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到底是哪里人

今人恐怕都认定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其依据当来自《史记》所载的“隋会奔秦，司马氏入少梁”及“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但以史痴看来这样的解读还是十分令人质疑的。

一是黄河之西、禹山之东的韩城何以谓之“河山之阳”？倒是与其隔黄河相望的山西河津正处汾河之北、稷山之南，谓之“河山之阳”还差不离儿。只是要说司马迁幼读时，天天涉黄河赴河津去种地放羊也是不可能的。

二是“禹门口”一直被人当成大禹治水所凿的“龙门”，其实这只不过是把大禹神化了，连持此观点者自己也清楚绝不可能是真的。关于《禹貢》说的“龙门西河汇渭汭”，西汉孔安国的《尚书传》载其为“龙门西河在冀西”；东汉郑玄批注“卫（沩）水在灵寿，大陆泽在钜鹿”；唐孔颖达同样注疏做“在冀州西界故谓之西河”。其前后的人都认定如此，司马迁能顽固坚持自己出生的“龙门”在韩城吗？虽然司马迁也曾以疑传疑神化过商周先祖和汉高祖，但从其《孝武本纪》连篇累牍的都是对汉武帝刘彻屡遭巫师神汉忽悠的嘲讽可知，司马迁并非迷信崇拜者。其所撰《夏本纪》不过是对《禹貢》的照抄存疑，并无意据此自我神化。而《禹貢》作者之所以故意混淆龙门区位，完全是出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思潮的源头作祟。盖因秦人历来忌讳被人视之西夷野蛮民族，为展示自己的族源正统性，不仅说自己是颛顼后裔，还把自己的始祖打扮成协助大禹治水有功的大费。也自然把大禹治水的活动中心搬到了韩城，还把“少梁更名作夏阳”，并演绎出了诸多相关地名。只是指鹿为马难自圆，尾巴长不到面门上。

三是司马家族的居住地。“司马氏入少梁”缘起于-620年晋襄公死了，执政的赵盾嫌太子夷皋太小，本打算改立年长好善质于秦的襄公胞弟公子雍为君，并派出隋会、先蔑带队赴秦去迎立新君，可又架不住太子母穆赢天天抱着太子哭闹，便复立太子为灵公，并亲自带兵阻止公子雍归国，才致使与隋会一同迎接公子雍的司马氏流落在了韩城。而司马迁出生在-135年前后。期间相隔近500年。一个家族在一地居住500年不动是极其少见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作为秦晋韩赵魏反复争夺、几易其主的战略要地少梁就更加做不到了。根据史料所载：司马氏入少梁仅不过四年，晋人就攻取了该地。之后又设计抓回了隋会让其重新为本国服务，景公还曾派其带兵“灭赤狄”。一直到三家灭智氏、魏文侯重筑少梁城再被秦夺走，晋人据此200来年，之后这里又成了魏秦持续50年拉锯战的主战场，甘心叛晋投秦的司马氏是极难在此立足的。还有被司马迁认作祖宗的司马错不是当过蜀地郡守吗？一个封疆大吏又怎能不把子孙带到任所呢？连宋代成德军里的一个小小书办还将其子范仲淹生在军营中呢！当今的省长、县委书记又有几人肯让自己的家属在原籍务农哩！所谓的司马错“孙子？”—司马靳参与白起在长平坑杀40万赵国降卒被赐死杜邮、埋在华池，这又是为什么呢？并且这里还有一点衔接不上，就是司马靳的父亲、儿子都是谁？自诩“世典周史”的司马家族竟连自家的谱系都接续不上，显然是有着羞于启齿的难言之隐。其前还有一个曾玩弄中山、赵国于鼓掌之间的司马赒；另一支的司马传人司马丹被项羽封做殷王。在司马迁述及的这三支司马家族中，独有司马赒被讳隐名号，仅以“其在卫者，相中山”记之。而司马错的真正传人司马相如本是一个善于偷情的登徒子，却被司马迁用了排位70列传第一的超长篇幅加以吹捧，致其至今名盖汉武帝。这又隐喻着什么呢？

种种迹象表明：司马迁并非韩城人，而是中山相邦司马赒的后人。中山被赵灭亡后，深陷国仇家恨的司马赒后人中出了一个司马靳，为了雪恨并避免自家再受伤害，才隐去自己的真实出身只身赴秦，借司马错孙子的名义鼓动白起坑杀40万赵卒以泄赵灭中山之愤。因故被赐死后，蜀郡司马氏不屑为其收尸、卫地司马氏不敢为其收尸，才致其被葬华池。一直到秦始皇灭六国后，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才敢走出箕颍、做了主铁官。至于昌是否靳的直系嫡传已无从考证，只是做了主铁官的司马昌是否出身韩城并久居韩城却是值得研考的。现有史料记载的战国时冶铁以成巨富者是邯郸的郭纵。表明先秦陕西的钢铁产业是赶不上河北的。而秦始皇遴选主铁官也只能从熟悉冶铁业务、技术的人群中去物色，那么久居河北的司马赒后人就比韩城的司马氏有了优势。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泽是“汉市长”。在-185年前后，能够被称之做“市”的地方也只有一个“古新市”。这里曾是辛唐虞三代帝都，舜帝还在这里辟建了天下第一爿集贸市场。汉代先后在此设置过“新市县、新市侯国”。新莽时整合沙河北岸曾孕育出战国名将乐毅的“古乐里”而名之“市乐”，隋更名“新乐”至今。且司马无泽出身此域并在此做吏也是极具可能的：一是这里距其三代葬地“高门”—今行唐高里村不足25里；二是当初舜帝的同窗好友北人无泽，恰是在这里协助舜帝发动第一场“合国改革”，因“四岳”等既得利益集团联合尧帝反对、并气死尧帝而致改革失败后主动筑“防火墙”—引咎在距此50里的行唐口头投渊自杀以平息四岳家族及尧帝子孙对舜帝的怨气—成了中国第一位为改革献出生命者的。

司马迁曾说司马相如是因仰慕战国名相蔺相如而随其名的，可知司马无泽也是由于崇拜唐虞英雄北人无泽才取其名的。无泽的儿子司马喜为“五大夫”，当是对应中央朝廷上的“御史大夫、中大夫”而设置在侯府、郡县里的低职级文吏。自昌到喜三代死后均葬于“高门”。这个高门就是今行唐龙州镇到伏羲台与大禹治水的“龙门”—战国时的“龙兑”—今行唐“龙岗村”到唐虞帝都“古新市”—今新乐“马头铺”十字交叉点上的“高里村”。喜的儿子司马谈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其时尚未实行开科取士，司马谈的被擢拔除了有相当分量的人士举荐外还必须应有其在史学界的建树为支撑。而当时也恰是处在汉景帝-148年封“七王之乱”中死节的赵内史王悍的儿子王康做新市侯赐名“王弃”，并拨公帑打造伏羲城、许由庙；-145年又封皇子做常山王赐名“刘舜”以弘扬许由、虞舜和后稷光辉业绩的时段。其一系列重大事件是否都应与喜、谈父子继司马无泽之后持续对该域的唐虞文化深度发掘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呢？有人把司马无泽的“汉市长”解读为“长安四市中的一位市长”、把“高门”解读做“高门原”，似乎并不靠谱。一是“长安四市”算个什么架构？是行政区划还是产业分片？产业集群啥时设过行政首脑？二是“高门原”仅仅区隔开了韩昭侯所建的“高门”，可依然还是个指向不明的模糊概念。按此说自昌至喜应是四代京官，还能让第五代的司马迁出生在原籍乡下吗？所以依史痴看来其“市长”仅不过是与刘邦当初做的“泗水亭长”相当的地方小吏或民间自治头领，属郡县之下的乡、里长一级。

若复原当时的经历当是：中山相邦司马赒家族在赵灭中山后，隐居在了当时齐国一侧的行唐、新乐交界一带。虽其后又出了一个司马靳借司马错孙子的名头坑杀40万赵卒以报国仇家恨，可原籍家人仍谨遵其走前嘱咐继续隐姓埋名、韬光养晦。一直到秦始皇灭六国后，才重新步入社会。司马昌做了河北一带的主铁官，其子无泽因受近旁曾打造出孔夫子渊博学识并为之提供“六书”素材的“东郭千年藏书府”熏染，自幼酷爱历史。尽管其最大做到了乡镇长一级，可他的学术成果却引起了朝廷上的关注和认同，并据以封王侯、建庙城。新市侯王弃莅国后，招录司马喜做了侯府大夫，令其主管建造伏羲城，并举荐其子司马谈做了汉景帝的太史令。只是这个太史令秉性忒直，并未得到后朝汉武帝的赏识，最终落了个抑郁而亡。影响的其子司马迁后来也惨遭“宫刑”。其实他们家的史学观既非孔安国坚守的“古文经学”，亦非董仲舒吹捧的“今文经学”，而是兼具二者的居中派，却依然遭到了汉武帝的排斥。

由此看来，司马迁祖籍行唐的可能性要比韩城大的多。这里既在《墨子》所描述的大禹所凿“龙门”—今龙岗30里以内，又北距“氐水中流之石柱”—夏令山不足10里，更是在被大禹“北防原泒，注后之邸”的今郜河北岸，且又至今传承着其祖上三代高门葬地的今高里村。只是到其十多岁上，才随其坐稳了太史令的父亲举家迁往长安。由于路途遥远、一路艰辛又将他的学名更做了“迁”。可在京城居住也不过十几、二十年，却连遭谈死、迁囚两大变故。家人不得不又迁出长安，滞留于返归老家途中的韩城。等司马迁死后葬在了韩城，家人也就落籍在了那里。随着时代变迁，司马迁的葬地、生地相混一，才演化做司马迁祖籍韩城说了。

至于司马迁何以仍认司马错为祖而讳避司马赒，一是因中山国历来一直受到诸多诟病；二是司马赒的权术也着实令人不齿；三是司马迁写史记时恰逢汉武帝强推汉化、扫荡夷狄的高潮期，本已受李陵之祸株连惨遭宫刑的他害怕再为汉武帝们提供对其“二次续茬”的口实。司马迁为了封堵真正的司马错后人之口，以防其揭老底儿，还大肆吹捧了司马相如一把，将其死后八年的汉武帝封禅说成是其生前遗书规劝之功；将其废话连篇的《子虚赋》说成是价高无比的劝俭书。这种牵强之举还曾引发后人编造“诸葛亮死治司马懿”的段子进行嘲讽、报复。足见其难避套近乎、堵人口之嫌。

司马迁死葬韩城与祖籍韩城虽概念不同，但关联依旧。所以韩城的乡亲也大可不必对在下此文嗤之以鼻。毕竟关联面越广影响面越广，说不定还能以其为媒进一步增强两地的文化交流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