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后，随着党史研究趋热，国内研究机构多次组织人员赴俄国收集资料并组织翻译，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在该方面颇有建树。其一，2016年，根据俄国档案整理的《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出版，其中收录的多数档案系首次在中国公开。其二，经过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长期交涉，上海方面将该馆所保存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起初名为《华工醒时报》）扫描件整理回国。该报由中共党员和联共（布）党员联合主办、在西伯利亚远东共和国赤塔创刊，自1922年至1938年间共发行1288期，预估总字数达2500余万字，文章内容涉及中共二大至中共六大期间的历次重大事件。其三是发现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吴廷康在1950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专著，其中提及中共建党情况。其四是由俄国侨民谢麦施科等人在1919年创办并获得苏俄布尔什维克资助的《上海俄文生活日报》。该报是布尔什维克在远东重要的宣传阵地与工作机关，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设于报社内部。1920年春，维经斯基协助陈独秀建党时使用的身份便是该报记者。因此，该报值得系统整理挖掘与深入利用。

（二）英文资料。目前，英文资料对创建史研究的推进作用在既有研究成果中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由于中共建党在当时是一项秘密行动，处于萌芽状态的党组织具有规模小、参与者少、活动范围有限等特点，因此其国际影响较小。在已发现的英文史料中，虽有不少内容涉及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动轨迹，但材料大都较为分散、简略，有的还存在猜测或不实成分。因此，它不像20世纪90年代从俄国整理刊布的档案资料对研究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英文史料中，也常有一些可供研究利用的旁证信息。首先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ShanghaiMunicipalCouncilPoliceDailyReport）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AnnualReportofShanghaiMunicipalCouncil）（以下简称《警务日报》和《工部局年报》）。《警务日报》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编制呈送总办处的动态简报，时限上起1907年1月1日，下至1938年6月30日。1919至1922年的《警务日报》涉及上海工人运动、社会主义思潮及团体发展、苏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沪的宣传活动等内容，该报还对陈独秀旅居上海期间的社会交往与行动轨迹也有密切侦查。这些“侦探”性质的密报能对公开刊布的中文史料提供重要印证。例如，1920年9月29日工部局警务处已探明陈独秀等人在法租界新渔阳里6号举办工商友谊会的内幕，并获悉《上海伙友》周刊将于同年10月10日问世。不过，使用《警务日报》时应结合其他史料进行谨慎考证，否则容易出错。比如，有研究者看到该报在1920年8月22日记录的一则信息称：陈独秀正在“安徽籍人士中筹建一组织”，据此认为该情报侧面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是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事实。但实际上，陈独秀在8月发起的皖籍团体是“旅沪皖事改进会”，此一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废除督军、驱除军阀倪嗣冲，而非创建共产党组织。当时，该事件已被国内的主流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可见，研究者在使用外文资料时不能忽视常见的中文资料。《工部局年报》在1861至1943年之间每年发行一册，其中1919年至1922年的相关报告和会议记录等材料涉及中共创建前后上海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工人运动、工会社团等内容。

“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19—1948”数据库页面

其次是“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19—1948”（ForeignOfficeFiles,China：1919—1948），由英国学术出版社（AdamMatthewDigital）提供数据库。其中的子数据库——“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汇集了一批可供创建史研究利用的英文资料。据初步查阅，英国外交和情报部门收集有关中共创建资料涉及苏俄布尔什维克在华行动、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刊物传播状况、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与苏俄使者之间的联络等方面。细致挖掘上述资料固然有助于推进相关研究，但是，也需注意档案中自相矛盾或主观臆测的部分。1919年6月英国外交部门获取了一份在1918年11月30日形成题名为《布尔什维克在远东》（BolsheviksintheFarEast）的文件，其中记录了约20位布尔什维克在中国频繁活动的情况。但不久之后，由新加坡发往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封密函指出，这份名单存在较多谬误，甚至将一些北洋政府官员如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也“归类作为布尔什维克”。此外，威斯康星大学所藏的《美国外交文件集》中1919年至1923年间有关中国的史料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其中一些信息涉及苏俄与东亚国家关系、中国政治军事活动及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变动等内容，能够为创建史研究提供“他者”观察视角下的背景资料。

（三）源自日本的资料。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政府密切关注所谓俄国“过激派”活动，其警察机构严密监视东亚各国共产主义者的言论行动，因此保存下来一批相关文献。

2018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东京国立公文书馆藏的部分资料，整理出版了《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日文档案的翻译出版对于从外部观察中共创建历程提供了一条新的史料线索，对研究的深化作用毋庸置疑。但遗憾的是，该书在编纂时未将搜集到的全部日文资料尽数囊入其中。由于创建史资料的复杂性及日文档案的“侦查”特点，研究者在使用时还须注意仔细辨析。在此试举一例：从“外秘乙第九九五号”文件即《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行动》一文来看，日本警视厅在1921年6月29日报告，“中国共产党”将召集全国各地方代表到上海举行会议，会议地点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由于该情报中的会议时间、地点均十分接近中共一大的召开时空，而所谓“亦有日本人参加”也极易使人联想到旅日代表周佛海，因此难免使人误以为“该党”是指中国共产党。其实，该情报的日文原件题目应有不同译法，且文中提及的芜湖、安庆、镇江、蚌埠等地团体与中共早期地方组织明显不符。因此，不能因该件题目译为“中国共产党”，就推断其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周佛海、施存统等人旅日期间，日本警方秘密监视他们与上海方面的书信往来。这些监视信息和施存统在东京被捕后提供的供述记录，对于弄清楚创建史上一些疑难问题也提供了材料。例如，1921年4月19日，周佛海从鹿儿岛致信施存统传达了陈独秀的来信指示，任命周、施二人为中共“驻日代表”，“负责与在日本的同志联系”。由此可知，旅日中共早期组织是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在1921年4月成立的。随着档案数字化发展，研究者还可以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查阅《外事警察报》，该报系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搜集各方情报和新闻讯息编辑而成，以月报或隔月报形式发行，其中包含可供创建史研究利用的若干原始资料，此类日文史料可与中文、俄文史料结合使用。

各类中文史料及其价值

（一）档案资料集。创建史领域诸多专题研究得以不断拓展，受益于既有档案文献的深入利用。如下几种大型中文档案资料集构成了研究的核心材料，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等。

202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批文献集收录了建党时期的重要文献，“一大”以前形成的部分文献作为“附编”收入第1卷。上述档案资料集具有史料价值高且体量大的特点，但各集收录的文件有一些交叉重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至1999年之间由各省档案馆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套史料近年来已得到学界高度重视，但由于收录的1923年中共三大以前党的文献极为稀少，而主要是群团文件及报刊资料，目前尚较少被创建史研究者利用。

（二）专题资料汇编。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创建史专题资料集陆续得到整理出版。其一是各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资料汇编。过去，党史著作将“一大”以前成立的各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在1987年以此为题目发行了两卷本《共产主义小组》，为研究各地方“小组”起源提供了资料。陈绍康编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迄今关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为详细的专题资料集。此外，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湖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等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都是研究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

其二是“一大”专题资料汇编，其中声名最著者当属1980年至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册《“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系属全套24册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之列。三册书选编的内容各有侧重，第一册以党的决议、文件和党报、党刊文章为主，第二册以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和访谈资料为主，第三册增补了一些党内文件与回忆录，并添加了“一大”前后的大事记。此外，《一大回忆录》《中共“一大”资料汇编》也得到较广泛利用，但这两部资料集均存在编者根据事后情况进行删改的问题。

其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汇编。五四运动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共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田子渝主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选集（1920—1927）》和康文龙主编《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是篇幅较大的资料集，史料价值高。由于报刊是思想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应注重直接从当时的报刊采择史料，这些报刊有《共产党》《新青年》《星期评论》《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广东群报》《北京大学日刊》《新潮》《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海伙友》《救国日报》等，以及有关中国工人运动的刊物——上海《劳动界》、北京《劳动音》、广州《劳动者》等。

其四，关于来华共产国际代表资料汇编。自1918年起，受苏俄或共产国际派遣的波波夫、波达波夫、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达林等代表陆续抵达中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资料。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等。

其五是时人文集与日记。文集方面，有《陈独秀文集》《李大钊文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董必武选集》《陈潭秋文集》《李汉俊文集》《李达文集》《蔡和森文集》《瞿秋白文集》《陈望道文集》《俞秀松文集》《恽代英文集》和《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1917.11—1923.7）》等；日记方面，有《俞秀松日记》《谢觉哉日记》《白坚武日记》等。

其六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专题史料。1920年8月22日，在陈独秀指导下，俞秀松等8名青年在上海法租界新渔阳里6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不论年纪长幼也加入青年团，以团员的身份对外进行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因此党、团的早期发展史紧密缠绕，其间的组织界限尚不十分清晰。研究建团史的常用史料包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等单位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等。《觉悟渔阳里》本着“应收尽收”的原则，实现了对李汉俊、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5位建团人员史料搜集的突破性进展，成为研究青年团起源不可或缺的资料集。

此外，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曾编纂过一些有关中共起源及早期发展的专题资料，提供了从革命对立面的视角看待中共建党的补充材料，如1928年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1935年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等。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所藏该党自成立以来中央各组织机构的档案文献，其中一些档案尤其是“环龙路档案”对中共创建时期的相关情况有所涉及，值得研究者的全面挖掘与系统整理。

（三）回忆录与口述史。“一大”代表中有9人留下过回忆资料，还有一些事件的亲闻者撰写了一批间接的回忆资料。这些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回忆资料以194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

1937年英文初版和1939年英文修订版《西行漫记》

前一时期形成的资料距“一大”召开时间尚不遥远，无疑值得重视，但其总数不多。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对党的创建情况作过回忆，相关内容收入著名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1937年访问陕甘宁边区的美国新闻记者海伦·福斯特采访了董必武，谈话记录收入她以尼姆韦尔斯（NymWales）为笔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陈公博著《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新青年》9卷3号）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距离“一大”召开时间最近的回忆录；而他在1924年提交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提供了有关中共创建的重要资料，此外他撰写的《寒风集》也对“一大”有颇多追忆。周佛海著《逃出了赤都武汉》于1927年出版，详细叙述了中共建党情况；相隔17年后，其著《往矣集》出版，其中“扶桑笈影溯当年”一章再次回忆中共建党情况。此外，一些没有参与“一大”的人员也在回忆录中对建党前后的人与事有所记述，如早期青年团团员抱朴（秦涤清）著《赤俄游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季著《我的生平》。

1949年以后形成的建党史回忆录或访问记录数量丰富，史料价值不可低估。1956年至1957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来棣对30余位建党亲历者或亲闻者进行采访，并在这批采访稿的基础上进行了筛选和修改。1980年出版的《“一大”前后》第二册正是根据王来棣采访稿的底本形成，受到党史学界的广泛利用。后续又有较多出版物是以《“一大”前后》第二册所收部分回忆录为底本，再次修订并刊行。1978年后，国内外迎来了创建史亲历者或亲闻者单行本回忆录的出版热潮，包括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罗章龙《椿园载记》，徐梅坤《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沈雁冰《我走过的道路》，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梅龚彬《梅龚彬回忆录》，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张国焘《我的回忆》等，都是在此一时期问世。港台地区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回忆录与口述史。如李璜《学钝室回忆录》记叙了建党前后的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李汉俊等人，以及少年中国学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等情况。彭述之在1920年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对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在渔阳里开展的建党活动有较为直接且深入的观察，其回忆录《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是根据法文翻译后在香港出版。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员，袁同畴在1920年至1921年与陈独秀、李汉俊、毛泽东等人有过直接交往，其亲历见闻被收入《袁同畴先生访问记录》。此外，彭述之夫人陈碧兰著《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杨子烈著《张国焘夫人回忆录》对建党初期的若干状况也有记叙。上述回忆录能够为研究中共从酝酿、初建到正式成立的完整历程提供一鳞半爪的佐证史料，研究者凭借多视角观察，可以加深对建党若干环节的认知。

（作者：杨阳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高校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分中心研究成员；原文刊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22年第6期，本文仅部分摘编，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