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明珠是闻名两岸三地的清史学者、文博专家与作家。早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硕士期间，冯明珠师从著名史学家李守孔主修中国近代史，1978年毕业后凭其学术专长，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其代表作《清史稿校注》享誉海峡两岸，还有《中英西藏交涉——从廓尔喀之役到华盛顿会议》、《清宫档案丛谈》、《知道了：朱批奏折展》等专著。

2013年6月11日，笔者赴台专访了台北故宫新掌门冯明珠，她对我说：“我是一名清史及清代档案学工作者。”随后，给我介绍了有关《清史稿》及其校注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烽火岁月中遗留下来的史稿或有误，或不够完备，或流于草率与零乱，然它表达了一个朝代结束之际，史学工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其特殊的时代意义，非后代史学工作者所能替代。”冯明珠在谈到《清史稿》时这样说。接着，她讲述了海峡两岸清史纂修所经历的一波三折。

“国可灭，史不可灭。”这是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前代灭亡之后，继起的一代即组织人力为前代修史。“春秋而降，凡新陈之递嬗，每记录而成编”。从唐贞观年间建立史馆修成八部正史，至清乾隆年间修成《明史》，二十四史中半数以上为政府官修。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逊位，南北统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开始着手编纂清史。

1914年初，北洋政府国务院呈文给大总统袁世凯，提出纂修清史时机已经成熟：“尤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鉴于无穷。”3月9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成立清史馆。批文云：“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

作为曾经的清廷大员，又是清帝逊位的受益者，袁世凯对清朝历史的全面肯定不足为奇。为了延揽旧人，袁氏拟延聘赵尔巽为馆长。赵尔巽祖籍奉天铁岭，清代同治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湖广、四川与东三省总督等。

起初，避居青岛的赵尔巽不愿就任此职。袁世凯于1914年8月派其贴身秘书吴璆，携带袁氏亲笔信前往青岛。信中大意是：修清史乃歌颂大清功德之事，正遗老所当效力之处。身为旗人的赵尔巽无话可说，是故，他抱着“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的初衷，走马上任清史馆馆长了。9月1日，清史馆正式开馆，馆址位于故宫东华门内的原清朝国史馆和会典馆。

赵尔巽虽非史学专家，但却能知人善任。他履新后，“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向一百三十六名著名学者发出了邀请，实际到馆共八十六人，还聘有工作人员两百多人，名誉职位三百多人。在纂修的知名专家学者中，史坛名笔柯绍忞在清末即致力于蒙古史和元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努力，撰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此次修史，柯绍忞仍是领衔人物，后代理清史馆馆长；光绪年间进士缪荃荪，曾入国史馆为一等编修，此次受聘为总纂；还有参与修撰《国史会典》的夏孙桐，以及吴廷燮、王树楠、金兆蕃、马其昶、朱师辙、张尔田等学界名流。这些学者，于纪、志、表、传各有侧重，大多数人均十分敬业，即使领不到薪金，也能各尽其责。当然，由于他们多为前清遗老，大多在辛亥革命后退归故里，隐居不仕，闭门著述。他们对“家国存亡之故，未尝一日释怀”的诟病，为后来《清史稿》的命运多舛埋下了伏笔。

对于撰稿任务的分配，赵尔巽根据每个学者的特长各得其所，而稿酬则是依质论价，奖优罚劣，奖勤罚懒，薪金待遇最高者月银达六百元。这六百元是什么概念？当时担任北大系主任的陈独秀，月薪是三百银元，这就是说，优秀撰稿者的薪金相当于大学一级教授的两倍。而薪金最低者仅三十银元，对于不能按时交稿或者稿件质量低劣的则停发薪水。

由于清史馆是袁世凯的政绩工程，他不惜利用“善后大借款”之资金，每月给清史馆拨款十多万银元。只可惜，他没有看到自己催生的《清史稿》，就一命呜呼了。

素好文史的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虽然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但他宁愿压缩自己的薪水，也要保障清史馆的开销。只是1917年7月，一介武夫的张勋复辟，导致史馆闭馆数月。后来虽然复馆，但政局混乱，北洋政府财政维艰，馆中经费骤减，每月只有三四千元，有时连这点小钱也不能准时拨付，常以国库券、公债券代之。最严重的时候分文无有，导致编纂人员也从早期的八十六人锐减至十四人，大家几乎等于尽义务。

赵尔巽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不得不动用自己的人脉，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募捐，以支撑清史馆。1927年6月，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资助下，拖延已久的清史纂修工作出现转机，准备用几年时间完成。

正在此时，政坛风云变幻，风烛残年的赵尔巽又病入膏肓，如不将自己呕心沥血十余载的清史提早付印，恐怕自己晚年的心血会付诸东流。8月2日，八十四岁的赵尔巽在《〈清史稿〉发刊缀言》中，回顾了十四年来纂修清史的种种艰辛，称“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于是，赵尔巽遂仿效明制，称所纂清史为“急就之章”，就在“清史”后特加一个“稿”字，名曰《清史稿》。

一个月后的9月3日，赵尔巽撒手人寰。昔日的下属张作霖按其遗愿，续聘柯劭忞继任馆长，并派袁金铠办理刊印。袁金铠又推荐金梁担任校对，于次年端午节前夕，《清史稿》刊印最后成书五百三十六卷，八百余万字，总共印了一千一百部。

由于成书之时，正是奉军遭受灭顶之灾之日，金梁奉命把其中四百部运往东北，这一版本后来被称为“关外本”。

留存北京的史馆中人披阅《清史稿》后发现，金梁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所以，在馆长柯劭忞主持下，将剩下的七百部加以抽换改正，这一版本后来被称为“关内本”。

国民革命军接管北京后，南京国民政府派农矿部长易培基于1928年6月18日接管故宫博物院，24日又接管清史馆，后组建“清史长编筹备会”，准备另行编写一部《清史长编》。

次年10月，赵尔巽任内的清史馆职员、号称清末民初“康藏边地一支史笔”的刘赞廷呈文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提出公开发售《清史稿》建议案，“供诸民众，以便正确修订”。

官修史书本质上表述的是当时主流价值观对历史的认识，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描述的那样，“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因此以北洋政府其立论观念编修的《清史稿》，南京政府难以接受。于是当局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决定将《清史稿》及清史馆所存书籍，悉数运往南京接受审查。

对于南京政府决定查封《清史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首先提出异议。他于12月2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清史馆所存书籍多为史料，故宫正在整理编辑，恳请收回成命。4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也致电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力挺李煜瀛。6日，古应芬复电，称蒋介石表示“国务会议决议之案，碍难变更”。11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致电古应芬，提出为避免清史撰写工作“前功尽弃，可否先将《清史稿》百部及重复书籍送京”，同样碰了壁。

有鉴于此，易培基作最后努力，于16日提出一折衷方案，直接呈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列举《清史稿》内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十九项罪名。而且满清入关前，建州三卫，受明藩封；康、雍、乾三朝滥兴文字狱，诛连惨酷；戊戌政变后，慈禧复垂帘听政，实肇庚子拳乱；宣统逊位，民国给予优待等关键史事，《清史稿》或故予缺略，或曲为之讳，呈文建议将“《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待故宫《清代长编》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谭延闿接报后，于20日召开行政院会议议决：“《清史稿》永禁发行，长编准其完成，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具呈报告蒋主席请示。”

这样一来，方将《清史稿》在北京与南京分途存放，于1930年初运抵南京的三百余部《清史稿》，则分发给国立、省立图书馆及部分高级官员阅读参考。同年2月19日，南京政府明令要求：《清史稿》“所有从前已经发行者，应一律严禁出售”。《清史稿》馆藏之争才告一段落。

因为编纂《清史长编》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多种因素制约，及至1934年底，该计划不得不中辍。为此，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核发《清史稿》，由该院负责纠正。一年后，参议员吴宗慈起草的《检校〈清史稿〉报告》完成，教育部将该报告送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求意见。该所所长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且十年来史料之大批发现，史学之长足进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难。非以长久之时期，大量之消费，适当之人选，恐不能济事耳。”接下来，全面抗战爆发，修清史一事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又爆发了国内战争，始终未能重修清史。

1960年，台湾“国防研究院”组织“清史编纂委员会”，以《清史稿》关内本为蓝本，稍加修订，于1961年10月与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刊印出一部《清史》，共八册。由于这部《清史》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献礼工程”，留给修史者的时间仅一年，因而诸多问题并未纠正，《清史稿》书中之谬误阙失在该书里一仍其旧。所以该书一面世，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场笔墨官司几上几下，沸沸扬扬打了一年多，成为震动台湾地方朝野政界学界的一段公案。

不少名士认为，《清史稿》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其在史坛的地位无法替代。同盟会“先天会员”、著名辛亥革命报人、民初参议员刘成禺认为：“《清史稿》一书大致可用，只须略加改正，即可杀青。”中国史学会发起人之一、著名学者金毓黻亦谓：“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蒋、王、潘、朱四氏之东华录，采摭甚富，史实赅备，囊括以成一代大典，信足以继前代正史之后，而同垂于奕祀矣。”

纂修清史，需要大量充实之史料。而在台所存资料，残缺不全，重修清史不易进行。而《清史稿》尚有甚大参阅价值，因此学者乃提一折衷建议：何如对《清史稿》不修改其原文，只加校注，谬误乃见。鉴于原清史馆所有部分档案、书稿，均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所以，1978年10月，经著名国学大师钱穆等建议，“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一拍即合，两家联手开始了《清史稿》的校注工作。

正好这一年，冯明珠自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经清史业师陈捷先教授推荐进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从事《清史稿》校注工作。

自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六年间，冯明珠会同昌彼得、索予明、刘家驹、庄吉发等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位同仁，担负起对《清史稿》校注的初步工作。

冯明珠说，他们以“不动原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办法，凡歧误纰缪，或同音异译，皆逐条考订，并注明出处。所引史料，则除清史馆存档纪、志、表、传原稿外，还有清国史馆历朝国史稿、传包，暨实录、会典、东华录、文献通考、耆献类征、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碑传集等。其中利用最多之书是清历朝实录，许多问题大都由“实录”加以验证和确定。除“实录”外，还充分利用清朝众多官书，旁及各类史乘，以及文集、笔记、方志，乃至外国史籍，并及近人、今人论著，注意吸收运用最新研究成果，仅书后注明所引之文献资料即达八百余种。至1984年10月，冯明珠会同台北故宫学人共校订了四万余条。

《清史稿》校注总集成工作，由国史馆的蒋君章、许师慎、朱沛莲、杨叔荪、胡健国、朱重圣等十四人完成。他们试加新式标点，校阅校注条文，凡原书立论或史法失当处，又皆分别标注纠正。经再聘请蒋复璁、黎东方、杨家骆、黄彰健、宋晞、王家俭、吕实强、李守孔、刘凤翰、成惕轩、王恢、陈捷先等为审查委员，慎密复审，计新增校订二万余条，务求赅实，方成定稿。

《清史稿》校注部分共计三百余万字。包括《清史稿》原文在内，《清史稿校注》一书共一千二百余万字。自1985年10月起，定稿后陆续出版，以十六开本，活字排印一千部，每部精装十五册，1991年全部出齐。这套书是迄今对《清史稿》作出的最为详尽的系统考订，基本上摸清了《清史稿》的底细，且将其存在之问题，大多点明、诠释，实为破天荒之举。至此，终于将数十年来聚讼纷纭的一桩历史公案做一了断，并向学术界提供了较为准确有据、翔实可信的丰富资料，为进一步纂修为国人企盼已久的大型清史提供了可贵的依据。

与此同时，七十多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学者为重修清史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努力是对《清史稿》存在问题的清理，从各个方面对《清史稿》进行纠谬，仅见诸杂志报端的文章不下三百篇。我们期待一部清代正史早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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