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班家人的全明星阵容

《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接力完成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汉书》是班彪、班固、班昭父子三人接力完成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氏有史记载的先祖班壹本来是楚国人，秦朝末年为避乱而北迁，以畜牧起家，享年百岁有余。班壹的儿子班儒，是个侠客。班儒的儿子班长，官至上谷太守。班长的儿子班回，任长子县令。班回的儿子班况，是抗击匈奴的将领。班况有三男一女，长子班伯、次子班斿、三子班稚，女儿名字不详，因为入宫为妃，被汉成帝立为婕妤，所以史称班婕妤。

班婕妤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以辞赋见长，她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但大部分都已散失，存世的作品只有《自伤赋》《捣素赋》《怨歌行》三篇。

班稚的儿子班彪专心于史学，终成一代史学家。班彪以前，已经有十几位学者编修过《史记》的续作，但班彪认为：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续采集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接续《史记》，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应该已经融入《汉书》之中。此外，今本《汉书》中还保留着班彪的史论文字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有两子一女，长子班固继承了他的史学工作，在《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结果被人告发私改国史，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奔走上书，《汉书》的书稿上达京师，汉明帝阅览后非常赏识班固的才能，不但免除了班固的罪责，还任命他为史官，准许他专心修史。此外，班固的学问横跨史学、经学、辞赋等多个领域，他还编辑、创作过《世祖本纪》《白虎通》《两都赋》等著作。

可惜的是，就在《汉书》即将完工的时候，班固因为受窦宪一案牵连，死在狱中。班固的妹妹班昭，原本就是班固编写《汉书》的助手，在班固去世后又接过了编写《汉书》的工作，并最终完成了《汉书》。班昭因为嫁给曹寿为妻，而被称为“曹大家（gū姑）”。汉和帝因为推崇班昭，让自己的后妃拜班昭为师。班昭为汉和帝后妃编写的《女诫》，名列“女四书”之首。汉和帝去世后，邓太后主政，班昭以师傅之尊得以参与机要。班昭学问很高，经学家马融曾专门前往求教。

班彪、班固、班昭接力完成了《汉书》的编写，而被后世尊为“三班”。而班固的弟弟班超，立志成为张骞这样的人，于是投笔从戎，创造了带领36人出使西域，收服50余国归附汉朝的辉煌战绩，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

这就是班家人的全明星整容。

47．汉书对史记的批判

《汉书》是在班彪《后传》的基础上扩充、修订而成，而《后传》是作为《史记》的续书而存在的。刘知几的《史通》指出，班彪“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就是此意。虽然《汉书》是《史记》的延续，但班彪父子对《史记》并非全盘接收，而是批判地继承。

班彪在其《前史略论》等著作中，对司马迁和《史记》有过全方位的评价。他的观点，后来被编入《汉书·司马迁传》篇末的史论中，其中赞扬的文字有：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同时，批判的文字有：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班彪认为，《史记》采撷史料非常周详、司马迁本人也非常勤勉，但班彪不认同司马迁的价值取向，例数了司马迁的几处弊端。

另外，班固还就司马迁不能保全自身发表了评价，认为司马迁缺乏智慧：

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智）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然而吊轨的是，司马迁因为给李陵辩解而受刑，班固则因为受窦宪一案牵连而死在狱中。班固批评司马迁不能明哲保身的时候，恐怕不会想到“难矣哉”的感叹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一文，在介绍了司马迁的生平之后，又引述了班彪对司马迁的评价，可见他在整体上是同意班彪的判断的。此外，鲁迅总结了他本人对司马迁与《史记》的评价：

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这段评价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句最为世人熟知，很多人认为这是对司马迁和《史记》百分百的夸赞。其实，如果结合上下文就可以知道，鲁迅这段话正因为褒贬结合、切实中肯，才能广为流传。

48．汉书对史记的继承

《汉书》把《史记》中人物传记部分的“本纪”省称为“纪”，“列传”省称为“传”；还取消了“世家”，将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纪、传二字，也成为“纪传体”这一叙史体裁的由来。

《汉书》中的“纪”共十二篇，是从汉高祖至汉平帝的编年大事记。虽然写法与《史记》略同，但不称“本纪”，如《高帝纪》《武帝纪》《平帝纪》等。

《汉书》以汉朝为本，从汉高祖立国元年开始记录，所以将原本在《史记》中归入“本纪”的项羽改置入“传”中，与陈胜并为一篇。

又因为东汉时期不承认王莽建立的“新朝”，所以也将王莽置于“传”中，并且放在最末，以示贬低。

另外，《史记》为吕后撰写了《吕太后本纪》，《汉书》则沿用了《史记》的设定，改为《高后纪》。

《汉书》中的“传”共七十篇，仍然依照《史记》的方法，为公卿将相立传，同时以时代顺序为主，先专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和外国传，最后以乱臣贼子《王莽传》居末，体统分明。

《汉书》列传中有关文学之士的部分，多记载其有关学术、政治的内容，比如，《贾谊传》收录了“治安策”；《公孙弘传》收录了“贤良策”，这些都是《史记》没有收录的。

《汉书》类传有《儒林传》《循吏传》《游侠传》《酷吏传》等，此外又新增了《史记》所没有的《宗室传》。

《史记》有《外戚世家》，《汉书》改为《外戚传》。又因为汉元帝皇后家族非常庞大，所以将王氏外戚“升格”为《元后传》，为史志升格创造了先例。

四夷方面，有《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三传。

此外，《汉书》又模仿《太史公自序》而创作《叙传》，记录了《汉书》写作的动机、过程、凡例等。“传”以记载西汉一朝为主，每篇最后都附录了“赞”，相当于《史记》的“太史公曰”，用于表述史家对人对事的批评或见解。

《汉书》还综合《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等史料编写了《司马迁传》，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家传记，反映了史学家的旨趣和精神，很有意义。篇末的赞，是班彪、班固接力完成，是一篇精练的史学评论。班氏父子在赞扬司马迁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从中反映了班、马两家的思想分歧。

《汉书》的体例，被后世一些史书继承下来。历代的正史（官修史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十四史”，全都是纪传体史书。

49．汉书对史记的改造

《汉书》全书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计八十万字。唐代的颜师古认为《汉书》卷帙繁重，便将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其他史家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汉书》在某些地方比《史记》更有史料价值。

《汉书》中的“志”共分十篇，专门记录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 由于《汉书》已用“书”为大题，为免混淆，故将《史记》中的“书”改称为“志”。

《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汉书》将《史记》的《律书》《历书》改为《律历志》，将《礼书》《乐书》改为《礼乐志》，将《天官书》改为《天文志》，将《封禅书》改为《郊祀志》，将《河渠书》改为《沟洫志》，将《平准书》改为《食货志》。

其中，如《律历志》是介绍乐律和历法的专题论文。

《礼乐志》介绍了西汉一朝的礼乐制度，对汉代礼乐给出了综合评议。

《天文志》则保存上古至汉哀帝元寿年间大量有关星运、日食、月食等天文资料。

《食货志》分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学专篇。

《沟洫志》则记述了上古至西汉的水利工程，并说明治理水文的策略。

同时，《汉书》又新增《刑法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四篇，这新增的四篇志的意义，将放在后面论述。

50．汉书的开创之功

《汉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并不能简单地当成《史记》的续书来看，因为汉高祖至汉武帝部分，两书有大量重合的内容。《汉书》能成为后世正史的范本，绝非偶然。

首先，《汉书》开创的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能为后世所沿用，是因为断代史的写法帮后世史家规避了风险。中国自秦汉以来，几乎都是君主集权，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而断代史记录、评论的是前朝政事，风险较少，较易发挥。所以《汉书》一出，后世官修“正史”都是记述前朝、断代为史。

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汉朝“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不利于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而《汉书》“包举一代”，上起汉朝建立，下至新朝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世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其次，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并发展了《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汉书》把《史记》的“书”改名为“志”，《汉书》十志中，有些沿袭了《史记》的设定，有些进行了归并，有些则属于首创。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范本，比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就是从史书的书志分离出来的典志体专著。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以及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等内容。

《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同时，《汉书》还专门为五行家立传，扩展了史书的视野。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汉书》规范了纪传的写法，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确立了书志体，创立了目录学，在诸多方面都有开创之功，这些都是《汉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