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袁世凯充当了中外反动势力屠杀中国人民的工具和走狗。1899年12月15日，他到山东赴任。他没有忘记拥兵方能自重，所以，他把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武卫右军”也带到了山东。在山东，他不仅盘踞津浦中枢要地，控制南北两方，而且还借机扩大地盘，扩充实力。他把山东的三十四个勇营加以栽并，改编成步、骑、炮兵二十个营，称之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兵力达一万四于余人。接着，他又把山东其他地方的旧营改编为新军，兵力迅速膨胀到两万余人。

袁世凯盗国大盗（袁世凯窃夺）

他到任伊始，就发布了《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八条，宣布凡参加义和团的格杀无论。在他的屠刀下，义和团民惨遭杀戮。仅以东光县为例，一个方圆十里的地方，没有一棵树上不挂着人头，也没有一个人头上不包着红布。他还勾结帝国主义，联合德国军队和各地教堂武装，围攻、屠杀义和团，并一再向德国驻青岛总督厚颜无耻地表示“同心”。对他在山东的血腥屠杀，李鸿章倍加赞赏说：“幽燕云扰，而齐鲁风澄”。而山东人民对他却恨之入骨，皆有欲杀之势。老百姓编的民谣中说：“杀了冤魂蛋，我们好吃饭”。他们甚至在巡抚衙门的墙上画了一个戴着红顶花翎的乌龟，伏在洋人的屁股后面，表示对这个卖国贼的痛恨。对此，袁世凯十分害怕，在他的卧室周围也架设了铁网，严加防范。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他看到其势汹汹的八国联军是他所不敌的，就视军队为已有，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只派孙金彪率三千人马走了一趟，装模作样地去“勤王”。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武卫军的前、后、左、中等军几乎全部崩溃，而他的武卫右军非但未伤元气，反而却得到了发展！

在慈禧太后西逃过程中，袁世凯一直密切地注视着事态发展的动向。当他探听到“和议”有了希望的时候，便急急忙忙地东征西敛了二十六万多两银子，派人送到了慈禧太后的行宫。还另外筹办了一笔现银，分别赠送给军机大臣和宫内太监。两宫西逃，对那些至尊至上、平时作威作福的权贵们来说，沿途虽不是千辛万苦，但也不能像在北京的皇宫和颐和园里那样骄奢淫逸、舒舒服服了。在这个时候能得到他的源源不断的奉献，自然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了。因此，受贿最多的荣禄和李莲英的儿子天天在慈禧太后的耳边说他的好话，盛赞其能。

袁世凯运用这种手段，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更大的野心。他深知，北洋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的中心，而执掌北洋大权的李鸿章病势日重，不能久之，趁此时机，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位置，并取得她的信赖，是十分重要的。这决非袁世凯的痴心妄想。1901年10月28日，张之洞致军机处的电报中说：“昨，德公使穆默自京来鄂密谈，穆云，李相病颇重……其大意愿袁抚到直隶而已。按今年以来，所见各国提督、领事，皆盼袁抚为北洋大臣，众口一词不仅穆一人也。”由于他既在慈禧太后心目中有了位置，又被“洋大人”们视为新强人而格外青眯，所以，北洋大臣一职也就非他莫属了。

1901年11月，李鸿章死，袁世凯署直隶总督，次年6月实授。《辛丑条约》签订后，练新军的鼓噪再起。袁世凯趁此机会，利用他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的有利地位“整军经武”。1902年初，他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在河北一带挑选了丁壮六千名，编为“常备军”，亦称新联军。还设立了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教练等处。1903年，他又提议设立了“练兵处”。为了避开清廷对他的疑忌，练兵处表面上由满族亲贵奕助、铁良华握，他只居会办练兵大臣，可实际上他仍是练兵处的主要角色。因为总理练兵事务的是奕励，此人不仅早已被他买通，而且从不问兵，不问军政；铁良也是才识平平的泛泛之辈。练兵处下设的提调徐世昌、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均为他的心腹之人。

所以，练兵处还是为他一手包揽，兵权集千他一身。这时，清政府提出在全国编新练军三十六镇（相当于师）的计划。他又打着这一旗号，采用招募与改编相结合的办法，于1905年把北洋常备军陆续改为北洋陆军，编为六镇，兵力达八、九万人。清政府编新练军三十六镇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可北洋六镇却完全装备起来并成为清朝新军中的劲旅。北洋六镇的建立，标志着北洋军阀这个军事集团形成了。在此期间，袁世凯因拥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反革命军事武装为资本，而同时身兼数职：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声势显赫，权倾内外，－较曾国藩、李鸿章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欲壑难平。他的政治野心继续膨胀，不断向东三省扩张势力。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不久，他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机，条陈统一东三省方案。1906年9月，载振、徐世昌到吉林、黑龙江查办事件。1907年3月，东三省改设行省，跟随他多年的助手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军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吉林巡抚、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这些人也都是他的朋党。为了控制东三省，他还以巩固边防为名，调北洋六镇中的一镇二协之兵扼守奉、吉要道，显然，巩固边防是假，扩充北洋势力是真。

袁世凯之所以能如此显赫，他“拥兵自重”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这也和他采取了一些巩固自己地位、发展个人势力的卑劣手段分不开的。

清代，在官场中，有一种内官（即京官）吃外官（即地方官）之风。地方官因近水楼台，就地搜刮，油水较京官为多；而地方官的升迁补调，则操之千京官之手，所以，地方官不能不对京官时有馈送。庚子以前，这种馈送是不公开的。庚子之后，清朝腐败至极，官吏廉耻尽丧，衣冠扫地。袁世凯早已发现，在清廷的上上下下，金钱是万能的。他督直之前，就以孝敬、报效等方式，大肆贿赂，收事半功倍之效了。在他督直之后，又有了直隶总督这个肥缺和北洋大臣这个高位，财源甚广，为他大搞贿赂提供了极其方便的条件。可以说，清末贿赂之风的公开化，乃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从袁世凯开始的。

1903年，荣禄死后，奕助任军机领班。奕助贪污受贿是人人皆知的。精于此道的袁世凯立即就把功夫下到了奕助的身上。其实，在荣禄还没死的时候，袁世凯在“三节两寿”（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和奕助及福晋生日）时，就按时给他送礼的，但没有满足其胃口，所以，奕助曾发牢骚说：“袁慰亭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自从荣禄病重，传出奕助将要任军机领班的消息后，袁世凯立派其亲信会同与奕助来往密切的杨士琦带十万两银子送给这位王爷，还说以后再特别报效。

奕从来没一次得过这么多银子，当即笑纳了。奕正式入军机领班之后，庆王爷的年节、寿日、宴请、婚丧嫁娶、子孙满月等一切费用，都由袁世凯预先布置，全部开销，王府分文不花。因此，袁世凯深得这位王爷的欢心，数月的功夫，奕助对他的宠信就远远超过了荣禄。除对奕助外，他对西太后、李莲英的供奉更是无微不至，所以，西太后对袁世凯召对之余，往往是对他的孝敬奖许一番。

袁世凯的另一个手段是拉拢、使用一些人在清廷的上下、内外为他充当密探，传递消息。他是干这种勾当的老手，手下有两个干将，一个是赵秉钧，一个是道貌岸然、一派学者风度的杨士琦。他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驻节天津，可杨士琦却频频奔走于京津之间，每次进京必到庆王府，听奕励讲朝中要事，有的事奕助还托其向袁世凯请教。

袁世凯位极人臣，声势显赫，包揽北洋全权，使一些人对他侧目而视，言官纷纷弹劾。其中，御史王乃征的奏折是最为尖锐的了。奏折中说：他“督责天下之饷需，欲户部不得过问；举劾天下之将弁，欲兵部不得持权，既历史所未有，亦五洲所不闻。枝重有拨本之嫌，尾大成不掉之势。”这样下去，会“立召祸乱”。

奏折中还说：他请派饷练兵，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年仅四十岁，没有什么大功大劳，而宠任之隆超过了曾国藩、李鸿章，但他自己还没有自知之明奏折中又说：他的“爪牙布于肘腋”、“心腹置于朝列”、“党援置千枢要”；他要“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他是“假美名以济其私，握重权以便千己”。奏折中大声疾呼：朝廷不能忠奸不辨，不能把国家兵赋大权全交给袁世凯一人；过去对忠纯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没有这样，怎么能对袁世凯这样呢！更何况他又绝对不是那样忠纯的人。

袁世凯登基留影

这些议论，既揭露了袁世凯的野心，也反映了他的权力膨胀的程度，当时虽然还未能马上动摇袁世凯的地位，但对清朝最高统治者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提醒；对袁世凯来说，也绝不是什么吉祥之兆因为在当时，尽管袁世凯大权在握，势气熏天，但操纵着他及其党羽命运、对其握有生杀予夺的专制权力的仍然是清廷最高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