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26日夜，一代大师徐悲鸿已经身在弥留之际，除了交代一些必要事项外，他还再次表达了对于刘海粟被任命为华东美专学院院长的强烈不满，言语之中，流露出两人之间深深的隔阂。

徐悲鸿和刘海粟同为我国近代美术史上的巨擘，只不过分属于不同的流派，徐以画马而闻名，推崇写实；刘则主张印象派，擅长描绘山水。有趣的是，这两人虽都驰骋画界，但却因事生隙，明争暗斗了一辈子，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在两人纠缠不休的背后，原因并非全是出于艺术理念的分歧，其实，徐刘之间的恩恩怨怨，早在求学之时便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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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与徐悲鸿第一个不同的地方，便是出身。

刘海粟自幼家境优渥，父亲早年曾经在清朝做官，后来清廷衰弱后，便转投了商业，开了一家钱庄，历经多年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刘母出自书香门第，祖上曾经是闻名遐迩的学者洪亮吉。正是在母亲的教育熏陶下，刘海粟自幼便对美术产生了兴趣，而且经常出没于一些画馆，观摩学习技艺，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比之下，徐悲鸿的出身实在是贫寒，父亲徐达章是一位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法，同时也会一些绘画技巧，常常给他人作画，以补贴家用。

徐母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家生计全靠父亲一个人维持，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徐悲鸿便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

不过，徐刘两人的人生，都在十几岁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并且正是在这期间，两人产生了交集，只不过这份交集，却成了日后他们决裂的开端。

刘海粟10岁时，在父亲的帮助下，进入到父亲好友谭廉开办的绳正书院读书。在这里，刘海粟开阔了视野，并对西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谭廉将他引荐到周湘开设的画馆，刘海粟也从此开始正式接触西方绘画。

在学习几年后，刘海粟回到常州，开设起了画班，但由于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除了几个亲戚家的孩子来学习外，根本没能招收到学员，况且此时的刘海粟，也是一边学习一边教学。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刘父刘母为儿子说了一门亲事，但刘海粟早已对表妹杨守玉倾心。为了躲避包办婚姻，刘海粟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并准备远赴日本留学。刘父为了不让儿子远渡重洋，迫于无奈，便答应了刘海粟学画的要求，并且给了他200块银元。

可刘海粟用这笔钱，与好友乌始光、张聿光共同创办了一所美术学校，并以“上海图画美术学院”为名开始招生，刘海粟出任校长。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

这一年，刘海粟不过16岁，从出生到这时，除了包办婚姻，刘海粟的人生过得可谓是一帆风顺。但是反观同时期的徐悲鸿，可以说过得有些贫苦不堪了。

徐悲鸿在17岁之前，随父亲辗转于各个乡镇，专门为有需求的人写字画画，以此赚取薄利。这日子虽苦，却丰富了徐悲鸿的阅历，开拓了艺术视野。

17岁那年，徐悲鸿决定外出闯荡，他带着家中绝大部分积蓄，只身来到上海，正是此次上海之行，让两人碰上了。

初到上海，徐悲鸿一边卖画，一边寻找着能够继续学习的机会，直到他在《申报》上，看到了上海图画美术院的招生信息。

对西方绘画同样感兴趣的徐悲鸿，当即带着家当报了名，只不过当他来到学校时，却发现这里与想象中的大相径庭：学生压根没几个，教师也都没听说过，甚至连校长，都是个比自己小一岁的青年。

起初，徐悲鸿没有十分在意，还是交了学费留了下来，但是在上了几天课之后，他才发现，学校的教学理念与自己完全不同，甚至背道而驰。

比如，刘海粟在课堂上使用人体模特教学，而这在徐悲鸿的观念中，与中国传统艺术大相径庭，他本人也不推崇这种方式。所以没过多久，徐悲鸿觉得学不到任何东西，便收拾行李离开了学校。

此后，徐悲鸿对这段“上当受骗”的经历闭口不谈，而对于他的不辞而别，身为校长的刘海粟，还专门派人寻找，只不过没得到结果罢了。

在徐悲鸿离开之后，刘海粟继续专心办学。

因为当时是20年代前期，尽管在当时封建王朝已经被推翻，但是人们心中的封建意识仍然像一把牢不可破的枷锁，深深地架在广大社会群众的身上。

刘海粟在课堂上大量使用人体模特教学，与人们心中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自然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为此，上海一名女校校长，特地写了一篇文章，抨击刘海粟之“罪状”，并向教育局举报，刘海粟也因此被冠上了“艺术叛徒”的“罪名”。

艺术观念的冲突，或许也是徐悲鸿离开美院的原因之一，但是真正导致两人然后决裂的，另有其他原因。

徐悲鸿离校后便回到了家乡，后来又赴法留学，在巴黎观摩研究，学习西方艺术。在法留学期间，徐悲鸿认识了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建树，在艺术上得到了诸多指点。更重要的是，徐悲鸿还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并且在康有为的影响下，确定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正是在康有为“鄙薄四王，推崇宋法”的艺术观念影响下，徐悲鸿坚定地认为，只有唐代画家吴道子、阎立本等人的写实绘画，才具有中国画的精深奥妙之处。这让徐悲鸿更坚定地认为，刘海粟是艺术中的异类，也更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当徐悲鸿回国后，他的名气逐渐在画界流传开来，不断有人上门，高价请其作画。

刘海粟作为商贾之后，他敏锐地发现，可以利用徐悲鸿的名声为自己的学院宣传，以此招收更多的学生。

于是，刘海粟开始对外散布自己和徐悲鸿的过往交集，这些举动让徐悲鸿不胜其烦。

不过徐悲鸿起初并没有过多计较，直到1932年，一则关于两人的介绍，彻底点燃了徐悲鸿的愤怒。

当时，上海一家久负盛誉的报纸，专版介绍了当时国内几位当红画家，而在徐悲鸿的专栏里，赫然印着“徐悲鸿师从刘海粟”的字样，这直接引爆了徐悲鸿积蓄已久的怒火。

徐悲鸿当即发文，炮击刘海粟创办的不过是一所“野鸡大学”，刘海粟本人则更是被徐悲鸿形容为“流氓西渡，惟学吹牛”的画坛败类。

由于刘海粟之前被冠以“艺术叛徒”的字眼，此番又面对徐悲鸿的炮轰，自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撰文回击。

在文中，刘海粟指责徐悲鸿自视过高，目中无人，美院已创办十几年，师资学生遍布全国，不是几句污蔑便可抹杀的。

此后，徐刘二人的交战持续不休。徐悲鸿甚至称“刘海粟的画功与其名气不符，再深造十年，也不能和自己相提并论”，刘海粟本想回应，碍于蔡元培等人出面劝说，才勉强平息了这段口诛笔伐。

但仇恨的种子已经深埋，又怎么会轻易化解？所以，即便是有不少人从中斡旋，也始终没能彻底解开两人结下的恩怨。

其实，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后来在谈起这件事时，曾这般说到：“悲鸿看到广告上说，上海图画美术院有很好的师资力量和设备，便报了名。后来他告诉我，那时一共不到十个学生，甚至连石膏模型都没有，就拿一张印出来的画挂在墙上，让他们临摹。因为什么都学不到，不到两个月，悲鸿就走了，钱也不能退，他都没有见过刘海粟。”

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徐悲鸿确实是上当受骗了。刘海粟的行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赤裸裸的虚假宣传，也难怪徐悲鸿如此生气，毕竟本就不多的积蓄，几乎全部赔光在了这里，而且什么也没有学到。

抗战爆发后，徐刘各自迎来了艺术生涯的巅峰。徐悲鸿在重庆创作了一大批爱国主义作品，刘海粟也在此期间，创作出诸多作品。

在整个抗战期间，受到时局的影响，徐悲鸿和刘海粟之间的争斗也逐步放缓。全国人民上下一心投入到抗战中，似乎没有心思关注两位艺术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终于得以再度发展，彼时，以徐悲鸿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在国内的美术教育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刘海粟所推崇的流派，则不被视为主流，而且此时，他所创办的学院已经被兼并。

随着美术教育事业的重新开始，徐悲鸿和刘海粟之间的矛盾，再度被激发。

1953年，当文化部计划委任刘海粟担任华东美专校长时，徐悲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为此他写了厚厚的检举材料递交文化部，并且称呼刘海粟为“汉奸”。

徐悲鸿在写给周扬的信中这样写到：“周扬先生，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周扬部长，今日先生召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以为应当让他坦白上海沦陷期间，与日本人勾结之往事”。

而事实上，刘海粟的“汉奸”之名，如今也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说法，不过在抗战期间，刘海粟作为一个中国画家，曾多次借助手中画笔，来表达心中的爱国热忱。

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刘海粟就曾有感而发，挥笔创作了《虎踞图》，表达了他希望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愿望。一年后的淞沪会战打响后，刘海粟还特地画了一幅以“八百壮士”为原型的《四行仓库》，这件事也是去年上映的电影《八佰》的历史原型。

上海沦陷后，刘海粟还曾经带领美专师生，举办了“上海美专师生救济难民书画展”，将筹集到的资金悉数捐献。此外，刘海粟还于1940年1月，在雅加达举办了中国画展，并将筹集资金通过华侨总会，寄给贵州红十字会，用于支持前线抗战。

这都表明，刘海粟在当时是积极抗日的代表人物，但为何徐悲鸿在文书中，言之凿凿地称他为汉奸？

其实，徐悲鸿的言论，并不是完全毫无根据的，其中大抵有两个原因。

首先，在1945年，《新华日报》曾刊印了一则《文化汉奸名录》，刘海粟的名字赫然排在第六。

另一个则是在1943年11月30日，刘海粟于上海举办画展。而这次画展的承办者是汪伪政权的张一鹏，出席的嘉宾也以日军和出卖国家的汉奸居多。

除此之外，在举办画展之前，刘海粟从南洋赶回上海，乘坐的是日本提供的军用飞机，这也被认为是他与日本人勾结的佐证。

甚至后来连刘海粟的结婚典礼上的主持人也是汉奸陈彬和，且当中也有日本人的参加。

但是根据刘海粟回忆：“日本人要用飞机把我送回上海，我一直在斗争啊，但是还是被迫接受了，这里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而且我结婚时没有邀请他们，结果他们反过来请我吃饭。”

其实这些事并不难理解，因为日本人在扶持汪精卫建立汪伪政权后，需要物色一批能人志士加以利用，刘海粟可能正是他们选中的人之一，因此才会主动与他接触，通过为其举办画展、主持婚礼等方法，意图收买，而这些在外人看来，便是实打实的汉奸“罪证”。

除了把刘海粟当作是“汉奸”之外，徐悲鸿在担任美协主席期间，只要在工作上遇到有关刘海粟的事项，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例如，1953年第二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各省上报的名单中，上海的名单里排名第一的就是刘海粟。

当徐悲鸿看到刘海粟的名字后，马上提出抗议，拒绝刘海粟参加代表大会。在徐悲鸿看来，让昔日的“汉奸”来担任文艺界代表有所不妥。

总之，徐悲鸿和刘海粟之间的关系一直如同水火，并且一直持续到徐悲鸿去世，都没有缓和半分。

坊间曾有消息称，周总理曾亲自出面调解过二人之间的矛盾，但是并未奏效，也有的传闻称，刘海粟在接到文化部的任命后，曾经主动找到徐悲鸿讲和，但是被徐悲鸿拒绝。

但毕竟这些真实性都无从可考，我们只有从现有的资料中得知，徐悲鸿和刘海粟之间的恩怨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哪怕是悲鸿生命垂危之际也要发表抗议，这足以说明两人隔阂矛盾之深，以至于谁也不能原谅谁。

回过头再来看，除了徐悲鸿对刘海粟将他称之为学生而不满外，两人在法国留学期间的经历，这也是后来深化两人矛盾的原因之一。

前文已经提到，徐悲鸿山留法期间，观摩研究了大量西方绘画，但是最终还是坚定写实主义，并尝试将西方写实引入国内。

与徐悲鸿不同的是，刘海粟在留法期间，虽然也深感西方艺术的魅力，但是刘海粟更倾向于和中国写意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印象派、抽象派，他认为这种相似可以促进中西美术的融合，从而诞生一种新的艺术流派。

于是，刘海粟在旅欧期间，大力推广中国画技法，还曾与毕加索等著名大师交流，可以说刘海粟为中国艺术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此外，刘海粟可以称得上是影响了近代中国美术史走向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在我国使用人体模特教学的画家，后来又将西方的印象派、抽象派引入国内，推动了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并且在以传统写实为主要流派的中国美术界，拓开了以写意为核心的画法，这一点在我国近代美术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徐悲鸿和刘海粟在对于西方绘画的理解上，有极大的不同，前者坚持写实主义，后者推崇印象派、抽象派。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似乎两人注定不会站在同一条道上。

徐悲鸿去世后，刘海粟曾撰文悼念，即便两人之前水火不容，但刘海粟还是在文中坦言道：徐悲鸿的去世，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

从现在的角度上来看，徐悲鸿和刘海粟的恩怨，更多的成分是私人恩怨，艺术的成分占比不多，因为艺术本就是多样化的，而且西方艺术和中国艺术本就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艺术作品或许有高低之分，但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是无法对比的，艺术是包容性的，艺术家更当如此。

1994年，在徐悲鸿去世41年后，98岁的刘海粟与世长辞，这段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恩怨纠葛，彻底画上了句号。当年两人的那些明枪暗箭，如今早已变成一段故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