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天，在哈佛大学已经教了近三十年书的杨联陞（1914—1990），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探亲。尽管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回北京，“文革”中的1974年，他就已经回来过了。但不知为什么，临行前，他心底仍有隐隐的不安。这也难怪，他患精神毛病好多年了，近二十年前发作的时候，曾经被送往精神病院，甚至还被锁链绑手脚，靠电击治疗。虽然此后病情稍好，但在临行前，他的日记中仍反复出现“心情不佳”（1977年6月5日）的字样。他不断做噩梦，在梦中“大呼‘我要死了’”（1977年6月12日）。在抑郁的心情中，为了兑换旅行支票的事情，又和夫人反复争吵。在日记里他写道：“此次旅行，因不可料之情形太多，实不能无戒心……在大陆，（李）光璧逝去，（周）一良已不在原位（任太太信），家人失和，种种令人不快之事。近日每晚半夜后皆服Lilenur，仍不免有心焦之梦，此情郁郁，无人可语，语亦无人真解也。”（1977年6月5日）

何炳棣（何炳棣怎么读）

心底尽管不安，但他决心仍然要回北京，因为年迈的老母亲和一双子女都在那里。

说起来，杨联陞先生的心病，实在是由来已久。

2009年秋天，在我访问杨联陞后半生始终生活的美国哈佛大学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录中有杨联陞日记。据说，这份日记之所以保存在这里，是因为杨联陞在哈佛的同事陆蕙风先生，本来打算写杨联陞传记，便把捐赠给台湾“中研院”的日记全部复印了一份，按年分装为四十几册。可惜的是，陆蕙风后来离开了哈佛东亚系，兴趣转移，传记的撰写和出版当然就落空了，这些日记也就静静地锁在哈燕社图书馆的另一处藏书地点，直到这一年秋天，我请马小鹤先生帮着调出来之前，似乎关注的人并不多。

日记有四十多册，从杨联陞在哈佛读书之后的一九四四年开始。在那个时候，看得出来他的心情还不错，日记上的字迹也相当清秀，他在哈佛大学一面听课念德文，一面泛览杂看，攒了一肚皮杂学。在那里的生活似乎很舒适，他帮着编写中文文法，代陈观胜上上课，闲来便看看书，如黑田源次的《日本绘画所受西洋画之影响》（1944年2月6日）、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1944年2月26日），也看看电影看看戏，时时还打打麻将，在那里和吴于瑾（保安）、张隆延、刘广京、王伊同等人来来往往，也经常与当时在美国的胡适见面聊天，或写信讨论学问，看来过得很轻松。不过，就在这年1月11日的日记中，记有“夜寝不安，乱梦颠倒”，13日的日记又说“夜寝不安”，3月26日的日记最后，又记下一句“乱梦颠倒”，似乎预示了什么。

从后来的日记看，这种夜间乱梦颠倒的噩运，似乎一直在纠缠着他，让他始终处在一种紧张和不安之中。

杨联陞的心病，当然有很多原因。不过从他自身的原因说，一半儿来自他自期太高，涉足的领域也太广，把自己弄得很苦。虽然表面上看，他并不很高调，他不像何炳棣，何炳棣与他煮酒论英雄，会自负“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而他则敬谢不敏，绝不敢接这个话题。不过，他心里其实自负得很，总觉得洋人的中国学问有限，中国学者的国际视野不足。但是，另一半儿也许来自他在异国却做本国学问，又毕竟在洋人地盘上讨生活，正常言所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让他常常感到很憋屈和苦闷。不要说他，就连在中国地位有如“文艺复兴之父”的胡适也觉得压抑，1955年12月19日胡适曾经给赵元任写信说，他自己这几年不在美国教书，“一面是许多所谓‘汉学’、‘支那学’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一面是这种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前进’分子，气味也不合”。所以胡适不得不“退避三舍”，更何况杨联陞。其实，杨联陞心底里对研究中国的洋学者并不很买账，后来享有盛名的史华慈（BenjaminSchwartz），那时他就有些瞧不起，当他听到费正清推崇史华慈，“不惜大言欺人，竟称渠为佛教史专家，又称其学力过于Reischauer（按：即赖肖尔）”的时候，就很不以为然，对费正清“好用权术”很是警惕，在日记中告诫自己“与之相处，真需小心也”（1955年2月18日）。

本来，在1946年初他以《晋书食货志译注》拿到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不久，先是有浙大张其昀（晓峰）的聘约，后又得到傅斯年和胡适到史语所任职或者北京大学任教的邀请，他曾经都很动心。4月17日，他到纽约看望病中的胡适，与胡适说好要回国任教，6月底他想到即将要离开美国，甚至“作书留与贾公（CharlesS.Gardner），几乎泪下”。那几年中，由于抗战胜利，好朋友陆续离开美国，1946年9月，周一良回国了，1947年韩寿萱、冯家陞、王重民也回国了，1949年王毓铨也回去了，到了10月，老舍也回国了，“谈学问的朋友越来越少”。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终究没有成行。也许，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他终究是个“纯粹学院式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不但没有兴致，而且视为畏途”（《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ix），他并不像胡适那样有“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的抱负，在中国处于战争纷乱之际，一介书生，下不了回国的决心。

有关回国一事，在他的日记里面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1946年4月19日他开车去纽约布鲁克林二十六号码头去看陈寅恪，谈了六个钟头，陈寅恪曾告诉他“国事可虑，不知究竟如何”，一周后，他在纽约与何炳棣一起吃茶，他说国共合作后会有一二十年和平，但何炳棣却郑重告诉他，“五年内恐有巨变”（1946年4月19至25日）。也许这些师友的判断，对他是否回国产生了悲观的影响。二是1949年6月29日他和胡适一道吃饭，胡适说到“象牙塔不能再住，须救火”，这表明胡适心中对故国的关怀犹在，而杨联陞却婉言劝他三思。过了一个月，胡适给他的一封信中，在谈论诗歌的同时，用了杨联陞的一句，“待等秋风落叶，那时许你荒塞”（《论学谈诗二十年》中“塞”作“寒”，85页），并在下面加上一个问号，说“诗是你的，？是我加的”。胡适的话说得含糊，但杨联陞却明白，这是胡适“表示不能脱身局外之意”（1949年7月28日），但杨联陞毕竟不是“身系中国命脉”的胡适。

有国不能回，只好寄人篱下，然而在美国，“长安居大不易”，这使他很紧张。其实，当时身处异国痛感飘零的人何止他一个，最近重读陈毓贤女士的《洪业传》，就感受到连洪业这样的大学者，在剑桥的生涯都不免窘迫，更何况杨联陞。他没有何炳棣那种“抡斧头排头砍去”的霸气，何炳棣可以和Tauaber大吵大闹，可以找费正清当面理论，但杨联陞做不到；他也没有胡适那样的通脱平和，胡适即使在普林斯顿葛思德图书馆处于一生中“最暗淡的岁月”里（周质平语），也始终平静和从容。杨联陞生性忠厚而且谨慎，虽然他喜欢朋友，常常在家招待客人，嗜好打麻将、听戏和下棋，一辈子与何炳棣友善而崇敬胡适，在日记里也常常褒贬学界同仁，但毕竟只是做中国学问的纯学者。他很在意学生的评价，也在意同事的态度，更重视同行学者的月旦。从日记里看到，有一次他代史华慈给学生上“上古中国思想”课，看到有学生五十多人，他就很卖力，讲完之后学生鼓掌致谢，更使他受宠若惊，回来后便在日记里重重地记上一笔，“自己亦觉得所讲颇能深入浅出”（1960年4月30日）。特别是，法国学界前辈泰斗戴密微称许他是“少年辈第一人”，同是哈佛同事的美国中国学泰斗费正清也承认他是汉学界“第一人”，更使他自期甚高，“绝不作第二人想”。可是，这种无形压力却给他巨大压力，也摧残着他的精神，1958年4月，他虽然在哈佛大学终于晋升教授，但是这种长期的紧张，却使他在下半年大病一场，在他的日记中，我看到了他内心里惊心动魄的紧张和冲突。

9月28日，他在日记中给自己宽慰和解脱，说“人生百年，同归于寄，何如各尽其职，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反而比较积极”。但是，这种自我宽慰好像没有什么作用。10月5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亦觉余自己多忧之可笑，然多忧恐仍是有病之故，又因病因忧，觉得诸事无味，目下最要紧是勇气，要鼓起勇气活下去”。其中，“勇气”两个字写得特别大，显然是在暗示自己要有活下去的“勇气”。可是，精神上的困境并不能只靠自我暗示来缓解，终于在11月9日，他去看了医生，知道不能不服药和治疗。但是，他还是想自己解决，于是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毛病在运思不能自休，自卑心理亦重”。他始终在内心与自己的忧郁和紧张交战，过了两天他又写道，“细想结论，悲观心理必须打退，乐观时，勿过分（昨日见大夫自信过强），心理科医生之帮助有用（对病尤不可悲观，更不可怕花钱），作茧自缚，勿怨他人”（1958年11月12日）。

在这种纠结缠绕的心情中，他甚至想到了写遗嘱。11月14日，他致电他最信任的美国前辈贾德纳教授，当他知道也有精神疾病的贾德纳要写遗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应当写遗嘱，并安排说，“遗产应分一半与宛君（夫人），半分子女四人，希望贾（德纳）及任之恭、沈树祝、刘子健为监护人”。在贾家写好遗嘱后，他自己签了字，让贾德纳也签字。可是他刚刚回到家，马上就大为后悔，“不该让贾公自己愁烦时为加心病”，立即以颤抖的声音给贾夫人打电话表示抱歉，过了一会儿，他再次致电贾宅，请立即毁去遗嘱。

这半个月里，他始终自怨自艾，时而自我宽慰，时而怨天尤人，在睡梦中也会辗转反侧，焦虑不安，终于不得不住进医院。到了23日夜里，他不断做梦，不断醒来，处在极度的错乱之中。“就寝后约一小时，忽然自醒，说‘未太迟’。戴起眼镜，穿睡衣，找护士，令其开门，说宛君一定被拘留（又曾想过，可能将来二人皆变疯狂，长期同住医院）。护士说无此事，余遂与二三人挣扎起闹，后来有人为余打针（有人说：若出事，须赔百万元。余云：百万元不止）。又记得有人抬余至一处，即不记得。23日醒时，手脚俱有锁链（余先呼寒，有人为盖被），仰卧。余呼‘余臂折矣’，后有人开锁，余起立即云：‘余是杨某，余夫人在何处’（又曾发怒）。答云：杨太太不在医院。”这些天，每天他都要吃安眠药和镇静剂，一直到12月初，才搬回单人普通病房。

在那个时候，华人在美国学界，并不是只有杨联陞这样很受压抑的人，也有春风得意而且满不在乎的人，像何炳棣。

在杨联陞的日记里，多次提到何炳棣。杨联陞很早就认识何炳棣，对这位同样来自中国，在美国学界打出一片天地来的清华同门，杨多少有些敬畏但又偶尔有些腹诽，他深知何的气大心直，自视甚高。这一点从何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也可以看到，何炳棣眼界很高，对芝加哥洋人同事顾里雅（Creel）满腹意见，对同辈华人学者如刘子健、王伊同、房绍楹、牟润孙，以及后来对张光直、杜维明也都有非议。不过，他对杨联陞倒始终是青眼相看，多次表示希望杨联陞到芝加哥大学，与他联手，也真的动员芝加哥大学校方礼聘杨联陞，但是又常常不服气杨联陞，总是要和他比较长短。1963年8月，他到哈佛时先是对杨联陞说，最好芝加哥大学能设立一个讲座，请杨联陞去担任，但接着就问，哈佛是否有可能请人来做正教授？当然指的是他自己有无可能从芝加哥跳槽到哈佛，“自报年薪一万四”。接着他又向前几年已经当选中研院院士的杨联陞暗示，希望明年杨能够提名他为院士候选人。最后，可能为了自尊和面子，他又对杨联陞半是炫耀半是夸张地说，他将会获得学术奖章，编号是第五号，反复追问杨联陞所获得的奖章是第几号。

最为人熟知的故事，就是他曾经与杨联陞煮酒论英雄，认为只要他们两人联手，汉学界即无人能敌的故事。这在1968年杨联陞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何（炳棣）又云：近日你我，可比竹汀、瓯北。余（杨联陞）说：我兄之史或过瓯北，弟之渊博万不敢比竹汀”（1968年12月26日）。这件事情一定不假，因为在何炳棣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也专门有一段记载他如何在芝加哥大学鼓动聘请杨联陞，他确实曾向两任校长乔治·毕都（GeorgeW.Beadle）和爱德华·李维（EdwardH.Levi）说过，“（杨联陞）不是一般所谓历史家，却是一位非常渊博的汉学家，虽然他主要研究兴趣是中国经济史。杨和我二人联合的拳击力（one-twopunch），绝不亚于任何西方和东方著名学府中史教研方面最具代表性人物的力量”（《读史阅世六十年》，香港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343页）。可是，杨联陞不像一帆风顺的何炳棣，他的傲气是藏在心里的，虽然不敢自比钱大昕的谦虚话是这样说，不过也许何的话正挠到他的痒处，所以在这段记载后面，他也加上一句很暧昧也很费琢磨的话：“不过，何能到西洋来唱一出sinology之戏，如彗星一闪而逝，将来亦不望再走此路也。”

心里纠结缠绕的自负和压抑，也许正是让杨联陞不能免于精神疾病的原因？

1977年，六十四岁的杨联陞在忐忑的心情中踏上回国的旅程。这一段的日记本上，他和他夫人宛君的笔迹交错出现，同一份日记中呈现了两个人的行迹和心情。

尽管他1974年8月已经回国一次，还得到廖承志的接见，故国情况，他多少还是有些了解，不过，1977年毕竟“文革”已过，跨过粉碎“四人帮”这道门槛的中国，究竟会变得怎样？他心里始终忐忑不安，“大陆情况，甚不了了”。不过，行前“知张光直一家亦将去”，启程后又发现王伊同一家也同行，更是稍稍有些安心。那时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直达航班，他们经瑞典楚芮克（Zurich）中转，7月4日晚上到达北京，经过一番折腾，终于下榻王府井北口的华侨饭店，他的日记中记载说，住在七楼二号，“虽然是最高楼，但是还是听见外面声音，尤其是钟点未换过来，很早就醒了”，这时已经是北京的7月5日清晨。

好在这个时候的北京，毕竟不像1974年。这个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中外交往也渐渐松动。杨联陞一家在北京、西安、洛阳、郑州转了一圈，大体上还是很愉快的，在日记里面可以知道，他曾见到了吕叔湘、夏鼐（据《夏鼐日记》卷八，1977年7月8日条记载，他们会面，“虽是初次见面，他〔杨联陞〕颇健谈”，可见他的心情还不错）、史树青、王力、朱德熙、白寿彝、王毓铨、胡厚宣等学界旧友，也参观了北大、琉璃厂、民族宫、历史博物馆、半坡遗址、大雁塔、陕西博物馆、龙门石窟、河南省博物馆等等，故国风物，让久离家乡的他很感慨。7月19日从陕西到河南途中，他口占绝句一首，“居夷生老到中原，最喜山河抚旧颜。新寨新林看不足，轮车已过几重关”，故国情思显然让他心情激动，他似乎对这个陌生的故乡又有了一丝认同，还特意在北京写下了一份简单的自传（见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3—8页），就好像是一个预先温卷的“投名状”。

不过，那时中国虽然结束了“文革”，但生活状况也还是让人糟心。从美国回来的杨联陞夫妇，在那时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赈济扶贫的人。和当年海外回来探亲的人一样，杨夫人从美国启程的时候就带了四只大箱子，装满了给家人的各种礼物，行李超重，一路上总是心惊胆战怕被没收，生怕这一团“好心得不到好报”。到北京看到杨联陞年迈的老母亲，也是悲喜交集，细心的杨夫人一眼看到，老人床头只有一只电扇，电扇还不能摇头，怕对着吹出病来，睡觉的时候只能关上。在北京的时候，见了国内的亲戚就要送些从友谊商店才能买到的礼物，各个亲戚处都要给一些美元（这是当时海外回国的人的惯例）。虽然女儿忠平很体贴，女婿蒋震也照顾周到，但家里的事情实在不是杨联陞夫妇能够摆平的，生活水平也已经是在美国波士顿生活几十年的他们不能接受的。更何况国内学界的情况，杨联陞也颇有不满，虽然他自谦是开“汉学杂货铺”的，但也并不觉得国内文史学界了不得，何况因为交流渠道闭塞的缘故，无论是西北大学学者不知平冈武夫之长安研究，还是北师大白寿彝不懂欧美之中国研究，说明闭关锁国很久的中国学界，已经不能与海外中国学界对话了。

也许是因为身在海外的缘故，杨联陞的诗文中，会常常出现“家国”、“游子”、“海外”、“异国”这类词。前面说到，1946年胡适希望他学成归国加盟北大，但又深知他们另有“宿约”而不能即来的时候，曾经用他的诗稍加修改送给他，其中有“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两句，说“北大近来不敢多约人，正因为前途无把握，故怯于‘自媒’”，呈现了胡适既期待他回国，又恐怕误他前程的犹豫。杨联陞非常感恩于胡适的宽厚，所以后来也曾用这首诗中的“家园柳”，写下“何必家园柳，灼然狮子儿”两句，连同胡适给他的书信复印件，转赠给他次年即将离开哈佛去耶鲁的学生余英时，以表示唯适而安，居不必定所的意思。但毕竟故国情思仍萦绕心间，“问醉乡和梦乡，去家乡谁近谁远？”归国与去国，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事情，杨联陞在反复彷徨之后，终于定居美东，在异域终老，只是心里不免还有牵挂和遗憾。

“故国梅开几度花，余香惹梦到天涯。封侯拜相他人事，养得妻儿便算家。”（杨联陞：《早晨梦醒成小诗》）这是他刚刚加入美国籍的1961年12月写的。正如苏东坡所谓“吾心安处是故乡”一样，尽管杨联陞在北京上有老下有小，也因为做中国学问而常常有故国情思，也曾经说到，将来中国变化，“我这个失落番邦的教书匠，接触面广一些，将来或有可备顾问之处”（致杨忠平，1977年9月12日）。但是，“认同”这个事情，并不是像种族和血缘那么简单的，什么地方会给他提供一个“安心”，什么地方就可能更像“家”。更何况文化依恋、政治服从、宗教信仰、民族关系，这些认同要素常常会被种种原因扯得四分五裂。中国人好讲“家国”，什么地方是“家”，什么地方才能算“国”？可正如白鲁恂（LucianW.Pye）说的，你能把这个地方当作“家”，说明你对这个地方有了“认同”（identity），“identity”可以翻译成“认同”，也可以翻译成“归属”，还可以翻译成“身份”，可是“认同”这种情感很怪，尽管民族、国家、语言与风俗常常是它的基础，但是，它仍然会被其他力量撕扯，仿佛心灵中有几方在一起拔河。前面我说，杨联陞不像胡适，有那么清晰的政治认同和理性立场，杨联陞也不像何炳棣，有那么极端的人生决断和政治投入。故国情思、生活条件、学术环境、制度认同，使他始终犹豫彷徨。尽管他也让亲戚和子女识时务，在信里说些免于忌讳的话，如“你们都在新社会为人民服务，各有一定的工作，我很高兴”（致杨忠平信，1975年8月5日，《哈佛遗墨》，316页），“新中国前途光明，也可以说‘多难兴邦’”（致杨仲耆，1975年9月17日，319页），“辩证法唯物论是真理，我也有粗浅的认识”（致杨道申，1975年10月22日，321页），但我猜想，他自己心里却未必服膺这种“米汤”，他毕竟在美国多年，还是一个“学术本位的自由主义者”，尽管他可以做到“让政治的归政治，让学术的归于学术，使这两个领域不相混淆”（余英时：《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中语），但他不能换了“身份”去“归属”那个他心底里不能安心的“家园”。所以，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在感慨“梦回身尚在天涯，花果飘零哪是家”（《梦中无路不能回家，甚觉急躁》，1985年12月9日）。

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我心里却涌上一句《林海雪原》里的土匪黑话，叫“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2013年5月6日至8月2日断断续续写于上海

补记：关于杨联日记，原来知道它的存在，是因为余英时先生与王汎森兄都提到或引用过这份日记。另，据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诗文简》后附《我的外公杨联》说，蒋力的舅舅在一九九八年去探望杨联夫人即蒋力的外婆缪的时候，也曾经“协助外婆整理了外公四十余年的近五十本日记”，但是，我始终没有看到有整理过的文字发表或出版。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写完这篇随笔的时候，才看到山东大学刘秀俊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杨联学术探要》（二零一零年），在这篇专门研究杨联的博士论文中，他已经相当多地引述了这份收藏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杨联日记。

原题《“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1977年杨联陞回国记》，刊《读书》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