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瞿秋白曾经发问：“在镜子里看影子，虽然不是真实的……可是真实的在那里？”这是一个有着典型瞿秋白风格的问题。作为一个革命者，瞿秋白多少有些特殊，很多时候，他都处于各种力量的纠葛之中。1924年1月11日，瞿秋白致信爱人王剑虹说：“我心里确实是矛盾，我从小便觉得我的心灵有两个世界，我有两重人格……梦可阿，你的音容时时化作种种印象安慰着我，——虽然我仍旧不动声色的和旁人谈话做事，（旁人丝毫不能觉察我的心事），然而，我总是自己欣慰着：我现在另有我的‘自己’。”瞿秋白写这些，旨在表白内心中的思念。不过，其中传达的两个世界、两重人格，却也吐露了瞿秋白性格中的一些特征。

瞿独伊个人简历（瞿独伊是谁生的）

事实上，更早的文本中，瞿秋白已经谈到自己“二元的人生观”，1920年的《饿乡纪程》中，瞿秋白写道：

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心灵之外。

在这里，“二元的人生观”指的是他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可以相互隔绝，各自独立运行。无论两重世界还是二元人生观，都意指可以构建外在和内心两个相互隔离的世界，前者展示于人，后者则属于瞿秋白自身。

写《多余的话》时，瞿秋白再一次谈到自己的二元人格，也正是这一次的谈起，让二元人格的说法成为观察他的性格的铁证。《多余的话》中谈到的二元人格仍然具有双重意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同在：“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二是日常生活中的显性和隐性的自己同在：“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瞿秋白自承：“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二元性格的瞿秋白，向世界追逐，又与世界疏离。这些当然无碍于其作为坚定的革命者的认知，却为进一步深入了解瞿秋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其实，多数时候多数人，大概都有无法判然分明的复杂世界。这里面，有现实生存的世界，有企求中的理想世界，有自己甚至都不完全明了的潜意识世界，还有和众人一起不断构造着的世界。

一、爱的自我埋葬

1980年，丁玲刚刚复出，写下《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追怀1935年在福建长汀就义的老师及友人瞿秋白。由于和瞿秋白第一任夫人王剑虹的特殊关系，丁玲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她和王剑虹的友情，瞿、王结合的经过。王剑虹和丁玲都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上海大学的学生，瞿秋白常常来宿舍教她们俄语，逐渐地，丁玲感觉到瞿秋白和王剑虹都有些变化，不明所以的她偶然发现了王剑虹的秘密，王的垫被底下放满了写给瞿秋白的情书，丁玲知道好友爱上了瞿秋白，她决定去找瞿秋白：

我无声地、轻轻地把剑虹的诗慎重地交给了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诗，读了许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我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你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秋白曾经详细地同我们讲过他的家庭，特别是他母亲吞火柴头自尽的事，我们听时都很难过。“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

他握了一下我的手，说道：“我谢谢你。”

长期来，丁玲关于这一过程的叙述成为瞿、王结合的经典叙述。然而，2017年，丁玲之子蒋祖林撰写的《丁玲传》，将这一叙述推上了被质疑的位置。蒋祖林记叙，1977年，他去探望还在等待复出的丁玲，丁玲跟他谈到瞿秋白，说了这样的判断：“其实，那时瞿秋白是更钟情于我，我只要表示我对他是在乎的，他就不会接受剑虹。”蒋祖林记叙的丁玲回忆是，她拿了王剑虹表达对瞿秋白爱慕的诗稿去找瞿秋白：

瞿秋白问：“这是谁写的?”我说：“这还看不出来吗?自然是剑虹。”他无言走开去，并且躺在床上，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问我：“你说，我该怎样?”我说：“我年纪还小，还无意爱情与婚姻的事。剑虹很好。你要知道，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去。你该走，到我们宿舍去……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更向他表示：“我愿意将你让给她，实在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呵!”他沉默了许久，最后站起来，握了一下我的手，说道：“我听你的。”

“谢谢你”和“听你的”，两个不一样的表达，一下子把丁玲从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丁玲卷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情感纠葛，在丁玲母亲的回忆录中也可约略见出，丁母记录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丁玲从上海返乡的情景：“不日女回，吾心甚慰，惟伊悒悒不乐，非复往日之态度。吾不胜忧虑，对伊百般体贴，任其所欲，曲尽慈母之职，殷勤如抚幼孩，常把伊拥抱怀中，或其他郊外闲逛……忽海上来电云：乃女之契友某某病故。女悲痛之至，即刻要走。我见伊对友如是之情深，亦为之痛。”

丁母的回忆显示当时的丁玲确实可能陷进感情风波当中，但是否如蒋祖林转述，当年瞿秋白实际爱上的是丁玲，丁玲和瞿秋白共同选择了放弃自己真正的最爱，成全了王剑虹，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1924年结婚前后，瞿秋白和王剑虹的情书或许能解开一些谜底。

1924年1月，正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的瞿秋白给王剑虹写去许多情书，其中多次提到丁玲，即文中的冰之：

冰之是安琪儿，她握着我你的生命。她……我怎样才好呢？我怎样才好呢？……

你要死，千万也当［等］着我死，——假使你还爱我，假使你那时还爱我。

冰之这样的知己，宇宙间独一无二的。难道不能原谅人……

我想，你还可怜我，冰之也还可怜我，给我以一线希望！——我回来之后不能再离别了。置我于死地么？我也体贴得到，冰之心里是个什么味儿。可是你并不曾不爱她，是不是？难道不能分一些儿？你现在做些什么？好好的，不要尽着闲愁闲。

看得出来，三个人中间发生了些什么，但到底是什么，仅从信中难以索解。此时，王剑虹写给瞿秋白的信中，也不无灰暗的痕迹：“关于我俩的一切，我现在也没半个字可以说的，我们的别意离情，只是最微细的一点爱曲中的哀调罢了！过了这些日子自然再有美妙的欢音出现。”“昨宵，可怕的风雨之夜……我曾经做得有几首诗……可是烧了！……好！我没法同你说了。恕我！”这样的表达，不像热恋中的情人的言语。虽然，有论者会将之理解为王剑虹对自己身体的担忧，但下面一段话无法完全用身体状况解释：

我的魂儿么？我已是做了她的□人。我新发现我对伊一切不能干涉：——一切的都在她面前失力，我在她身上已经无权力了！！……她决意春间要回湖南去，我……不说了吧。

…………

我自死不满意我自己，虽然一时期曾□过人类的“爱”的期间。

我十分疑惑我自己，直到我临近“地狱的门”的那一天。

我这些话你一定不明白。你一定不以为然或许以为我随便说说——我是费了无限思索——从心底里流出来的实在话呵！我是一个“鬼”，一个□□的鬼，我暂时为你的挚“爱”不诅咒我自己。等到……我便……

这里的爱都打了引号，尤其是写到瞿秋白的挚爱也打了引号，这出现在情人间的书信中，毕竟不同寻常。

王剑虹说到的丁玲要回老家的事，瞿秋白信中也有提及：

你的魂儿竟如此决意的要回去吗。我心说不出的难受。你能安心的听她回去吗？也许你心上难受，故意不写出来。我明白你的心事。你疑惑你自己。我呢，摆布不得我自己。冰之是天上的神仙，千万要劝她把握定自己的倾向，勉力做得世间人；她和你都能大有益于世间呢。

你切勿为我牺牲你的魂儿，你爱她得厉害……。冰之呵，你何苦这样猜疑，我万不敢……你说，假使冰之的走，是我的罪魁，我是什么味儿。我万不如冰之的真挚。

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瞿秋白的弟弟瞿畇白爱上了丁玲，但丁玲无法接受畇白的爱。王剑虹告诉了瞿秋白这一消息，对此，瞿秋白的反应是：

冰之和畇白的事我早就料到的，——畇白是个傻子，哪里禁得起。然而我看冰之也的确不爱他，冰之的确也不能给他所求的，那有什么法想！何以断定她不爱他呢？我也不知道。畇白呢？他也不是真爱，——真爱的又何必这样勉强。他不知道，既然表示之后已经得了一个否定的答复，——假使他真正爱她，真正的信她是理想中的人格，——他就应当体谅她那‘被爱而不爱’的苦，不再纠缠着。既是爱得她如此真挚，应当愿意她有幸福，而他的苦笑眼泪无一不是置她于无可奈何之地，那又是什么爱呢？

仔细读瞿秋白这段话，结合蒋祖林说到的瞿秋白和丁玲的“让”，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如果蒋祖林所说的“让”真的成立，瞿秋白写给王剑虹的信中说到的如何面对不爱你的人时，就不无夫子自道的意味：“既然表示之后已经得了一个否定的答复，——假使他真正爱她，真正的信她是理想中的人格，——他就应当体谅她那‘被爱而不爱’的苦，不再纠缠着。”这是瞿秋白心目中理想的爱。无论是爱的追求，还是社会改造的追求，瞿秋白心中都悬着一个理想：“应当没有无限的轻信，没有极端的感情，不受无意识暗示，而有积极的怀疑心，有沉静的研究心，有强固坚决的毅力。”为了自己的爱人，可以埋葬自己的爱。

不过，当瞿秋白这样做的时候，未必了解丁玲的真正心理，丁玲的让并不一定是不爱，而可能是少女面对骤然到来的爱的迷茫，她怕过早陷入爱情，也怕影响和挚友王剑虹的关系。瞿秋白的让，或许并不是丁玲内心真正希望有的结果，他们只是共同用自己的退让营造了一个高尚的牺牲。问题在于，对瞿秋白和丁玲的“让”，后来王剑虹也知道了，如丁玲所说：“我想，她或许不知道。但婚后，我想，她定会知道的。”丁玲的判断和王剑虹信里流露的情绪结合起来看，应该属实。那这样的“让”，对王剑虹来说，毋宁又是一种难以面对的残忍。爱应该是纯净的，瞿秋白和丁玲认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牺牲诠释这种纯净，然而有时候埋葬自我可能并不是维护纯净好的方式。临终前，瞿秋白回忆自己一生：

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同三层楼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两百多年老旧的大家族，养成了瞿秋白的绅士气，也斫伤了瞿秋白生命的本能。新文化运动中，重新认知性、婚姻、家庭、社会的后面，其实是被压抑的生命本能的释放。瞿秋白对这些当然不是没有感知，他也在尽力和时代靠拢，但是他的精神世界和这种不断粗粝自己情感的要求实在相距过远。他被捕后写信给郭沫若说：“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经不起了。”确实是切肤之叹。瞿秋白“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然而五四之后的中国，争论和抉择成为潮流，何况他后来还卷入政治的第一线，又成为强调斗争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员。他的精神世界和这个时代的暌违，一开始就已注定，尽管这个时代又恰恰是他努力为之鼓与呼的。这也就是他说的：

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作为中共早期的政治领袖，瞿秋白当然不是政治的门外汉，他的政治天分，当和政治运动——五四运动——初次相遇时就有体现。一起参与五四运动的郑振铎记述，运动开始后，两人分别成为学校的代表，“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几个学校代表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的天才”。无论是社会还是学校，能够成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的领袖，哪怕是一个小群体的领袖，通常都要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和驾驭人心的能力，非自命清高或甘于退隐者所可为，瞿秋白能够成为几个学校学生领袖中的领袖，郑振铎的回忆应属可信。

然而，瞿秋白自己对五四中的角色却另有一番解读。按照他自己的讲述，五四时期他参与运动，就是“历史的误会”的起点：“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止于此，无论早期还是后期，他的自述中很难看到他努力奋斗的那一面。钱穆幼时与瞿秋白同校，他笔下的学生时代的瞿秋白是这样的：“时全校皆寄宿生，家在城中者，周末得离校。一日，舍监室又出示，周末须告假，乃得离校。时低余两级有一同学名瞿双，因其发顶有两结故名。后易名霜，遂字秋白。其人矮小文弱，而以聪慧得群誉。周末晚餐后，瞿双独自一人直入舍监室，室内壁上有一木板，悬家在城中诸生之名牌。瞿双一人肩之出室，大声言，‘今晚全体告假’。户外数十人呼哗为助。士辛师（陈士辛，舍监）一人在室，竟无奈何。遂大群出至门房，放下此木板，扬长离校。”这里的瞿秋白自幼敢于反抗压迫，正是后来在中共革命者的自述、回忆及传记中反复出现的形象，大多数革命者也乐于以这样的形象示人，但在瞿秋白本人的叙述中，无论早期还是后期，这样的事件都完全隐去，这样的隐没当非偶然。

有意忽略自身性格中强悍的一面，和在爱的冲突中选择抽身一样，都和瞿秋白内心中浓厚的绅士气相关。如他自己所说，他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自己的绅士气，其实，与其说没有走出，不如说他自己有意无意选择停留，他厌恶绅士气，却又嗜痂成癖，这就是瞿秋白的纠结。爱的退让中，既有他的善意，未始也没有他自己说到的演的成分，悲剧于他而言，是痛苦，也未尝不是享受。瞿秋白的演，与其说是演，不如说是携着旧戏装上到新舞台后命定的人生进程。

二、光明和死亡

1920年3月，瞿秋白在《心的声音》中写道：

心呢?……真如香象渡河，毫无迹象可寻；他空空洞洞，也不是春鸟，也不是夏雷，也不是冬风，更何处来的声音?……听见的声音果真有没有差误，我不知道，单要让他去响者自响，让我来听者自听，我已经是不能做到，这静悄悄地听着，我安安静静地等着；响!心里响呢，心外响呢?心里响的——不是!心里没有响。心外响的——不是!要是心外响的，又怎样能听见他呢?我心上想着，我的心响着。

如“香象渡河”这个典故浓厚的佛教色彩显示的，《心的声音》尽管可以看到西方思想的影子，究其实，还是禅宗六祖慧能“幡动还是心动”的翻版。众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瞿秋白和佛学的关系，瞿秋白自称：“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事实上，当瞿秋白说去苏俄是辟一条光明的路时，这里所说的“光明”，更可能和瞿秋白如下的表白有关：“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所谓菩萨行，就是要有慈、悲、喜、舍的无量心，度己度人，进于般若也就是光明之境。

清末民初，佛教文化一度有重振之势，唯识宗复兴，人间佛学展开。唯识宗复兴的代表人物欧阳竟无特别拈出“悲”字予以阐发：“今人不明大悲为学佛要事，实属误解佛法之尤，不可不抉择发挥。且概括数言示其要略，曰：诸佛菩萨由观苦而起悲（诸佛以苦谛为师，明了观苦乃无系缚；见他即自，又自然牵动而生大悲，此非逃苦、厌苦、怖苦、舍苦所可比也），由大悲而利他，由利他而起苦（一切苦悉入生死苦中，不舍生死即是不舍一切苦，此盖触真实苦以苦为大乐乃能如是），由起苦而不住涅槃。”近代中国的凄风苦雨，让悲苦成为社会的底色，欧阳竟无的由观苦而起悲，由大悲而利他，由利他而起苦，由起苦而不住涅槃的修行观，暗合着佛教对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回应。这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抉择，也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悲和大愿心。正因此，欧阳竟无重振唯识学的举措，激起社会的回响，唯识学成为民初佛教的潮流，瞿秋白接触佛学也是从阅读《成唯识论》开始的。

以悲苦之心直面社会，从悲苦中求振拔，是民初佛教提供给国人的思想资源，五四时代普遍的悲苦、烦闷叙述乃至将之推向极端的做法不能说都源自佛教，却和民初佛教的思路同源。瞿秋白的性格、经历和阅读让他和这样的悲苦叙述有特别的共鸣。无论是早年带有自述色彩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还是临终前的《多余的话》，都能看到一以贯之的悲苦叙述，却很难看到一个探索者和革命者果决、勇敢、奋斗的一面，瞿秋白笔下的自己，总是充满着忧伤、犹豫、退却、隐忍。他定位自己为“文人”，就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瞿秋白以文人为无用，激烈批评着这样的形象，却又自居文人，这种自毁自弃式的批评，和上述的悲苦叙述异曲同工。不过，佛教大悲导向的是起苦而不住涅槃，前提则是智不住三有，即超脱三界才能所缘众生，而瞿秋白的性格却让他很难自居为引路人，他解释赴俄的动机时说：

全宇宙不过只这一“求安而动”的过程，安与不安的感觉，又只在前“五识”及第七识上显现，以为行为最后的动机。第六识(意识)的动机是粗象而且虚伪谬误的。而社会的意识(社会的第六识)尤其常常陷于伪造幻象错觉。动的过程只在直觉直感于“实际”时显其我执(第七末那识)的功能。我旅俄的意义，实是我直感的反射动作。第六识的分别，计较成败所影响于行为的极少。

根据唯识宗所讲的眼、耳、鼻、舌、身、意、意根（又名末那）、如来藏（又名阿赖耶、真如等）八识，瞿秋白认为自己基本还是在第六识（意识）的层面，是直感的反射动作，所以他会本能地自我否定：“我冒险而旅俄,并非是什么‘意志坚强’,也不是计较利害有所为——为社会——而行；仅只是本于为我的好奇心而起适应生活,适应实际精神生活的冲动。生活不安的程度愈高,反应冲动的力量亦愈大。既无益于抽象的中国社会文化,又无味于具体的枯燥生活。”然而，时代毕竟给了他“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承担，巨大的责任和严格的自我审视之间的落差，让瞿秋白深感无力，他的自我否定或可看作是对这样一种责任所造成的紧张的释放。

瞿秋白的自我否定推向极端就是“死亡”叙述。《饿乡纪程》中，瞿秋白数次谈到“死”：“纯哥当初竭力反对我到俄国去，以为自趋绝地，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瞿秋白的意思是，瞿纯白以去俄国有风险反对瞿秋白去俄国，而自己却恰恰是“为死而走”，这一点，他在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解释：“心理上突然呈一种猛进的状态。‘宁死亦当一行’。—如其还有‘社会’‘文化’观念,求为人而劳动,那只是第七识的我执所驱策。”

现代作家王统照的回忆中也谈到瞿秋白的为死而走：

我还记得在那年秋末的时候，在西城我们的寓所中，C君去同我与S君谈起这回事，C君说：

“他这一走是决定了!……他为什么走?他居心要往这条路上走!他的心意的罗盘针，与他的境遇的四围雰雾，使他要定了决心走这条路!……他这一走，是抱了满腹人生的苦痛走的，是从刻苦与烦闷的人生中，找得出一条死路，也可以说是一条生路……”

看得出来，这里的为死而走，其实恰在于生，也就是佛教和后来海德格尔都讲过的“向死而生”。死是埋葬旧我，死又是新生，既求得自己的新生，也为社会寻一条生路。这和瞿秋白前述爱情上的自我埋葬，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埋葬自己的爱，是为了放爱的人可以自由地爱；埋葬无力承担的自我，恰恰是为众人寻一个自我。

驻留哈尔滨时，他和俞颂华聊天，再次说到死：“那时听说莫斯科食粮缺乏,燃料不足,又常常说笑话:‘颂华,我们去了，不但冻饿，还有别种危险，兴兴然而去看‘新奇’,也许不幸奄然而就死。颂华道:‘你为什么说这种不祥的话，扫兴得很!’”

瞿秋白谈到死，一点也不避讳甚至刻意谈论，对于多少有些出行前的忌讳的俞颂华来说，很容易惹起不快。应该说，瞿秋白成为访问俄国最早的一批中国记者，机缘难得。1920年11月，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刊出启事，内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界之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两报共向美、英、法、德、俄派出8位新闻特派员，美、法、德各一，英国两位，俄国独占三位。俄国三位，当时公布的名字是瞿秋白、俞澹庐、李续忠，亦即后来更通用的名字：瞿秋白和俞颂华、李仲武。

探访革命后的新生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堪称艰巨的任务，当时，报社开出非常高的报酬，瞿秋白自述：“年领晨报馆薪金洋二千元。”对于一个刚刚20岁出头，生活又相当窘迫的年轻人，这样的薪水不能不说有很大的诱惑力，和当时普遍收入比，更是非常突出。和瞿秋白一起去俄国的俞颂华、李仲武，社会关系都不一般。俞颂华是日本留学生，梁启超进步系控制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父亲俞棣云曾任上海电报局学堂监督和上海电报局总办，在政商两界都有深厚的人脉。李仲武是梁启超第一任妻子李蕙仙的侄子，梁启超的内侄，瞿秋白俄文专修馆同学。彭述之后来和李仲武多有交集，他的回忆中有一段关于李仲武及瞿秋白赴俄成因的记述，颇足参考：李仲武“姑父所主持的一系列报纸中，最有声望的左派报纸之一北京《晨报》的编辑，希望有一位常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李仲武满怀希望地要去承担这项任务，但他有自知之明，如果他只身前往，深知无能力承接，理由有二，其一是缺乏新闻工作的经验，其二他的写作方式一般是不够令人满意的。他便想出一个主意，要同能力比他强得多的朋友和同学瞿秋白合作，以便能够实现两人并肩到俄罗斯首都去工作的愿望”。李宗武的这个想法，得到姑父梁启超的支持，“瞿秋白曾经给梁启超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他不仅俄语能力很强，而且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也是颇有修养的”。瞿秋白赴俄，毋宁说是天赐机缘。

正因此，俞颂华或许很难理解瞿秋白的死亡讲述，会将之看成“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但是，对于瞿秋白而言，这一切却是很难忍住的讲述。不佳的身体状况，让瞿秋白时时要面对自己心中的终极恐惧，这是他死亡讲述的身体原因。不过，身体状况只是原因之一，精神上的自我否定更是主因。瞿秋白对于伤痛乃至死亡奇特的亲近是一贯的，同一时期，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是直抒胸臆：

自杀!自杀!赶快自杀!你真正有自杀的决心，你要真正做到自己杀自己的地步，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不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你这一念“自杀”，只是一线曙光，还待你渐渐的，好好的去发扬他。

这里的自杀，既有肉体的毁灭，更多则是精神上的自戕，也即埋葬旧我。瞿秋白很清楚自己身上旧时代的残余，他曾这样剖析自己身上的绅士气：

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当瞿秋白为自己的绅士气苦恼时，背后隐藏的是他和自己无法摆脱的内心的阴影的对抗，他想要摆脱这个世界及其附着于他身上的影子，可是这样的影子却如影随形，时时缠绕着他。他没有轻易选择和解，无论精神还是政治上，最终都宁愿选择自我放逐乃至自我埋葬。《赤都心史》中，他谈到中西文化的冲突：“然而‘我’，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谈到情性和理智的落差：“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斫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最后的结论是：“然而，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既然自身已成多余，那么溅血以死，也就是另一种圆满了。

三、醉感与罪感

王统照回忆好友耿济之时，将他与共同的好友瞿秋白对照，得出结论，瞿秋白“个性极强，天才高亢……善辩，健谈，尤长于分析，评论。烟酒都颇有‘量’，令人一见便知不是一个规行矩步，或一生只能钻书本子的学究。更非平淡循资，对付时日之流”。瞿秋白的好友中，不止一个人提到瞿秋白善饮，少年好友羊牧之回忆：“他还会喝酒，平常不见他常喝，可是在汉口时，他却和郭沫若一次喝了白兰地三斤呢!”羊牧之提到的这个细节，出处应该就是瞿秋白本人，他在临终前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记忆罢。愿你勇猛精进!”叶圣陶回忆与瞿秋白的交集时，也提到喝酒：“认识秋白先生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常在振铎兄的寓所里碰见。谈锋很健，方面很广，常有精辟的见解。我默默地坐在旁边听，领受新知异闻着实不少。他的身子不怎么好，瘦瘦的胳膊，细细的腰身，一望而知是肺病的型式。可是他似乎不甚措意这个。曾经到他顺泰里的寓所去过，看见桌上‘拍勒托’跟白兰地的瓶子并排摆着，谈得有劲就斟一杯白兰地。”当瞿秋白准备去俄国时，亲戚给他送别，“他们知道我有远行，开瓶白兰地酒痛饮半宵”。

人类文明史上，酒一直是引人注目的话题。古希腊以神话人物狄奥尼索斯为酒神，同时又是艺术之神、悲剧之神。酒神的冲动代表着放纵和忘我，尼采写道，在酒神的召唤中，“人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他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他的神态表明他着了魔。就像此刻野兽开口说话、大地流出牛奶和蜂蜜一样，超自然地奇迹也在人身上出现：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狂、居高临下地变幻，正如他梦见的众神的变幻一样”。尼采呈现的实际是一种醉态，在美酒带来的迷醉中忘我、放浪，这里面有喜剧，更本质的则是无力面对生命意义的悲剧性陶醉。中国酒文化的代表刘伶、嵇康所呈现的景象和尼采所写大致相同，名士风范、狂放不羁，有意思的是，他们接续的老庄的思想传统，实际也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如果拿中西文明对酒的共同理解——狂放、悲喜剧、集体无意识——看瞿秋白和酒的关系，或许可以打开认知瞿秋白的一个视角。瞿秋白善饮且善谈，这是酒文化的理想境界，当王统照强调瞿秋白“不是一个规行矩步，或一生只能钻书本子的学究”时，举出的例证即“烟酒都颇有‘量’”，这是关于酒和个人性格关系的习有解读。而瞿秋白性格中自我放逐的悲剧色彩，与他青少年时代以老庄为思想阅读的起点结合看，或许不仅仅是巧合。酒可以带来冲动和迷醉，但酒的世界终究是超现实的世界，善酒者都不得不习惯于两个世界的转换。瞿秋白曾自我剖析道：“我生来就是一浪漫派，时时想超越范围，突进猛击……然而我自幼倾向于现实派的内力，亦坚固得很，‘总应当’脚踏实地，好好的去实练明察，必须看看现实的生活，做一件事是一件……两派潮流的交汇，湍洵相激，成此旋涡——多余的人。”浪漫派和现实派间的张力，大概在酒的世界中最能充分体现却也最易于调适。

不过，酒的世界终究是虚幻的，回到现实时，瞿秋白还是不得不面对两个世界的冲突：

无谓的浪漫，抽象的现实，陷我于深渊；当寻流动的浪漫，现实的现实。不要存心智相异的“不正见”，我本来不但如今病；六七年来，不过现实的生活了，心灵的病久已深入，现在精神的休养中，似乎觉得：流动者都现实，现实者都流动。疗养院静沉的深夜，一切一切过去渐渐由此回复我心灵的旧怀里；江南环溪的风月，北京南湾子头的丝柳。咦!现实生活在此。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一畅……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

病床上的瞿秋白，在回忆中反而触摸到现实的世界，这当然不一定是瞿秋白实在的经历。瞿秋白说的不接触现实的六七年，是他经历诸多人生变故的时期，母亲自杀、到学校教书、去武昌寻亲、上俄文学校、参加五四运动、接触新思潮、以记者身份访俄，这些都可以说是人生的大变动，到瞿秋白这里，居然如此波澜不兴，甚至都没有成为现实的资格。瞿秋白笔下的现实却又是“江南环溪的风月，北京南湾子头的丝柳”，这与其说是常人眼中的现实，不如说是瞿秋白心中的感觉，是他可以用心触摸到的流动的情感，或者说是醉感的现实。所以，当瞿秋白批评自己不在现实中时，他说的或许只是他感知到的那个现实，而他感知到的那个现实对于他者而言，恰恰可能是不现实的。

瞿秋白常常营造着自己的世界，但是，他又绝不是一个遁世者。五四时期，瞿秋白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对参与群众运动及社会运动的理解，更能代表他当时当地对自己的期许：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因怀疑而觉悟，研究的结果就能创造新的信仰、人生观；毅力的坚决就能打破旧的习惯、制度。他因此能不受旧社会力的暗示，觉着不得不打破旧的习惯和制度，因而牺牲“旧习惯所生出来”的快乐，牺牲“旧制度所生出来”的利益；觉着不得不创造新的信仰和人生观，因而牺牲精神去研究，牺牲旧社会的虚荣去实行他，甚至于牺牲性命。

改造社会就要有牺牲的决心，牺牲旧社会的虚荣，牺牲自己的性命，正是这样的认知和精神，让瞿秋白后来和革命有了更多的契合。在这里，自我并没有导致对世界的排斥，相反，恰恰由于自身的改造引导到对社会的改造，这是五四一代的共同思想路径。社会改造首先针对的是自身从旧习惯获得的快乐，旧制度获得的利益，乃至旧社会滋生的虚荣，革命是革心，为了这样的革心，自我埋葬，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所不惜。所以，瞿秋白说：

“我将成什么?”盼望“我”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状，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

“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这个新时代的活泼稚儿需要创造，但瞿秋白更多想到的常常是牺牲和不牺牲：

愿意牺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或者他的绝对不能牺牲的东西——群众运动的牺牲者绝对不能牺牲他的狂热的感情，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绝对不能牺牲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牺牲他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假使没有一件不能牺牲的，又何必要求“解放”和“改造”呢？只看他所不肯牺牲，不能牺牲的是什么，是否可以拿来供改革社会——创造新的信仰，人生观，改革旧的制度，习惯——之用，是否对于改革社会有较大较好的效用，还是狂热的感情呢，还是积极的怀疑心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牺牲对于改革社会有何等样的价值。

不能牺牲的——感情、怀疑心、人格，这里面可以看出瞿秋白珍视的都是什么。固然在之后的岁月里，特别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瞿秋白的思想世界会发生很多变化，但这些被珍视的一直跟随着瞿秋白。正是这些，造就了瞿秋白身上的多重气质，使得作为革命者的瞿秋白不是那种充满道义上的优越感、行侠仗义的侠客，而是常常体现“弱者的道德”的旁观者：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这样的不彻底，这种对醉感的现实的留恋，常常让瞿秋白觉得自己“多余”，甚至产生“绅士”“文人”的罪感。如果瞿秋白生活在传统时代，或者哪怕在新文化运动后，没有进入中共的革命阵营，他的这些气质应该不会构成如此之大的困惑乃至紧张。然而，个人和时代的因缘际会，让瞿秋白走到了聚光灯下，他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站在最前面的领袖，甚至成为激进的“左”倾错误的代表。在这样狂飙突进的过程中，他需要粗粝自己以和社会接轨，可是内心里又总有一股力量拉扯着他，在革命者和旁观者、粗粝的大众和精致的绅士、融入的现实和珍爱的生活之间，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但让他苦恼的是，站在队里的他，内心中总有一股异己的力量，在心底冲撞、徘徊。更吊诡的是，当他下决心站到现实一边时，有时又会发现，弄清现实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瞿秋白曾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现实”：

“现实”用历史的必然性替无产阶级开辟最终胜利的道路。无产阶级需要认识现实，为着要去改变现实。无产阶级不需要矫揉做作的麻醉的浪漫谛克来鼓舞，他需要切实的了解现实，而在行动斗争之中去团结自己，武装自己；他有现实的将来的灯塔领导着最热烈最英勇的情绪，去为着光明而斗争。

这里面的现实，承担着为无产阶级开辟胜利道路的重任，而认识现实的目的，又在于改造现实。革命语境下的现实，常常变动不居，把握綦难，1927年后瞿秋白被认为的“左”右摇摆，与此就不无关联。1931年写下上面这段话时，他已离开中共高层，心绪灰暗，这段话里的高调或许正是折射他现实中的迷茫。他在几年后承认：

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瞿秋白有极强的个性，这样的个性让他能够切身感知到个人和环境的冲突，对个人面对环境巨大的笼罩力量时有可能的遭遇，他早就有详尽的分析：“个性问题有渊深的内性：有人既发展自我的个性，又能排除一切妨碍他的、主观的困难环境而进取，屈伸自如，从容自在；或者呢，有人要发展自己的个性，狂暴忿怒面红耳赤的与障碍相斗，以致于失全力于防御斗争中，至于进取的创造力，则反等于零；或者呢，有人不知发展他的个性，整个儿的为“社会”所吞没，绝无表示个性的才能。——这是三种范畴。”然而，这个分析似乎不能把他本人囊括其中，他肯定不是完全的吞没者，却也不是从容自如的应对者，之所以不能从容自如，并不完全缘于能力不够，更多的在于他的人生态度及深刻的自我怀疑，而这样的态度和怀疑又和社会巨变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关。葛兰西说：“当环境狂热到极度紧张，当巨大的集体力量被煽动，压迫个人直至消逝，以便获得创造意志冲动的最大效率，那么，在一定历史时刻和一定环境中，形势就变成悲剧性的。对于具有非常敏感和追求完美的气质的人来说，形势成为灾难性的。而对于社会落后成员，例如农民，则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他们的强健神经可以大范围伸展而不受伤害。”瞿秋白正是葛兰西说的这样的人，也遇到了葛兰西说的这样的时代。

瞿秋白精神世界里对自我的弃绝，在《多余的话》中推到了顶点：

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生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多余的话》真正要表达的，其实是“多余的我”，而这样的讲述，当瞿秋白刚刚能够公开言说时，就已经开始了，《赤都心史》中的“多余人”，未尝就没有他自己的影子。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作品，基调的高度一致，可以说明用自我贬抑的方式叙述自己，是瞿秋白习惯的做法，《多余的话》中的自我贬抑只是这种习惯的延续，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有意为之。最初的讲述是在对抗，就如讲述死亡是在对抗死亡一样，他讲述“多余”正是为了摆脱“多余”。然而，肩上那些不知名的背负，让他的解脱本身也变得多余。《多余的话》终段，他以这样的序列最后向这个世界告别：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这是他喜欢的书。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这是他喜欢的食。

永别了！

四、结语

清末民初，中国再造，历史在这里断裂。在新旧转换之间的知识人，既是断裂的推手，又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新旧之间的桥梁。他们肩着黑暗的闸门，想要放进光明，又时时担心着自己的身影也成为黑暗的帮手。瞿秋白担着寻找光明的责任，却有着不能踏进现实的担忧，旧时代的“文人气”“绅士气”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瞿秋白曾经和鲁迅成为相知，都有着共同的难以摆脱的关于黑暗的记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内心中的自我挣扎或许还超过鲁迅。鲁迅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大绝望，而瞿秋白是看到希望的光芒，却摆脱不了内心黑暗的痛苦。镜子里的影子，勾勒出的是无尽的虚无。瞿秋白总是批判自己和现实相隔太远，然而他的这种批判正是建基于他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之上，他曾经谈道：“不是有了集权主义‘四个中国字’才有集权制度的!‘抽象名词爱’的青年当再进一步看看现实，那时才知道实际生活，社会生活中每每是‘非集权非分权’，‘非彻底非妥协’，‘亦总解决，亦零解决’……现实是活的，一切一切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的，不是先立一理想的‘主义’，像中国写方块字似的一笔一笔描在白纸上去的。”瞿秋白很清楚应该有什么样的现实，他也为之努力奋斗，却似乎和现实总有一段距离，这里面有他自己的责任，有时却并不一定就应由他负责。近代中国，寻找现实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很长时间里，“现实”并不总在现实之中。

瞿秋白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在激烈变动的社会政治大潮下，一度引领时代，成为社会政治的中心人物，这和五四新文化树立起的思想革命这个社会主题不能说没有关系。像瞿秋白这样并不属于他所说的“政治动物”的知识人，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自己说是“历史的误会”，其实更可能是时代的误会，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时代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十分罕见。实际上，随着现实政治的狂飙突进，权势转移很快就会发生，瞿秋白的退出政治前台，如果从这一角度理解，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瞿秋白的话题总是不无沉重，瞿秋白、鲁迅所谓绝望之为虚妄的痛苦，是一个时代活得认真的知识人的痛苦。瞿秋白肩负着追求光明的重任，却常常在想象和实在的现实间陷于迷茫，这样的困惑绝非他所独有。他用个人的自省、自责乃至自罪试图从迷茫中卸脱，不管是否成功，却可以看到后来中共思想改造路径逐渐生成的最初影子，而他的个人际遇，也让他成为中共革命中不惮于通过自省毁灭旧我的独特的“这一个”。瞿秋白离开政治高层之后，一度从事文艺大众化的努力，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寄托着他对大众更多的期望，这一临去前的回响，如果联系他在现实面前常常有的把握不定的困惑，似乎又在以特殊的方式，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文/黄道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