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元冲（邵元冲简介）-米儿火

昨天（5月20日）是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日和同济大学115周年校庆日，今天（5月21日）又是浙江大学125周年校庆日，都是“谐音梗”的好日子。其实，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这两所高校的校史起源都是有一定“争议”的，而且还有不少人将南大、浙大的校史追溯与我们武汉大学联系起来，觉得它们的逻辑与标准都是比较类同的。一开始，我也有这种感觉，不过，在向这两所兄弟院校的同行们虚心求教，继而阅读了不少相关的一手史料，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辨别之后，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二校与武汉大学当前的校史追溯，在某种表面上的“相似”背后，实则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我原计划在昨天发一篇名为《南京大学为何要（能）将校史追溯到1902年？》的“技术帖”，事实上，我几个月前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但遗憾的是，我一直都没有提前把这篇文章准备好，最近的工作又特别忙，业余时间根本不够用，昨晚赶写这篇文章一直忙到深夜，在完成了大约90％之后，最终还是放弃了抢在12点之前发出来……姑且暂缓两日吧，今天先把这篇跟浙江大学有关的“恶搞”文章发出来再说。

邵元冲（邵元冲简介）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我在浙大的“同行”张淑锵老师，2014年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浙大校史：源于何处？》的短文，在仔细阅读该文内容、认真分析其论证逻辑的同时，我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们武汉大学的校史起源问题（主要还是因为二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在整套逻辑框架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假如我们把该文中所有关于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若干基本史实的那部分内容全部“替换”成自强学堂和武汉大学的那些真实的史实……其结果，就变成了不伦不类、荒诞不经的一团乱麻！

我想了想，如此有趣的学术笑话，不如直接写出来给大家逗逗乐，同时也开开眼，我完全相信，大家在捧腹大笑的过程中，也就能轻轻松松地了解到相关历史的真实面目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仔细品读《浙大校史：源于何处？》一文以及我“依葫芦画瓢”的武大戏仿版，我的展示方式是这样的——先贴一段前者的原文，紧跟着就发一段我个人基于正确史实的“戏仿”文字，这样的话，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最佳的“对比”阅读效果了。

浙大校史：源于何处

武大校史：源于何处

甲午战争爆发三年后，浙江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创办了以“讲求实学”为途径，以“育才、图治”为宗旨的“求是书院”，它传授西学，不以科举功名为目的，是一所以培养新式人才为己任的新式学堂，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然而，1912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却以学制不符为名，取消了各省高等学校，其中包括了当时已经更名为浙江高等学校的求是书院。1914年，随着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浙江高等学校停止办学，校史似乎从此中断。于是，求是书院停办之后无校史的观点和问题也就在学界出现。

甲午战争爆发一年前，具有革新思想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以“讲求时务”为途径，以“多得博通经世之才，裨益时用”为宗旨的“自强学堂”，它传授西学，不以科举功名为目的，是一所以培养新式人才为己任的新式学堂，在近现代中国中等专业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然而，1911年，清政府学部、湖广总督、湖北提学使却以办学水平低下、教育经费不足为名，停办了当时已经更名为方言学堂的自强学堂。当年，随着那些未完成学业的在校学生纷纷转入其他中学堂或是直接报考刚刚开办的湖北高等学堂，湖北方言学堂停止办学，校史似乎从此中断。于是，自强学堂停办之后无校史的观点和问题也就在学界出现。

这个问题涉及浙江大学的校史源于何处，其实质是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之间的校史溯源问题。所谓校史溯源，是指对一所学校历史源头的查证过程，其主要任务是寻找一所学校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得以衔接的证据，证明现实与历史之间存在传承关系。刘海峰教授认为应当从人员、校址、性质、层次、意愿、校名等因素进行考察（刘海峰《中国高等学校的校史追溯问题》，载《教育研究》1994第5期，第63－65页）。这个分析框架颇为学界关注。

总结学界各种主张，校史溯源的标准主要有两个维度、四个层面。第一个维度是精神和物质上的标准；第二个维度是主观诉求与官方认可的标准。从精神层面上讲，大学有其精神，这种精神应当在不同的校史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内在连贯性，并被广大师生校友所认同；从物质层面上讲，就是要有校址、屋舍、人事等方面的继承关系；从主观诉求来看，就是大学师生及其校友有将特定办学实体追溯为源头的主观愿望；从官方认可来看，一所大学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某个办学实体视为校史源头的主张得到了官方同意。以上四个方面对于判断一所大学与历史上的某个办学实体之间的传承关系具有重要的衡量价值。按照上述标准，我们简要考证一下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的关系。

以上这两段文字就不用“仿写”了，大家自己把文中的“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分别替换成“自强学堂”和“武汉大学”即可。

首先，从精神层面看，浙江大学作为一所大学，其精神就是“求是精神”，它发源于求是书院，形成于西迁浙大，并在今天的浙江大学继续影响着每一位浙大人。在求是书院时期，著名教育学家郑晓沧认为求是书院彰显“务求实学、存是去非”的办学精神（郑晓沧《戊戌前后浙江兴学纪要与林启对教育的贡献》，见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1938年，竺可桢校长主持校务会议，确立了“求是”校训，“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是其核心内涵。从“务求实学、存是去非”到“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两者在内涵上具有强烈的互通性。

首先，从精神层面看，武汉大学作为一所大学，其精神就是“自强精神”，它发源于自强学堂，形成于百年校庆，并在1993年以后的武汉大学继续影响着“每一位”武大人。在方言学堂时期，著名政治家张之洞认为已经更名的自强学堂彰显“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无别方”的办学精神（张之洞《学堂歌》，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六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页）。1993年，陶德麟校长主持校务会议，确立了“自强”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是其完整表述。从“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无别方”到“自强、弘毅、求是、拓新”，两者在内涵上具有强烈的互通性。

其次，从主观诉求看，求是书院师生等浙江有识之士几度掀起了筹建大学的运动，试图恢复浙江自求是书院以来的大学传统。蒋梦麟、邵裴子、陈大齐、郑晓沧、何炳松、汤兆丰、马叙伦、邵元冲、陈榥等一大批求是书院师生积极担任筹建大学的董事或者筹备处的筹备员。1927年，浙江省通过了由蔡元培、蒋梦麟筹划的关于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的提案，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蒋梦麟立即委派郑晓沧前往求是书院旧址勘察，并将求是书院旧址列为研究院院舍。后来第三中山大学先行成立，校址就设在求是书院。第三中山大学即后来的浙江大学。1947年，浙江大学隆重举行了浙江大学建校20周年暨求是书院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诸多师生演讲校史，纷纷将校史追溯到1897年成立的求是书院。著名史地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明确将求是书院追溯为“浙江大学的前身”（张其昀《本校二十周年成立纪念》，载《校庆特刊》1947年4月1日）。

其次，从主观诉求看，自强学堂师生等湖北有识之士从未掀起过筹建大学的运动，也从未试图恢复湖北自自强学堂以来的中专传统。刘俊等一小批湖北方言学堂学生积极向北洋政府教育部请求将该学堂“追认为高等专门”，结果却惨遭驳回，坚持认定其中专地位。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设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并于次年委派袁希涛前往武昌两湖书院旧址、自强学堂－文普通中学堂旧址、方言学堂旧址勘察，并将当时唯一能够腾让出来的方言学堂旧址列为武昌高师校址。后来武昌高师成立，校址就设在方言学堂。武昌高师即后来的武汉大学。1948年，武汉大学隆重举行了武汉大学建校20周年纪念活动，诸多师生演讲校史，无人将校史追溯到1893年成立的自强学堂。著名法学家、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明确将武昌高师追溯为“本校前身”（周鲠生《校长在本大学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中之报告》，载《国立武汉大学周刊》1948年11月1日）。

再次，从物质层面看，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之间的传承关系是十分明显的，浙江大学的校址就在求是书院的旧址上，求是书院的原有屋舍则成为浙江大学秘书处、校长办公室、文理学院等教学和办公用房。尤其是人事方面更具传承性，郑晓沧、潘渊、祝文白、赵廷炳等求是书院毕业的知名人士担任浙江大学的教授；而蒋梦麟、邵裴子两位教育家，一位是求是书院的学生，一位是求是书院的老师，先后担任浙江大学的第一任和第二任校长。

再次，从物质层面看，自强学堂与武汉大学之间的传承关系是十分明显的，武汉大学的校址就在方言学堂的旧址上，方言学堂的校址就在农务学堂的旧址上，农务学堂的校址就在四川会馆的旧址上，自强学堂的原有屋舍则成为文普通中学堂教学和办公用房。尤其是人事方面更具传承性，基本没有自强学堂毕业的知名人士担任武汉大学的教授；而格拉塞这位德国预备军人，是方言学堂的德语教师，后来担任武汉大学的讲师。

最后，从官方认可看，求是书院与浙江大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始终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编制全国教育年鉴，在介绍国立浙江大学的历史沿革时，就曾明确指出，“前清光绪二十三年，求是书院成立，是为浙江创设高等教育机关之始”（教育部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3页），明确认可了求是书院作为浙江大学源头的历史事实。

最后，从官方认可看，自强学堂与武汉大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始终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编制全国教育年鉴，在介绍湖北省“中等教育”的历史沿革时，就曾明确指出，“光绪二十九年，鄂督张之洞，将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中学，派纪钜维为监督，是为湖北省有普通中学之始。”（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编审委员会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18页），明确认可了自强学堂作为湖北省中学教育源头的历史事实。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精神和物质的维度，还是从主观诉求与官方认可的维度，浙江大学与求是书院之间的传承关系都是清晰可见的。求是书院作为浙江大学的起源，其证据是相当充分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精神和物质的维度，还是从主观诉求与官方认可的维度，武汉大学与自强学堂之间的传承关系都是清晰可见的。自强学堂作为武汉大学的起源，其证据是相当充分的。

怎么样，对于以上这些极其简单的基本史实，大家都看明白了吧？！现在，再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曾经在武汉大学真正的最早历史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过两年时间的著名科学家、前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关于“科学精神”的几段经典论述：

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我们要知道“真”，“善”，“美”三者，是无论哪一种大杰作，必须兼顾的条件，单讲“美”而置“真”于不顾，无论如何必不能称为杰构。中国古代最有科学性的还是史学，因为中国的太史，一向是主张秉笔直书……这种精神却与科学精神相同……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不行的。中国人最爱讲情面，情面就是与科学精神相反的。所以一讲情面，就什么事情最后非失败不可……

——竺可桢：《利害与是非》（1935年8月12日）

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科学家的态度，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丝毫不能苟且。

——竺可桢：《科学之方法与精神》（1941年8月1日）

好了，“恶搞”的文章就到此为止了，明天将正式推出那篇姗姗来迟、严肃正经的“技术帖”——《南京大学为何要（能）将校史追溯到1902年？》，敬请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