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竹书纪年》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真相。

先秦著名思想家韩非子有这么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在韩非子这里却成了“舜逼尧，禹逼舜”。若是属实，那么这种禅让的本质，与后来曹氏、司马氏篡权模式如出一辙。这个说法只是韩非子杜撰出来的么？或者他有秘密的资料来源，而这个资料是其他人所没看到的？

一本神奇的史书破茧而出后，让问题水落石出了。这本书就是对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其实就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后来秦始皇一统中国后，把六国史书都给烧了，魏国史书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数百年后，公元281年一起盗墓事件竟然让这本史书得以重见天日。

据《晋书》所记，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数十车的竹简，其中便包括这本非常珍贵的魏国史书。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故而称为《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发现的。

《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与正史的记载有许多不同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小民们看的，而是给君主看的，这是属于内参，绝密。给普通百姓看的，实际上是另一个版本，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历史。现代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实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竹书纪年》是如何记载舜取代尧的事情呢？共有几个记载，我们来看一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弃，他是帝尧的同父异母兄弟，被舜任命为后稷，后稷是主管农事的官名。）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学传统的“禅让”美德。原来舜是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又斩断了帝尧与儿子丹朱的联系，以此逼迫帝尧让位！

原来这竟然是“禅让”的真相。舜的手段，与后世的王莽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舜侥幸得到善名，而王莽却得到恶名。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里的说法，与韩非子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为什么在学术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只有韩非子提到帝尧是被舜逼迫让位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人看不到内部史料。韩非子是韩国公子，而韩国与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史料中从五帝时代到晋国时代的记录，在韩国也应该保留一份。韩非子以王室贵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触到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写出“舜逼尧”的观点。

当舜大权在握时，便开始清洗异己势力，把刀口对准反对派，以武力手段镇压自己的对手。铲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学派认为是舜的功绩，由于汉代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一枝独秀，所以很少有人去置疑所谓“四凶”的说法。现在我们摆脱了传统儒家史观的束缚，可以好好探讨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欢兜、三苗、鲧，其中共工、欢兜、鲧都是人名，三苗则是九黎分离出来的一个部落。在传统儒家看来，四凶都是罪行滔天，十恶不赦，可是他们到底犯什么罪，没有人说得清楚。

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的说法：“尧以天下禅舜，鲧为诸侯，怒于尧说：‘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兽，召之不来。帝舜于是磔杀之于羽山。”

再看看韩非子《外储说》的说法：“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之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杀共工于幽州之都。”

这两则史料有一个不同之处，《吕氏春秋》称诛杀鲧的人是帝舜，而《韩非子》则称是帝尧。其实两者并不矛盾，韩非子暗指尧实际上已经被舜控制了，否则哪有人家一进谏，就把人家给灭了。因此，共工与鲧被杀的原因只有一个：反对舜称帝。

鲧与共工是因为反对舜而被杀死，这已经有明确的证据。那么欢兜呢？欢兜之所以在劫难逃，是因为他与共工关系密切，他曾经在帝尧面前称赞共工的业绩。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诛，欢兜自然被牵连，流放到崇山，据说后来投南海自杀。

至于三苗，同样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镇压。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有这么一句：“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四凶”、“四罪”，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舜，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恰恰印证了“成王败寇”的说法，成功的人就是圣人，失败的人就是恶人，所以舜成为圣人，而鲧、共工、欢兜等则成为千年流传的恶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舜取代尧，并非禅让那么平和、那么一帆风顺，实际上充满了血腥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