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9年，正是晋武帝司马炎命大将杜预、王浚等人分兵伐吴、统一华夏之际，在河南汲县（时称汲郡），发生了一件轰动天下的奇事。

当时汲郡人在挖掘战国魏襄王的坟墓时，发现了大批竹简，“得竹书数十车”。

这个魏襄王，其实就是梁襄王，因魏国中后期定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故魏国又被人们称为梁国。

当年孟子见到这位梁襄王，认为他“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意思就是：这个家伙，一副屌丝样，远看不像个君王，近看就更不像。

孟子当年跟梁襄王的父亲梁惠王算是好朋友了。

其实梁惠王虽然名气大、在位时间长，平常说起话来还好像有点文化的样子，“远看近看”也还有个君王的样子，其实梁惠王除了有一点嘴上功夫之外，根本没有一点卵用，在位50年，“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孟子教了他老半年，可总是教不乖。

我们还是说说魏襄王坟墓里面这批竹书之事。

这几车竹简，经当时晋朝有名的学者和峤、束皙、卫恒等人的整理，写定成书的有75篇，其中有13篇是魏国人写的历史。

竹书的内容，从黄帝开始包括尧舜禹、夏商周一直到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大约有十几万字，因为是从汲郡的坟墓中挖掘出来的，此书当年称为《汲冢纪年》，又因为是从竹书写定，也称《竹书纪年》。

当时有人拿《竹书纪年》跟《史记》等书一比较，发现其中的一些记载，竟然比《史记》更准确。

按理这部古书，既得到了晋朝最著名的几位学者的校勘整理，更躲过了秦始皇焚书的厄运，传于后世应该没有什么障碍。

然而此书到了北宋时期，在这个被陈寅恪先生形容为“登峰造极”赵家王朝里，竟然神秘地消失了。南宋年间，就几乎找不到一位声称看过《竹书纪年》的书生了。

明朝中叶之后，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书籍出版业空前发达，除章回体小说盛行一时、"四大奇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遍及街市之外，一些所谓流失多年的奇书也纷纷亮相书肆，比如鬼谷子奇谋之类，这其中，《竹书纪年》也被书商们挖掘（伪造）出来了，没人怀疑这是一部假书。

由于朱元璋提倡基础教育，明代的识字率是历朝最高的，比后来的清朝更高（由于清朝的人口基数大，虽识字者的总数不低于明朝，但比例要低得多），另外，别看明朝的“读书人”不少，可真正有学问的其实没几个人，因为明朝正是八股取士的开创时期，读书人除了四书五经之外，不用读别的书就可以获得功名，而博学之士，反而以落榜为多。这部伪书在明朝，人们都以为是真的。

到了清朝，因为史上最严酷文字狱盛行，读书人便把精力用在考据上，这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古文基础反而超过了历代。

于是，伪本《竹书纪年》就现形了。那时的学者如钱大昕、纪昀（纪晓岚）等都认为，明朝本的《竹书纪年》不足为信。

后来有个名叫朱右曾的学者，根据各种旧书中引用真本《竹书纪年》的句子，写成了《汲冢纪年存真》共二卷。

１９１７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又根据此书，加以补充和订正，所以真本《竹书纪年》大致恢复了五分之一。只是建国后，研究此书的作者很少。

其实到目前为止，伪本《竹书纪年》仍在一定范围里流存，这让人捉摸不透，假的死不了，真的反倒容易失传。

真本《竹书纪年》之所以传到两宋就自然消亡，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竹书纪年》所揭示的史实，与儒家经典——甚至包括司马迁在内的所有学者们提供的史学常识出入太大，尤其是被孔子视为楷模的三位圣王：尧、舜、禹，竟然都不怎么伟大，他们其实跟后来普通的君主没什么两样，甚至还更糟。

这不仅颠覆了人们对圣人的认知，同时也让原有的历史观点没有了立足之地。更要命的，如果历史真的像真本《竹书纪年》那样糟糕，未来还有什么希望？

更何况，即便是真本《竹书纪年》，其内容就一定是真的吗？

没有人能拿出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这些。

即便是“天生脑后有反骨”、以“怀疑一切”为座右铭的笔者本人，我即便是高度赞成《竹书纪年》所言是真史，但在没有实锤的前提下，也不会采信《竹书纪年》的全部记载，因为除了服膺古希腊的哲科思维，我还深信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同样也是一种普适价值观。

而古本《竹书纪年》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据《竹书纪年》记载，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尧舜禅让的故事，《竹书纪年》的说法是这样的——

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

不仅如此，舜把尧关起来之后，还同时软禁了尧的儿子丹朱——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偃塞：禁闭之意）

说好的“终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呢？怎么一下成了宫廷政变？让天下君子何以为堪？

不仅如此，史书上那个帮助成汤打下天下，并扶助子孙好几代坐天下的伊尹，也不是什么好鸟——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

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而所有这些，都让晋武帝司马炎觉得，这才是历史嘛：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权力拱手相让？

可惜的是，此书一出，立刻遭到一批正统的读书人的攻击。司马炎之后，几乎所有的在位皇帝们都不欣赏《竹书纪年》的观点，慢慢地，这部书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到了宋朝，就很少人知道有这么一部史学著作了。

人们对心目中的英雄，都不愿破坏他们的形象。

即便别人说的都是真的，也坚决不接受，更何况“史料”并没有被证实。

但从人性的角度上去分析，《竹书纪年》记载，又似乎存在一定的合理成份。

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很难在道德上超越人类本身固有的缺陷，即便是传说也不例外。

我们就拿《史记——五帝本纪》说事，从黄帝战胜炎帝之后，他就把帝位传给了他的子孙，为何到了尧这里，就突然变成了禅位制，说不通吧？

后来的所谓禅位，大致不离曹丕和司马炎的模式，当然也还有一种禅让，比如宋徽宗传位宋钦宗，乾隆传位给嘉庆，都是太上皇式的禅位，算不得数的，

公元279年，正是司马昭之子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后的第十三年，这年晋国的大军跨过了长江，从此结束了三国时代。

但魏晋的文人一个个都喜欢说怪话，想当年，司马炎的老爹就准备夺了曹家的皇位，只是因为别人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气得中风而亡。

到了司马炎这里，他可不管那一套，而且还像曹丕一样，封了曹奂一个“陈留王”的称号，因为当年曹丕给汉献帝的封号也叫做”陈留王“。

其实晋国上下反对司马代曹的人不仅是一些文人，即便是司马家族的长辈司马孚这种重量级的人物，也坚称自己是魏国之臣。

但这本古书的发现，让司马炎觉得自己做得实在太对了。

《竹书纪年》的出现，虽然完全颠覆了当时人的“三观”，也帮了司马炎一个大忙。

而赵宋得天下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禅让“模式，可能担心后人说他们欺负柴氏的“孤儿寡妇”，于是选择了沉默。

只是有宋一代的君主都重视读书人，他们愿意跟士大夫共天下，宋王朝不仅不杀一士，而且待遇优厚，所以知识界就选择了集体自我禁言。

所以他们便把《竹书纪年》，扔到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