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出版新篇章 ▎

古籍影印是古籍整理和出版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揭示传统典籍价值、保护文献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近年来应古籍工作的需要和市场的需求，相关出版机构、印刷机构出版印刷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古籍影印本，这些影印本在版本存续和传承方面有着独特价值。

今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包括古籍影印在内的古籍出版工作，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古籍影印如何存真，如何更适合大众阅读收藏？本期，聚焦“古籍影印”相关话题，特邀两位业界专家谈谈看法。

01

文| 南江涛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近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图书馆公布355种汉籍。这并非伯克利第一次发布中文古籍，2021年5月18日，四川大学携手阿里、伯克利发布“汉典重光”中国海外古籍“数字化回归”平台。除了欧美地区，日本、中国台湾的古籍收藏机构也竞相公布馆藏中文古籍珍品。目光回到中国大陆，国家图书馆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目前在线发布资源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以及馆外和海外征集资源，总量约10万部（件），读者无需注册登录即可阅览全文影像。

近年来，随着海内外中文古籍数字化步伐的加快，足不出户，通过网络检索、翻阅古籍善本成为学界潮流。数字化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古籍影印还有多大价值，应当去向何方？成为了古籍出版人冥思苦想的课题。

自清末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古籍影印走过了百余年历程，“传本”始终是这一出版方式的重要使命。在上个世纪的20 年代，近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一部丛书——《四部丛刊》三编陆续影印完成，所用底本有借自公藏和藏书家者，也有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旧藏，其重大意义即是将分散各处的善本汇聚一编，几代学人因此受惠。据统计，从1912 年至1949 年，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丛书就有53 种之多。历经战乱和其他天灾人祸，其中有些品种的原书底本已经不复存在，从这个层面讲，影印出版对国家文化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数字化虽然是一个必然趋势，但由于存储介质的变化较快，尚不具备长期稳定性。与之相比，拥有千年之寿的传统手工纸仍具有较大优势。

随着重视程度提升，全本彩印古籍善本，悄然兴起。用较好的纯质纸彩色印刷精装本，除却装帧不同，能达到更好的“传本”目的。比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典藏版、浙江古籍出版社《汲古阁钞本丛刊：重续千字文文则》等，还有一些古籍拍卖公司内部印本，都做到了精益求精，令人爱不释手。当然，制作者和读者的追求远不止此。近几年，用手工宣纸仿真影印古籍善本纷纷涌现，过去略显奢侈的稀罕物件，逐渐离普通读者越来越近。相比于此前的影印本，仿真影印的优势十分明显。包括《四部丛刊》在内的很多影印图书，由于当时出版观念、技术手段等方面的限制，或多或少地让成果留有遗憾，如长期以来的人工描润造成失真，导致影印本与底本大相径庭。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出版人意识到，“影印”的最大价值在于存真，就是要尽量少地进行人工干预，其终极目的是为“传本”。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宣纸仿真影印古籍的制作者追求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下真迹一等”。例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陆续出版的《自庄严堪藏诸家批校本前尘梦影录》《醪海遗帧——周叔弢先生藏酒票》《三经音义》《河东先生集》《昌黎先生集》《文选》《曹子建文集》《宋蜀刻本唐人集选刊》《天工开物》等，高精扫描，科学制版，用海德堡四色机印制，套色精准，目前仿真程度达到了85% 以上。仿真本上，原书的纸张纤维清晰，字迹着墨饱和而有神，批校、印章、污渍等历史痕迹毫发毕现。在《宋蜀刻本唐人集选刊》中，有的原书曾经人割补或黏贴修改；在《曹子建文集》中，有大量前人描改。这些，在仿真本中清晰可见。在装帧形式上，也与原书保持一致，例如世彩堂本《河东先生集》是极其少见的五眼线装，仿真本一仍其旧（当然，这个“旧”指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状态）。如果说点校、注释等古籍整理方式是对传统文化内容的传承，那么，仿真影印古籍兼具了内容和形式传承的双重意义。

仿真影印古籍与整理注释、数字化并行不悖，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实用价值。首先，传世的宋椠名钞精品，往往孤本存世，将其仿真影印，化身千百，即便遭遇不可抗的灾祸，这些品种也不至于荡然无存，对我国传统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同时，仿真本的出现，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原本的使用频率，实实在在地解决着藏与用的矛盾。其次，一些新兴收藏机构没有或较难购买古籍原本，但如果有系统地收藏仿真本，既是对文化种子的分散保护，也可以通过借阅、展览等形式，推广传统文化，让古籍的风貌和神韵走进更多人生活，让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再次，仿真本古籍能够不断提高读者的专业修养和审美眼光。在仿真本发展过程中，由单色机到四色机，套压精密度不断提高，更多的读者通过购买、观赏，近距离见识到真正的古籍善本应该长成什么样子，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远离“酱油书”，提高对“古籍”的鉴赏能力。反过来，读者鉴赏水平的逐步提高，也必然倒逼仿真影印古籍质量的不断提高。例如，前些年制作不精的个别仿真本网点硕大无比，在读者善意的挑剔与技术人员的努力下，高清无网点印刷如今深入人心。良性的互动，促使仿真影印不断进步，为古籍版本续存传承作出更大的贡献。

02

文| 刘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古籍影印是古籍整理和出版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揭示传统典籍价值、保护文献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许逸民先生《古籍整理释例》称古籍影印的目的和用途，大致包括“存真收藏”和“流通使用”两个方面。

古籍影印需要选择合适的底本，实际操作起来有一定的复杂性，把握的尺度也不尽一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古籍影印不再具有学术意义，甚至认为影印只是对图书馆藏古籍的“搬运”。特别是影印的古籍若存在相同版本的古籍数字化影像资源，就更凸显这种批评的站得住脚。

面对古籍数字化冲击的情势，古籍影印如何做到良性发展并真正起到为学术服务的功能，做到与古籍数字化相得益彰而非相互“拆台”？这就给底本选择工作提出了相当高的学术要求。影印一种典籍选择底本，习惯的做法是尽可能地进行全面的版本调查，摸清存世的版本品种及其版本关系，然后确定某一种版本作为底本。在古籍数字化的影响下，自然不应满足于此。还要调查该种版本的存世印本情况，比如初印与后印（包括修版再印），厘清印次关系，选择最佳的一部印本作为底本。图书馆系统的古籍专家一般重视初印本，理由是初印本摹印精良，也保留了文献原貌。而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专家有重视后印本的倾向，认为后印本往往会修订错漏，文字面貌经过了校勘会更靠得住。这就需要切实进行一番比勘性的工作，一方面是确定印本真正符合底本要求，另一方面比勘的过程和结论可以写进影印说明或者叙录、提要里，本身就提高了影印的层次和学术含量。针对不同印次关系的印本而确定的底本，应另做校勘记作为全书的附录。

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中华书局2018 年影印的明寒山赵均小宛堂刻本《玉台新咏》，比勘了存世的该版本的几种印本，分清了各印本之间的印次关系与文字优长（参见傅刚《玉台新咏珍本二种·前言》）。最终选择国家图书馆藏的第二次印本作为影印底本，不再使用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所采用的有文字错讹的印本，推进了《玉台新咏》的影印工作和学术水平。这体现了古籍影印中技术工作和学术研究的结合，若将之仅视为是选书来影印的技术工作，不发挥学术研究赋能古籍影印的作用，是不利于古籍影印学术影响力提高的。

古籍影印的“存真”问题也还有再讨论的空间。“存真”一般理解就是原原本本地将底本的面貌忠实地影印出来，不做任何的改动，保证原貌，还避免了擅改。但面对古籍数字化的挑战，这种存真的观念似乎需要与时俱进。确定的底本不见得就是“完美”的，古籍的流存状况是复杂的。除阙卷按照传统做法予以相同版本或其他版本配补外，如果仅是存在部分的阙叶，有部分抄配的叶子和刷印模糊的版叶，个别文字有脱误，以及序跋有阙失等情形该如何解决，就不应该是原封不动了，而要做一番学术补救工作。比如文字有脱误，应该保留影印底本原貌的同时，建议以附页的形式再行影印相同版本或其他版本的版叶（做好文字注明），将准确的文字面貌呈现出来。序跋有阙失，根据相同版本所存者同样以附页的形式补出来。至于抄配的叶子，如果调查到尚存有相同的版本，那就予以逐叶附页影印，做到原抄配与新配补并行，最大限度满足学界的使用。之所以强调“附页配补”的形式，是为了在存实物之真和力求文献之真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根本目的还是更好地为学界服务。附页配补性质的影印工作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版本调查基础上，需要有学术判断的眼光和功底，让学术研究在古籍影印事业里起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作用。

古籍影印还需要思考如何适应现代环境下社会公众阅读的问题。以套印的方式随文附加圈点等旧式标点进行断句，适合阅读，但又与存真的目标有冲突。怎么样去调和平衡，期待古籍界和学术界的高见。

最后谈谈古籍影印叙录或提要的撰写。单种古籍的影印，需要撰写影印前言或说明，要把该撰写视为古籍影印的“灵魂”性工作，既要把文献的问题讲清楚，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高度；又要把影印底本的实物层面的问题说明白，为何选择该实物版本作为影印底本，它的“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丛刊或项目性质的古籍影印，就需要撰写单独成册的提要或叙录，写法大同小异。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便就一些重要的选本的学术价值以“跋”的形式予以揭示，集合在一起大抵就相当于《四部丛刊》的提要，很值得借鉴和效法。但他的写法不同于四库提要，以实物版本的客观描述为主，附以一定的学术判断。如今大型古籍影印丛刊项目，一般都附有相应的提要撰写，写法的确是百花竞芳。笔者参与首席专家刘跃进先生主持的《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项目，在刘老师指导下负责提要撰写，在《凡例》里条举提要的写法，也提出了个别新的看法，是否允当也有待于学界检验。

《四库全书》能通读的恐怕不多，但通读《四库提要》的却不在少数。古籍影印要高度重视提要撰写这项工作，甚至可以说一部提要“决定”着一个古籍影印项目的学术生命，也是古籍影印有别于古籍数字化的重要学术标志。

-THE END-

本期编辑|李普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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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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