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从周朝于公元前1045年征服商朝，周朝的国王通过赐授土地、爵位和荣誉，得以控制其诸侯达几个世纪之久。直到公元前770年，两个属国联合一些部落来推翻周朝君王。溃败的周朝于是将都城迁到了黄河边现在的洛阳附近。

新都由一位象征性的新君统治，但他手下的地方诸侯控制着军队，权力远过于他。周朝天子不时给一个诸侯比其他诸侯更高的权力，可是没有一个诸侯能够成功地征服所有邻蕃。在一百多个相互竞争的诸侯中，有的拥有相当于一个当代欧洲国家的领土，另一些则占有一两个城市而已。国家之间的边境常常没有明确界定。这种形势最终演变成为七国称雄的局面。

这些被称为“中原国家”（中国）的诸侯国，都在中国北方地区的黄河一帯。因为长江标志着华夏语言文化区的南部界线，历史资料中就很少提到长江以南地区原住民的情况。当这些早期说华夏语言的人，征服了中国北方的河流地区时，当地的原住民就撤往边远地区，或者交通不便的山区。现有的文献记录已经不仅仅反映一个王国的立场，而且也不再局限于反映国王想法的甲骨和青铜器，但是仍然缺乏非汉族人民的观点。

非汉族人民没有保留他们自己的史料，而且仍然被汉人视为不开化的人群。周朝人把他们的非汉族邻居分成四个族群：西戎、北狄、东夷、南蛮。这些族群中的不少人，住在中原的入口稀少地区。许多汉人同这些非汉族，尤其是戎和狄，有着经常的接触。因为长期混居，汉人就不愿意承认外族的贡献，比方说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骑兵技术。随着一些诸侯征服了更多的领土，他们对汉人与非汉之间文化差异的基本认识，就更为加强了。

史家把东周的6个世纪（公元前770——前221年）的战乱分为两个阶段：前一半叫作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81年），取名于同名著作《春秋》编年史。有关春秋时代的历史来源于《左传》。《左传》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是为注释《春秋》所记载的事件而作。东周的后半段叫作战国时代（公元前481——前221年）。

到公元前5世纪，周朝已经非常虚弱，以至于被迫同晋国的国王分享权力。但直至公元前256年周朝最后一个国王死后，周朝才告正式结束。

《左传》和书中描写的社会

在《左传》首篇中，中国数以百计的诸侯国的国王，经常在神灵前歃血为盟。同样经常地，他们失信毁约、挑起战端，为的是消弭一件小事排除威胁，或者解决继承权问题。《左传》中描述了诸侯国之间发生的500多场战役以及100多场内战，诸多战事都发生在公元前722——前463年之间的259年里。

在春秋、战国时代之初，等级制度把社会分成不同的阶层。每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属于某个家族。同周朝国王相关的统治者家族列于首位，继之以大臣家族和其他高官的家族。贵族的底层是侍从和门客，再往下便是劳动大众。在那些动荡的年代，产生了几位声望卓著的君主。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是第一位周王承认的霸主。

（在中文里“霸”常常译为霸权的意思，其实“首领”或“盟主”更接近原意。）齐恒公的国卿管仲的名字成为中国最早、篇幅最长的一本政治哲学著作《管子》的书名。其实他并没有写这本书，《管子》是管仲之后一些著作的综合文集。该书勾画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赏罚制度，虽然从未实行过，但对后来的政府理论颇有影响。《管子》还描述了统治者如何以控制货币来管理经济。

因为《左传》几乎没有谈到齐桓公和管仲，这使我们对这两人很是好奇。《左传》倒是对第二位春秋霸主晋文公谈得颇多。晋文公常以其绰号重耳闻世。文献从未解释这个不寻常的绰号，可能他脑袋两边长着过多的赘皮，像是双重耳朵，这在面相学上可能是明君的标志。也可能是他用“重”和“耳”来写他名字在不同语言里的发音，而他的耳朵完全正常。

在用《左传》研究重耳时，我们必须牢记，《左传》是在重耳之后两个世纪写成的，其可靠程度并不如同时代资料。《左传》把很多改革归功于重耳，而事实上，或许应该属于其他无名人士。重耳的母亲不是汉族，他与同父异母的兄弟争斗，以获取其已故父亲的领地。经过19年的流放生活后，他终于赢得了领地，不过他只统治了8年（公元前636——前628年）。他是一位极为成功的领袖人物和熟练的军事战略家，周朝国王也承认他的霸主地位。他死之后，被授予“文公”的谥号。

重耳夺取领地的斗争

重耳出生时，他的父亲献公为晋国国君。晋国在周朝首都的北部，是早期周朝国王一个弟弟的封地，包括现在山西的大部分（即今陕西东面地区）。晋国的首都在侯马，这个地区从北到南的山脉中，有着肥沃的河谷，并有非同寻常的资源：至今仍产盐的丰富的盐矿。非汉族人民，比如说戎，通常居住在深山里，而说汉语的人们，通常会住在河谷的低地。重耳的父亲有四个妻子：一个是华夏人，但未生育。

其他三位则来自邻近的非华夏族——戎族的不同部分。他还拥妾多人，其中一位原先是他父亲的妾。重耳的生母出自戎族，可是她从未得宠于丈夫，另外两位戎人妻子也各育子一人。其中一位李夫人，带她妹妹到晋国首都作为陪嫁。因为君王们把婚姻看成结盟的手段，也因为他们不能肯定一个女儿是否能生儿子，他们常常加送其他女儿作为陪嫁。倘使新娘未能育子，而第二位妻子生有子嗣，这个男孩便能强化两国的关系。

这些婚姻习惯，证明了女子的地位低下，即便在统治者阶层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很多事例显示，最有权力的男人，也常常畏惧他们的母亲。李夫人和她的妹妹都给献公生了儿子。李夫人成功地获取了国王的宠爱，可是她的儿子，并没有成为指定的王位继承人。因为国王更注意其亡父的华夏妾所生的儿子。虽然他未与她成婚——因为让大臣们认可这种乱伦的结合，只会使他们震惊——献公还是选择她的儿子作为继承人。

每一位母亲都谋求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可是李夫人姐妹成功地把国王的三个儿子，包括重耳，放逐到晋国的边远城市。当时的习惯是，献公把这些地区封给这些儿子，让他们来掌管，如果国王需要，他们则向他提供军队。儿子一旦外封，他就不应该竞争王位（事实上他们经常竞争）。重耳已外封，他成为国王的机会似乎极小了。李夫人设计使人相信，太子企图毒害其父亲。

太子知道他若指控李夫人就会得罪他父亲，于是便自杀了。重耳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逃到狄人的领地，狄是四个蛮荒之国中的一个，他们在那里静等国内的消息。公元前651年，他们获知他们的父亲献公死了。一切都在李夫人的计划之中，她以为，因为出身决定继承权，只有国王的儿子才能接班。所以她没有想到，国王的大臣们，可以杀她的儿子而拥他人登位。

可这却是大臣们所做的，尽管这些大臣并不属于国王家族。事实上，春秋时代中原各国的大臣纷纷从皇族手中奇取权力，皇族所掌握的权力显得非常虚弱。重耳的母亲不是华夏人，而他自己又在狄人的土地上待了12年。在狄期间，他有个情人，并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男孩因此有1/4的华夏人血统。但是因为他们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汉族，他们也就被认为属于华夏。

结语

当重耳知道他要离开狄人的土地时，他对他的情人说，如果他25年里不回来，她就应该同别人结婚。她回答说：“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她回答的气概反映了妇女在春秋时期的积极角色。妇女的价值或许取决于她们能否生育男孩，她们或许只是诸多妻妾中的一个，可是她们还是能够作出自己的选择。妇女，比如李夫人，经常会卷入宫廷事务，而使男人之间的争斗愈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