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８ＮｏＡｕｇ２０１０【史学新探】三国志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考述（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２４１０００）山阳公载记》之处，对于《三国志》原书所录史实有所补正。据裴注所引该书资料可知：《山阳公载记》１０卷，晋著作郎乐资撰；记事多发生在东汉灵、献二帝时期，内容涉及军事、政治以及历史人物的逸闻，且语言优美。关键词：《三国志》；裴注；《山阳公载记》；乐资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５三国志注〉引书辨析》等文章，均有详细考证。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作者简介：张金地（１９８６南朝宋文帝认为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故在即位初期便诏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之作注，元嘉六年（公元４２９书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裴松之作注时，旁征博引，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有所评论，陈寿议论不当之处，也加以批评。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

据有关资料统计，裴注引书２００余种，不包括引用古书以为注释者。其中，裴松之引用《山阳公载记》有２０余处，遍及三国志魏蜀吴各书。虽然此书不是裴注所引数量最多者，但所用之处对于《国志》原书所录史实有很大的补正作用，而且多为信史。裴注所引之书基本上都散佚失传，其作者大多正史无传，甚至野史也多无相关记录。多数引书《四库全书总目》不载，只能从裴注中辑补以窥其原貌，《山阳公载记》一书及其作者即在此数。《隋书》载：“山阳公载记十卷，乐资撰。”春秋后传三十一卷，晋著作郎乐资撰。”书》却载：“春秋后传三十卷，乐资撰”，“山阳义记，《春秋后传》两部正史经籍志记载的卷数却相差一卷。代学者丁辰考：“春秋后传三十一卷，著作郎乐资。据此可知，此差别仅在目录一卷。上述《春秋后传》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要考察《春秋后传》，首先就要弄清“文籍”。《尚书》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孔颖达注疏曰：“代结绳者，言前世之政用结绳，今有书契以代则伏羲时始有文字以书事，故曰由是文籍生三国志》曰：“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

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典论自叙》在这里，“文籍”为文化典籍。再者，东汉赵壹在《卷８０《文苑列传》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综上所述，文籍指记录时事的文化典籍，有别于诗书等经学著作，能独立成为学问。《春秋后传》应类似于《战国策》、《太史公书》的历史作品，且史传文学价值极高。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又考：“山阳公载记十卷，袁宏在其《后汉纪序》之为《山阳公记》。就现有资料考证，山阳公载记》、《山阳公记》以及《山阳义记》均为一书，只不过名称不一。乐资著述见考的尚有《九州志》，卷数不详，又作《九州记》九州要记》。郦道元《水经注》同样引用《九州志》可考的著述还有《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们大多是关于汉晋时期历史地理的相关记述，此不赘述。通过以上考证，可以略知乐资所著的书目有：《九州志》卷数不详，《山阳公载记》１０春秋后传》３０《山阳公载记》１０定论。然而此书已经散佚，其内容仅能从裴松之所１０余条注中窥之大概。首先要弄明白的是“山阳公”。《三国志》载：“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之山阳邑万户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

”魏书文帝纪》《后汉书》亦载：“（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都山阳之浊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为列侯。”献帝纪》虽两书记载略有不同，但都是建安二十五年（公元２２０年）东汉献帝禅位被封为“山阳公”故“山阳公”此时指代的是汉献帝刘协禅位后的爵位。此后，在曹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２３４年），山阳公刘协去世。献帝传》山阳公刘康，公元２３４年嗣爵，至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２８５年（公元２８９年）去世；而后，刘瑾之子刘秋嗣爵，至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３０７年），山阳公刘秋遇害，山阳公国灭亡。因此，山阳公国共历８０余年。《山阳公载记》是否山阳公国始末的记录，透过现有史料不得而知，只能从裴注中相关引用原书的材料加以探究。通过甄别《三国志》裴注所引用的材料，笔者发现，《山阳公载记》记录时间上限是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１９０年），是时董卓兴兵祸乱宫廷，下限在建卷３６《蜀书马超传》除此之外，至少在《三国志》有发现比此时间更确切的引用材料。此外，笔者在《后汉书》注解里发现一条引用《山阳公载记》据此可以基本考证，《山阳公载记》的记事时间范围当在光和初至建安末，约４０而《后汉书》、《三国志》注释中引用该书的材料大多是对灵帝、献帝时期的政治、军事上的记录以及少量历史人物的逸闻，且待后述。

《后汉书》、《三国志》引用的《山阳公载记》料虽不多，但是对历史本相的解读与还原均有较强的补充作用，且基本真实可信。如《后汉书》中平五年）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注引《山阳公载记》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根据《灵帝纪》我们只能了解到中平五年（公元１８８东汉中央政府发生了一定的军事变动。卷也一无关于“西园后汉书》卷１７《翕音蹋，顿音碓。”此条引文，应作载记中关于“匈奴传”之类的考释，类似于前史民族类专传的追述；同书卷３０《常宠系嗣，未兆，岂不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而在天市明，当给使主市里也。”此类注释类于前史中关于“五行志”天官书”之类的记述，也应为《山阳公载记》专门对此方面的记载。除此两条之外，在《后汉书》三国志》引用的历史材料中均明确为汉末灵、献二帝时期的记载。张金地：三国志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考述八校尉”的具体设置，人员，组织关系等的记载。恰是注引《山阳公载记》的相关记载，我们才得以对这一史实有了基本澄清。再如《三国志蜀书》“建安十七年，汉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敦为东海王。

取之，必固与之。其孟德之谓乎！”卷３８《蜀书许靖传》安十七年，东汉中央分封皇子为王的记载在《后汉书献帝纪》里也有反映。但《山阳公载记》的记载比《后汉书》早，因为乐资的时代比范晔稍前。姑且不论《山阳公载记》的史料保存作用，单就其对善于清谈、品评人物的名士许靖的评价来说，我们可以 确切还原此历史事件的内幕。 建安时期，表面上汉 献帝是国家元首和统一的象征，事实上政权已经完 全被曹操控制。 而此时封建诸王的政治事件，其实 也就是曹操玩弄的政治手段。 不了解实情的读者， 初读《献帝纪》会有误解，而裴注引《山阳公载记》记 录的许靖评论，能起到一定的解析历史现象的作 此事发生在初平二年（公元 １９１ 年），李莈叛军劫持献帝祸乱国家。 通过注释，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东汉王朝的 风雨飘摇以及乱世军阀混战的罪恶。 综上可见，《山阳公载记》对于历史记撰和历史 本相的还原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且有些补充对于解 读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通过《后汉书》、《 三国志》 山阳公载记》的２０ 余条材料，笔者发现《 山阳公载记》 不但史学 价值很高，且文学价值也颇值一观。 “初卓为前将军，皇甫嵩为左将军，俱征韩遂， 各不相下。

后卓征为少府并州牧，兵当属嵩，卓大 魏书董卓传》这段记述是历史逸闻， 笔法类似于《搜神记》 世说新语》等东晋南朝时期 的笔记体小说。 通过二人对话，我们可以解读董卓 这个“奸臣”的“可爱” 的一面，描写惟妙惟肖，语言 幽默风趣，滑稽可爱，文学价值可见一斑。 字故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也！张飞曰：如是，当示 明日叹曰：我今乃知其所以败。 为呼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