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名 《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作者姓名己佚。分上中下三卷。最早刊本为元至治间 (1321——1323)建安虞氏刊本,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日本有盐谷温影印本。国内有1930年前涵芬楼翻印本,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本,1955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直行排印本。

东汉光武帝同黎民在御园赏春,一书生司马仲相于草地上坐着看书吃酒。看书至秦始皇暴政虐民,大骂始皇,并说天公教始皇为君也有见不到处。仲相被请去阴间断案。审问汉高祖吕后害功臣韩信、彭越、英布的实情。天公断狱,教韩信转世为曹操,占中原,彭越为蜀帝刘备,英布为东吴王孙权,汉高祖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教曹操占得天时,囚献帝、杀伏皇后报仇。孙权占得地利。刘备占得人和,教蒯通转世为诸葛孔明。司马仲相转世为司马仲达,三国并收。以下转入三国故事的正题。汉灵帝即位,孙学究入地穴得天书,为人医病,招徒五百。中有张觉,得名方一卷,医治天下患疾,游走四方,度徒弟十万余人,约期聚广陵,头裹黄巾造反,夺下许多城池。灵帝命皇甫松挂帅招兵。关羽、张飞、刘备会于张飞庄上桃园内结义为兄弟,投于皇甫松麾下,讨伐黄巾。刘关张平黄巾有功,受奸臣十常侍之阻,不得封赏。后刘备被任为定州闻喜县尉。定州太守故意责罚,张飞暗中杀了太守,朝廷派督邮查访,欲捉刘备,张飞鞭督邮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刘关张领兵卒往太行山落草。朝廷用十常侍之头招安刘关张。刘备为德州平原县丞,德政及于民。董卓进京专权,刘关张随诸侯破董卓有功。刘备为徐州牧,却被曹操军袭破城池,刘关张分散。

刘备依袁绍,关羽依曹操,张飞在古城称王。后刘关张会于古城,南投荆州刘表,驻襄阳,请得诸葛亮出山为军师。曹操率军南下,破了荆州。刘备等逃至夏口。诸葛亮说东吴发兵抗曹,大破曹兵于赤壁。刘备占得荆州。诸葛亮派人收复长沙、桂阳、武陵、金陵四郡,收降了魏延、黄忠名将。刘备进据西川,封五虎大将,关羽封寿亭侯,张飞封西长侯,马超封定远侯,黄忠封定乱侯,赵云封立国侯。曹操欲进西川,多次不得手。回长安杀了汉献帝太子。献帝封操为大魏王,吴地立孙权为大吴王,西川刘备自封为汉中王。东吴吕蒙、魏将张辽夹攻荆州,关羽死。曹操要献帝立己子曹丕为帝,乃筑受禅台。曹丕即帝位,改年号为黄初元年,封汉献帝为陈留王。东吴自立为吴大帝,改年号为黄龙元年。刘备为蜀川皇帝,改年号曰建武元年。刘备知关羽为吕蒙所杀,不听诸葛亮劝阻,领五十万军伐吴,大败。回到白帝城,托孤与孔明,曰: 阿斗年幼,不堪为君,中立则立,不中立,军师即自为之。孔明七擒孟获平南蛮。然后多次出岐山伐中原。孔明带病与司马懿对阵,病死五丈原。司马懿劫丧,被姜维杀得大败,长安传言: 死诸葛能走活仲达。孔明灵柩运至成都而葬。司马懿观孔明营垒,叹曰: “天下奇才矣!”司马懿举兵诛曹爽,废魏主,立高贵乡公,又杀而立少帝。司马氏权盛。魏少帝禅位与司马氏。陈留王 (即汉献帝) 闻之笑而死。司马氏灭蜀,汉帝外孙刘渊投北而去。西晋灭吴,天下统一。刘渊幼而俊异,尊儒重道,博习经史,兼习武事,豪杰归之,建国曰汉,都于左国城,三年迁都平阳,即皇帝位,后灭西晋,遂朝汉高祖庙、文帝庙、光武庙、昭烈皇帝庙、怀帝刘禅庙而祭之,大赦天下。

元代刊印的讲史话本,据《永乐大典目录》卷四十六所载,有二十六种之多,惜均已失传。今所知讲史话本存目有九,其或全或残而存者有八。此八目中,最富文学色彩,影响最大,最有文学史小说史价值的,就是《三国志平话》。它不仅是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主要的题材依据之一,而且它本身具有独立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三国志平话》开篇是一则因果报应故事。这当然不是历史,是平民意识化出的故事。因果报应之说,来源于佛教,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前生所为善恶,今生皆有相应的回报。因果报应之说,当然是不科学的。可是从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因果报应的说法,逐渐在社会上扩大其影响,终于成为一种民众意识。这种意识在民众中的广泛流传,当然同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愚昧有关,但不止于此。人民群众程度不等地信奉因果报应之说,还同他们是劳动者又是受压迫者的社会地位有关。就劳动者的本质来说,民众是善良的,他们利用因果报应之说来约束自己,使一生为善,不做恶事,以免来生受罪吃苦果。这种自律自育作用,从社会效果看是好的。《红楼梦》第十五回写王熙凤在铁槛寺对老尼说: “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王熙凤为三千两银子干害人勾当,首先声称自己不怕报应。她的表白,正说明她对报应之说有所畏惧,才说这句话来给自己壮胆。第二,民众常咒骂压迫者,恶人做恶事,将来定得恶报。虽然这是一种消极的抗争,但毕竟也是一种抗争,是不愿忍受压迫的一种表示。这表明咒骂者并非驯服的奴才,是希望免除压迫的。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第三,因果报应之说,还反映出民众对未来生活怀着乐观的希望。既然做善事有善报,做恶事有恶报,那末,为善之人将越来越多,为恶之人将趋于消灭,未来的世界真是极乐世界。民众有了乐观的希望才有信心活下去,才能去争取未来的幸福。第四,因果报应之说,从一定角度表达了某种社会必然性,正如俗话说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正由于表达了某种社会必然性。

平话中有一个重要情节,为罗贯中创作 《三国志通俗演义》 时所遗弃,这就是刘关张带领兵卒往太行山落草。他们本是效忠汉室带兵平黄巾之乱的有功之臣,应受到朝廷封赏,却由于拒绝奸臣十常侍之一的段珪索取三十万贯金珠的要求,被十常侍蒙蔽圣聪,不得封赏。更遭十常侍陷害,要捉拿问罪。刘关张便上太行山落草。按封建君臣大节说,刘备等已成 “反贼”。虽十常侍有过,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刘备等却是大逆不道,以前功劳该一笔勾消。可是平话作者却突破封建君臣之道,认为君既不明,为奸臣簸弄,那么作臣子的为反抗奸臣迫害而举起反旗,是无可厚非的。不但不可非,还应该大大称赞。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对于刘关张落草一节的处理,是采取朝廷杀奸臣向刘关张认错的方式来解决:“董成将十人(十常侍)首级往太行山去……‘我奉圣旨招安你。为十常侍等朝野内贪财好贿,悬秤卖官。以此诛杀,令将首级交你弟兄知者。’”就这一点说 《三国志平话》的观点与 《水浒传》是一样的。《水浒传》中宋江等上梁山泊落草是为反抗权奸贪官污吏,不能算是不忠。只可惜,《水浒传》写的招安宋江,不是杀了高俅等奸臣,以其头去招安,反而是招安后,奸臣仍得倚其权势害死宋江等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三国志平话》虽然写的是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的政治斗争,却不完全囿于封建君臣观念,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平民的进步政治观点。

三国魏蜀吴的斗争,在客观的历史事实里,魏是主导方面,不仅民多地广,而且就促使社会发展方面说,也是魏的历史作用大些。所以,《三国志》虽平列魏书、吴书、蜀书,实际上,仍是以魏为主。至于司马光写 《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虽有封建正统观念起作用,却也是客观历史事实的反映。《三国志平话》却把三国故事的重心,正面人物的重心,都移到蜀汉一边。这是平话作者们适应平话听众——市民们的思想观念艺术趣味而加以改造的。史书上的刘关张虽自青年时代结为知己,但并未结义为兄弟。结义兄弟之举乃自晚唐五代始,是社会下层民众的一种互助性的团结方式。这种团结方式,最重要的特点是相互平等,没有等级。平话在刘关张一出场就让他们结为义兄义弟,这是适应平民大众的需要而创造的。其次,在汉末平黄巾起义中,刘关张的作用甚微,只《三国志·蜀书 ·先主传》中有一句提到:“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平话却把刘关张说成是平黄巾的英雄和主要功臣,且入朝受封。再次,诸侯合兵攻董卓,刘关张并未参与其事,平话却说他们才是打击董卓的主要英雄。第四,诸葛亮出场之后,平话基本上都说蜀汉之事,说三方之争,也是从蜀汉角度来看待。

诸葛亮死后,于正史,尚有二十九年而蜀汉亡,然而平话只用二百二十五字来说明。又十六年而吴灭,平话只用七十余字写出。可见平话的故事重心,人物重心,是在蜀汉一边。这已经充分显示了尊刘抑曹的倾向。曾经有论者以为 《三国演义》所表现的尊刘抑曹倾向是罗贯中的创作思想,这不符合事实。其实这也非平话作者所加。在北宋的讲说三国故事的伎艺中,已经是尊刘抑曹了。《东坡志林》记载:“涂巷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为什么蜀汉一方成了故事的重心,刘关张及诸葛亮成了主要的英雄人物?这是三国故事在市民中流传的结果。刘关张虽是君臣之份却情同手足,而且手足之情超过君臣之份,就是平等关系超过等级关系。诸葛亮之与刘备也有一种近乎契约性的平等关系,你诚心请我,我乐于帮助,这就是诸葛亮在 《出师表》中说的: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种与封建等级制对立的平等观念是市民特别欣赏的道德观念 (市民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等价交换的经济活动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因而,三国故事在市民中的流传,就逐渐形成了尊刘抑曹倾向,几乎可以说,《三国志平话》是以桃园三结义开头,以诸葛亮鞠躬尽瘁于蜀而告终。这是平话作者在基本听众——市民的感情倾向,艺术趣味影响下进行创作活动的结果。

平话所叙故事,与 《三国志通俗演义》相比,还有一点独特之处,就是用四百多字,写蜀汉皇帝外孙刘渊立汉国于平阳而灭掉西晋。史载刘渊乃匈奴族人,世袭匈奴左部帅。西晋末年,起兵反晋,称大单于,后改称汉王。永嘉二年,称汉帝,建都平阳。平话称刘渊为蜀汉皇帝的外孙,毫无根据。所以罗贯中在参照史书,在平话基础上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删去了这一情节。但平话的写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为了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和主题思想的统一性。即然蜀汉英雄们以兴复汉室为己任,那么汉室就不能倒掉,所以平话作者就拉刘渊所建汉国为英雄们唱凯歌。既然蜀汉乃英雄所聚,西晋也如魏一样乃篡国之奸臣,尽管西晋统一了魏蜀吴三国,但不能让它的统一来结束故事,以免正邪不分,所以让西晋灭于汉而结束全书。这就避免了主题思想的自相矛盾,既认蜀汉为正义一方而歌颂之,却又让邪恶势力来统一三国。所以,就史实来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以西晋统一来结束全书是对的,但就艺术构思来说,平话的结构才是完整的,才把故事、人物、主题思想统一起来了。

平话在语言艺术上相当粗糙,简略叙述甚多,而人物、场面的描写甚少,至于抒情的笔墨则更难见到。但对诸葛亮之死,却有较好的叙述和描写,并创造了一定的悲剧气氛。这对《三国志通俗演义》》 的 “秋风五丈原” 的悲剧描写,无疑是有直接影响的。平话写道:

军师引手下三千军离皆庭,约百里,有一大树,西见一庄,令人唤出一娘娘。当面问: “此处属那里?”娘娘言: “岐山岐州凤翔府。此乃黄婆店。” 又问: “今岁好大雨!”娘娘言: “卧龙升天,岂无大雨?”娘娘又言: “官人勿罪! 岂不闻君亡白帝,臣死黄婆。” 军师思,果有此言。又问西南高山甚名。娘娘言: “秋风五丈原也。” 言毕,娘娘化风而去,不知所在。军师西上秋风五丈原,军屯于上。军师自思,前老妇所言,实为不祥,不曾放下心肠。又思,司马益善能守待,真将材也。军师卧病前后月余,针药不能疗治,又鼻血出。姜维告师父:“师父善能通医,岂不能治己病。”诸葛言:“自二十九岁出茅庐,与君用心,四十余年,方得川地。使我寸心万段。” ……又数日,叫杨仪、姜维、越云众太尉近前,军师哭而告曰: “吾死,可将骨殖归川。”众人皆泣下。当夜,军师扶着一军,左手把印,右手提剑,披头,点一盏灯,用水一盆,黑鸡子一个下在盆中,压住将星。武侯归天。

诸葛亮悲剧之所以激动人心,是因为这个悲剧反映了英雄的永远不断的追求与自然历史的必然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诸葛亮一生的追求,虽有兴复汉室之忠,但更主要的是尽朋友之义。他同刘备之间,名份为君臣,其实乃知己。所以刘备临终托孤时才说出 “阿斗年幼,不堪为君,中立则立,如不中立,军师即自为之”的话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对刘备是报答知遇之恩,就是他在《出师表》中说的:“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逐许先帝以驱驰。”感激之情无限,报答之意也无限,遂只能终身以之。由于报答之意无限,则平常操劳过度,也属事理之必然。无限的追求与有限的寿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就是诸葛亮悲剧之所在。诸葛亮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说:“司马益善能守待,真将材也。”杜甫有一首七律诗《蜀相》,千余年得志士仁人首肯,也就在于他写出了无限的追求与有限的寿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诗云: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