集。所以，韩非子当年就认为公孙龙和惠施的一套论辩时兴起来是破坏了法律。

然而，名家也有积极的一面。它对名实关系的哲学解析，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揭示出一个形象之外的世界，因为共相不可能成为经验的对象。

阴阳家·方士

先秦的阴阳家源自古代的方术，行方术的即是术士。根据刘歆的《七略·术数略》，把方术分为六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天文和历谱比较清晰，跳过不讲。关于五行的可靠记载，见于《书经》中的《洪范》篇。它们是五种能动的、相互作用的力量。五行，也称“五德”，在阴阳家的另一部重要文献《月令》中，进一步把五德与地理的方位（东西南北中）、季节的交替（春夏秋冬长夏）联结起来。

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通过五行连接起来。如果君王行事有违天理，就会造成不正常的自然现象。这个理论在后代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

再后来，阴阳家主要人物邹衍，发展出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用五德的转移来解释历史，它既是变化的，又是有规律的。

阴阳家认为，五行按照一定顺序，相生相克；一年四季也按五行相生的顺序嬗替。因而，朝代的更替也是遵循五行相生的顺序。

黄帝以土德王，被以木德王的夏朝取代；以木德王的夏朝又被以金德王的商朝所取代；以金德王的商朝又被以火德王的周朝所取代；周朝将被以水德王的王朝所取代；以水德王的朝代又将被以土德王的朝代所取代。这样，历朝历代按五行顺序周而复始。

后世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称自己是“奉天承运”，所指就是承受“五德”转移的时运。

五行学说的意义在于解说宇宙的结构，但并没有解释世界的来源，阴阳的学说则填补了这个需要。其基本观点是：宇宙一切现象，都是由阴阳两个原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如何通过阴阳两种原则来加以概括和预测呢？

为此，古人发明了两种占卜方法，即所谓蓍[shī]龟。前一种方法是由巫史取蓍草，每两株为一份，最后所剩，非奇数即偶数。如是六次，得出每三个一组的组合，称为“筮”。后一种方法是在龟甲或平骨上钻一洞，放在火上烤，小洞四周受热后出现裂纹，称作“卜”。

周朝初年封建制全盛时期，每个贵族都有世袭的术士。贵族有任何重要行动之前，必先问卜。

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占卜用甲骨。一直到周初，甲骨占卜仍是重要的占卜形式。至西周时期，由于筮法盛行，甲骨占卜已逐渐失去显赫地位。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留意到，筮法所产生的数字组合，恰好可以作为查询《易经》卦象的索引。三个数字一组，恰好组合出八卦。

中国传统认为，八卦是黄帝之前、传说中的中国第一个君王伏羲氏所创立。后由周文王进一步演化出六十四卦。其中的每一卦象都有解释，称“卦辞”；每卦之中的每一横划也有解释，称“爻辞”。

所以，《易经》即是对于蓍草占卜的结果，所生成的卦象吉凶的解读。

最后，说说形法，其包括相面术和后来所称的“风水”。“风水”所依据的理论是，以人为宇宙的产物，又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因此，人的住处和死后“阴宅”（墓地）必须与自然环境（风水）协调。

阴阳家及其方术，代表着人类对超自然力量不再迷信后，开始试图解释自然现象，从而向科学转变。人类最初对自然力量的观念，尽管十分原始简单，但它终究是科学的开始。阴阳家面对事实的种种努力，代表了一种科学探索的倾向。

法家·法术之士

西周封建社会的运转，所依靠的是两项权力原则：礼和刑。

礼包括仪文、礼节、举止行为的规定以及社会习俗所构成的不成文法，它的应用范围只限贵族，即“君子”。而刑即惩罚，它的应用范围是普通百姓，即“庶人”。

《礼记》中所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两项原则的不同应用范围。

西周封建社会制度的瓦解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变化。公侯君子和庶民小人的社会分野逐渐模糊，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

与此同时，大国用侵略、兼并的手法，扩大统治的领土。在这形势下，各国为准备战争或防御入侵，都需要强化国家的统治，就是说，需要集中权力。这就使政府的结构和行使职权都日益复杂化了。

新的形势带来了新的问题，对各国都一样。面对这样的形势，从孔子起的各派思想家都力求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他们建议的解决办法往往并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所爱听的不是劝他们怎样谋求民众的福祉，而是要能应付眼前难题的灵计妙策。

在谋士中也有少数是懂得现实政治的。他们鼓吹：君王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实行他们提出的一套方略，一个仅具中人之资的人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还有一些方术之士，为他们鼓吹的统治方略提出理论根据，这便构成了法家的思想主张。用现代语言来说，法家的主张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望文生义的主张法学。

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法家分三派。

韩非子认为这三者都必不可少。在《韩非子·定法》篇中，他指出：

中国人办事往往依循过去经验，如果遇到新事，首先就想过去有什么经验可以遵循。这个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哲学有巨大的影响。

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要找古代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他们的历史观有一个共同点：

法家，在这方面是一个鲜明的例外。法家深深懂得，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它不得不变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世界。我们所熟知的守株待兔的故事，被韩非子用于反讽循古例、治今世的理念。

于是，法家为了适应新的政治情况，建议采用新的方法治理国家。首先是制定法律，通过法律来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做。

在此基础上，圣人治国，不是要使人人都自觉行善，而着眼于使大众不能作恶。因此，要着力的是执法，而不是立德。

按照这个理论，君王统治百姓，靠的是法律和威势，因此他不需要有特殊的才能或品德。而且，君王不用事必躬亲，只要他有驾驭人的权术，就可以物色到适当的人去为统治者办事。

依靠“循名而责实”，即职务与责任匹配，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君王可以遴选出合适的官员。同时，依靠监察制度，监督官员是否切实履行了职责。而这些监察官员的人，自己也在君王监察之下。

就这样，法家认为，基于赏罚两项大权（治国之“二柄”），国家治理体系就可以有效构建起来。它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性趋利而避害。因此，赏罚便能发挥作用。赏罚能起作用，便能做到令行禁止，于是治世之道便已具备了。

韩非子深信人性恶，而正因为人性恶，所以法家的治国方针，全从实际出发，并不寄希望于把大众改造成为新人。

我们知道，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中最后出现的法家，后来成为了秦国的政治主张。最终，秦国得以兼并六国，成就霸业。

面对时代的巨变，各家在提出自身观点的同时，必不可少的会相互之间有交流、有碰撞。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主要流派之间，主要观点的异同。

儒家vs墨家

在对待古代文明的态度上，无论是周朝早期的传统典制、礼仪，还是音乐、文学，孔子都抱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加以理性化、合理化；而墨子则对古代文明整体持批判态度，在质疑它们的合理性和实用性的同时，力求使之简化。

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各自背后群体的特征：文人讲究礼法，武士崇尚实用。

儒家的仁义，与墨家的兼爱，在精神内核上略有不同。主张兼爱的人认为：我应当像关心自己那样关心朋友和朋友的父母。也就是说，爱是没有等级、差别的；而按照儒家的学说，爱是有等级、差别的。

《孟子·梁惠王上》第7节记载孟子的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爱家人推广到爱其他人，这是在“爱有等级”的原则下，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在这些实践中，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因为人的本性就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到别人受苦。

墨子则坚持爱众人与爱父母应当没有差别。不管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少爱一点父母，或多爱一点众人，总之，是要消弭儒家主张的有差别之爱。孟子正是有鉴于这一点而责难“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由此，引申出儒墨两家的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儒家认为，人顺其本性，就自然发展出仁的品德；而墨家则认为，兼爱是要靠外力加之于人的。

此外，儒墨两家在对待神灵以及敬拜神灵的态度上，似乎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墨家既信奉鬼神，却反对丧葬和祭祀祖先时要献大量祭牲的繁文缛节；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信有鬼神。

实际上，这种自相矛盾只是表面上的不一致。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由于信奉鬼神，而是由于重视去世的祖先。可以说，这是一种诗情，而不是出自宗教。而墨家论证鬼神的存在，是为他的兼爱理论作张本，而不是对超自然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大众敬畏鬼神，有利于在人间建立理想世界；薄葬节礼，有利于“节用”。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都有利于大众实行兼爱。

儒家vs道家

在政治理论方面，道家和儒家的相同点是：都认为在理想国里，国家首脑应当是一个圣人，唯有圣人才能担当起治国的重任，圣人也应该成为理想国的统治者。道家和儒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儒家认为，圣人治国，应当为大众多做事情；而道家认为，圣人治国，不是要忙于做事，而是要裁撤废除过去本不应做的事情，以至“无为”。

这种在入世态度上的区别，集中地体现为：道家主张“无为”，儒家则教导“为而无所求”。

“无为”的背后，是对天道的顺应，是对万物本性不一致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人的能力的否定。“有为”的背后，则是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同时，通过“无所求”来进一步约束人类可能存在的过度意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道家把人的位置排在了天地之后，而儒家则认为人与天地同等重要。

法家vs道家

道家和法家代表中国思想传统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是天真无邪的，法家则认为人生来性恶；道家鼓吹个人绝对自由，法家主张社会控制一切。

然而，在“无为”这一点上，两个极端倒会合了。“无为而无不为”，既是道家的思想，也是法家的思想。

在韩非子和法家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君王不应当亲自动手做任何事情，一切需要办的事情都应假手别人去做。

换句话说，君主拥有政府运作的机制和工具，他自己不必做任何事情，而执政掌权所要办的事情却都办了。

后期道家对法家所主张的治国之道，也持同样的看法，只是说法略有不同。《庄子·天道》篇中称：

“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因此，君王就应该不想、不说、不做；只命令别人替他去想、去说、去做。因此，君王就应该不想、不说、不做；只命令别人替他去想、去说、去做。

法家的治国之道要求君王公正无私。他应当赏罚严明，即便当罚的是亲人朋友，也不徇私；即便当赏的人是仇人，也不歧视。如果君王不能公正无私，哪怕只失误几次，整个机制便将崩溃。

法家宣称只要具有中人之资，便能治国，而实际上，只有圣人，才能具备君王的资质。

法家vs儒家

法家与儒家的区别，主要在于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要靠礼和道德，而不是靠法律与刑罚来治理百姓。

先秦中国封建社会里，“礼”是君王统治贵族的准绳，“刑”是君王统治百姓的工具。儒家坚持以礼治国，这样，“礼”不仅是统治贵族的准绳，也成为统治庶民百姓的准绳，这是对庶民百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这一点说，儒家是革命的。

法家的思想也和儒家一样，没有社会阶级高下的区别。人人在法律和统治者面前，地位都一样。但是，法家所做的不是把庶民的地位提高，而是把贵族的地位降低，靠奖惩来统治一切人，这就把“礼”抛到一边去了。

儒家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主张是现实主义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向指责法家卑鄙、粗野，而法家则总是指责儒家书生气、不切实际。

诸子vs名家

在《墨子》书中，有6篇与全书的其他部分不同，以逻辑的方式树立墨子的主张，批判名家的思想，合称“墨经”。

关于“名”的部分，“墨经”从逻辑上对知识加以分类。以不同的来源而论，把知识分为三类：从个人直接经验而来的知识，从权威而来的知识（即听来的，或从文字中读来的），从推论而来的知识（从已知推到未知）。以知识的不同对象而论，分为四类：对“名”的知识，对“实”的知识，“对应”的知识（知道哪个“名”与哪个“实”对应），以及行动的知识（怎样做一桩具体事情的知识，know-how）。

关于“辩”的部分，指出“辩”的目的与作用是：分清是非，区别治乱，辨明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似相异之处。并且，提出“辩”的七种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是，“效”与“推”，大致相当于西方逻辑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在因果关系上，指出了必要条件与充要条件，但没有提出充分条件。

后期墨家使用“辩”术，不仅反驳名家对墨家的批评，还运用“辩”术批判名家。比如，对惠施提出的“合同异”的论点，通过指出“同”的不同含义，明确了名家的引申是谬误的。

儒家从孔子开始，就特别关注“正名”，强调客观事物的名字，要与其本来的含义相一致。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到了荀子，他关于正名的理论不仅着眼于伦理，还反映了对逻辑的关注。通过运用逻辑上“名”与“实”的关系，荀子把名家和后期墨家的思辨谬误分为三类。

第一类，“惑于用名以乱名”，比如“杀盗非杀人也”。荀子认为，盗意味着他首先是人，“人”的概念，其外延大于“盗”的概念，而且包括“盗”的概念；因此，称“盗”时，同时就指是一个人，杀盗也就是杀其人。

第二类，“惑于用实以乱名”，比如惠施的“山与泽平”。荀子认为，现实是个别的具体化，名则是抽象的一般范畴。用个别去否定一般，势必以实乱名。如果一座高山上有湖泽，这湖泽实际可能和低地的山处在同一平面上。但是，不能以这个例外的个案而推论说，所有的高山和所有的湖泽都一般高。

第三类，“惑于用名以乱实”，比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如果考察牛马这个名，它确实不能相等于马，可是在事实上，有些动物属于“牛马”一类，而作为“实”，它们的确是“马”。这就是荀子所称的“以名乱实”。

在我看来，荀子对于名家的三类思辨谬误的批判，都很到位。

道家与名家的关系在于，尽管名家指出形象世界之外仍有抽象的世界，然而真正把名家所揭示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的乃是道家。

比如，在《老子》第1章里，开头便说：

在道家思想中，“有”和“无”的区别，实际上就是“有名”和“无名”的区别。天地万物都是可以赋予名字的，故此，称天为天，称地为地，万物各从其类，各有其名。与之相对，“道”是无从命名的，而万物之名又都是由道而来，这便是老子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道”其实不是一个名字，它只是一个指称，即“无名之名”。

尽管道家反对名家，然而真正继承名家的却是道家。惠施和庄子两人是好朋友，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先秦诸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一个旧体制礼崩乐坏、新体制百废待兴的时代。

实际上，正是时代的巨变，召唤出各家思想的蓬勃发展。

思想虽然多样，然唯有契合时代，才能够成为主旋律。

面对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混乱，选择出世的道家自然成不了主流，因为大部分人无法逃避。墨家、名家与阴阳家，更多的是以专业人士的身份，提供专业技能为人所用。儒家，克己复礼、恢复旧制的主张，与时代背景脱节，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也就难怪不受君主的待见。

最终，倡导规则清晰、赏罚明确的法家，契合了时代的要求，于乱世中重建了秩序。

全面采纳法家理念的秦国，在新规则的引导下，凝聚起强大的耕战力量。这条偏居西北的鲶鱼，最终席卷了中华大地，一统六国。

秦帝国的建立，让时代的主旋律重回和平与发展。这个时候，法家过于苛刻的弊端开始彰显。统一的中央王朝，在精神实质上，回到了与周朝早期相仿的状态。

于是乎，伴随着秦朝的灭亡，法家退位，儒家重新走上前台。与此同时，混乱与苛政所引发的民生凋敝，也让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回归，好让百姓休养生息。

历史的车轮，就这样走向了下一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