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书两司马（司马迁和司马光）：司马迁（前145―前86年）首创纪传体的《史记》，司马光（1019―1086年）又在纪传体的基础上将编年体形成为完整的体例。两个人虽然相距一千余年，但两部史书却把中国的历史从黄帝到五代联系起来，并建立了两种不同但有密切相关的体例，一直影响至今。

在《资治通鉴》这本史书编纂之前，司马光已经编撰了从战国到秦二世的《通志》八卷，并于1064年进呈宋英宗，备受赏识，于是由皇帝降旨为他特设书局，令其扩大范围，继续进行编撰。司马光乃转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通史的编撰工作。在其助手刘、刘恕和范祖禹等的通力协助下，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开始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先由几位助手将司马光提出的“提纲”整理成“长编”，再经司马光修订润色完稿，以日改三卷的速度进行，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告成，历时十九年。书完成后，初名《通志》和《历代君臣事迹》，但经神宗阅后，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乃赐名《资治通鉴》。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又根据剩余的材料，撰成《通鉴考异》三十卷和《通鉴目录》三十卷，以备查对和检索之用。

《资治通鉴》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止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9年）。分为《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取材除十七史之外，还有野史、传状、文集、谱录等多种资料。全书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展示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为后世史学的研究和撰写提供了重要资料和评析意见，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其主要缺点是内容偏重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并墨守着儒家的传统思想观点。

有关本书的独到之处，概述如下。

第一，《资治通鉴》，在已有十七史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编年体的传统，以纪年对史实加以系统整理，并吸取纪传体的长处，使编年体更为完整和系统化，为后世撰写编年体史书树立了新的体裁和范例。

第二，以史为鉴，供资治而作，这在他的进表中已言之备详。书中选取了有关国家兴衰，生民忧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政治历史事件，并加以评说，供统治者施行和巩固其统治参考，以达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目的。

第三，史实准确，持论公正，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春秋笔法”。在此书的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史书、文集，据说所参阅的书籍达三百多种，往往一事据三、四种资料写成；并通过《通鉴考异》以订正事实。其中的“臣光曰”，表明司马光对人对事的观点和评述，大多数也是比较客观、公正、准确的。

第四，行文生动优美，结构谨严，文笔精辟、简明，对问题写得绘声绘色，脍炙人口，不失为优秀的文学佳作。不记怪异和荒诞、离奇故事，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但是，《资治通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全书贯彻正统思想，这同司马光的保守思想有关；在取材方面，多于政治，略于经济、文化，也是此书的不足和局限。

《资治通鉴》的注释，主要有宋末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初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正》，也为通鉴的拾遗补缺和刊正错误做了一些工作。（引自《辞海》三卷本（中）第3766页）

附：《续资治通鉴》

在《资治通鉴》问世之后，又有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史书问世，现仅以《续资治通鉴》为例，做些说明。

《续资治通鉴》，为清毕沅（1730―1797年）与其门客邵晋涵、孙星衍等利用宋辽金元四史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和《通鉴纪事本末》等书的有关资料编撰而成，共二百二十卷。编撰了自宋至明初的一段历史，包括了宋、辽、金、元四朝，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止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共四百余年的历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衔接，也是对历史学的一大贡献。

此书在目录上将辽金西夏三朝排斥在外，但实际上都写在此书中，并将辽、金二代的大事与宋史并重。从宋史与元史的比较来看，写宋史较多，元史较为简略。在书的本文之下分注考异，供读者参用。其缺点是多录入旧史原文，缺乏熔炼剪裁；有的内容及考异，也有错误和不精详之处。

《史记》和《资治通鉴》，堪称史学双璧，各立体例，其中《史记》尤为独创。这两部史书，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资料，也为史学工作者树立了撰写史书的范例，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