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十二年（234），蜀汉大将魏延死于权力斗争，三族皆灭，震动天下。

魏延案影响极大，其始末硍节直至今日也莫衷一是。关于魏延败亡的具体原因，《蜀书》与《魏略》各执一词，但大抵围绕魏延与杨仪争权之事。

如果按陈寿的观点，魏延覆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平日与诸将素不同”，即与同僚关系不睦；但“夷三族”的处理手段，又显然离不开刘禅授意。可见魏延之死，乃是蜀汉君臣共同促成。

魏延之死的历史真相（魏延之死视频）

本文想围绕魏延之死，论述其覆败始末以及幕后逻辑，并梳理蜀汉君臣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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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魏延覆败得极为仓促。诸葛亮刚刚去世，余部便爆发了血腥火并。

在内讧事件中，蒋琬、董允、费祎、杨仪、姜维、马岱、王平等人，均站在了魏延的对立面，联手将其置于死地。

其中杨仪的诬告，是魏延之死的导火索。

无论《蜀书》还是《魏略》，均把杨仪视作构陷魏延的领头人物。杨仪平素便与魏延不睦，乃至“势同水火”，因此这一记载自然是可信的。

魏延与杨仪势同水火

不过站在魏延对立面者，显然不止杨仪一人。费祎、姜维、马岱、王平等人均在其中。

费祎奉杨仪之令，前往魏延处“揣摩意指”，之后又“驰马而去”，归附杨仪。

姜维负责“退军节度”，之后无视魏延的阻挠，“诸营相次引军还”，可见他也站在杨仪这一边。

马岱、王平受命追斩魏延，导致魏延“父子并死”，此二人立场也相当明显。

《魏延传》记载传主覆败时，用了“杨仪等（人）”的行文书法；可见彼时的魏延，确实处在众叛亲离的可悲境地。

至于身在成都的蒋琬、董允，亦皆“疑魏延、保杨仪”，蒋琬甚至还亲率成都禁军“赴难北行”，直到得知魏延死讯，才班师回朝。

由此可知，诛杀魏延是蜀汉群臣的共识。即使魏延侥幸在前线击败杨仪，他也会遭到蒋琬的后续剿杀，百死无生。

其实从《蜀书》记载看，参与剿杀魏延的蜀汉群臣并非铁板一块。比如与杨仪合作的费祎，后来便亲手出卖了杨仪。

至于与费祎、姜维二人，后来也违戾不和；刺杀费祎的郭修，又曾是姜维旧部。其中始末晦暗难明，引来后世诸多猜想。

因此，这群各怀鬼胎的官僚士大夫，彼时（234）联手构陷魏延，便有必然的理由。

魏延遭到蜀汉群臣的联手剿杀，主要出于两点原因。

其一是魏延性格刚戾，人缘较差。

诸葛亮在世时，魏延与同僚的关系就相当紧张，他几乎不把武侯以外的人物放在眼中。蜀汉群臣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人物掌权。

其二是魏延威望较高，是辅政大臣的有力竞争者。

无论是《蜀书》还是《魏略》，均视魏延为诸葛亮的潜在继承人。陈寿认为魏延“冀时论必以代亮”，鱼豢则干脆把魏延描述为诸葛亮的钦定接班人。

魏延冀时论，必以代诸葛亮

在此背景下，魏延陷入了“实力强，人缘差”的怪圈，步了智伯瑶的后尘。昔者智伯瑶“以五贤陵人，以不仁行之”，结果遭到韩、赵、魏三家的联合围剿。可知古今同理。

历史的吊诡之处恰在于此。

如果魏延的实力没有那么强，他最多落到廖立、李严的下场，即流放禁锢；甚至像来敏那样东山再起，也未尝没有可能。只可惜魏延实力过强，因此非死不可。

魏延之死，盖出于群臣构陷，前文论述甚明；但“夷三族”的下场，却离不开刘禅的授意。

理由显而易见。杨仪等人虽然可以擅杀魏延，却没有能力清洗魏延的家属。按汉魏制度，大将出征，家属一概留在都城为质，魏、蜀、吴均如是。因此“夷三族”的命令，一定是刘禅下达的。

魏延既然已经伏诛，其家属的处理方式，便关乎该事件的政治定性。换言之，刘禅夷灭魏延家族，必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

严格意义上看，刘禅是在“不得已”的背景下，做出夷灭魏延家族的决定。

这与刘禅的处境有关。

刘禅继位之初（223），年仅十七，无力驾驭朝局；因此由诸葛亮代为摄政。

其实以两汉三国时代而论，十七、八岁的青年完全可以亲政，孙策、孙权都是在这个年龄发迹的。不过考虑到“益州疲弊”的特殊环境，“虚君实相”的政治架构，对刘禅也有好处。

然而由于战乱频繁，诸葛亮始终未能归政。这就导致直至刘禅二十八岁，仍未能亲政。

彼时的朝中大权，尽归于丞相幕府。《出师表》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即在隐喻此事。

诸葛亮死后（234），相府长史蒋琬可以理所当然地出任大将军、益州牧，录尚书事，继承武侯的政治遗产，亦为明证。

诸葛亮卒，蒋琬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

事实上，诸葛亮在世时，对蜀汉朝政的干预可谓无孔不入。其心腹董允甚至连“皇帝纳妾”这种事情都要插手，导致刘禅“严惮之”。

从陈祗的相关记载中，可以看到刘禅“追怨董允日深”，但他“怨之”却不敢发作，其原因无外乎彼时的董允有诸葛亮撑腰。

当然，诸葛亮如此行事，全出于满腔忠心，绝无恶意。不过这也侧面造成君权不振。

魏延与杨仪争权，恰在诸葛亮新丧之时（234），彼时的刘禅其实仍处在“傀儡皇帝”的位置上，因此不得不反复权衡，使朝中的各方势力满意。

既然蒋琬、董允、费祎、杨仪、姜维等人都认为魏延该死，那无论魏延是不是该死，他都不得不死。

杨仪在前线杀了魏延父子，已是既成事实，那刘禅能做的便只有夷灭魏延三族，安抚众人情绪。

如果注意到魏延之死的具体细节，便可以发现，众将杀害魏延，其实根本没有经过刘禅的同意。

诸葛亮死后，魏延、杨仪相继给刘禅上疏，弹劾对方叛乱，“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刘禅虽然就此咨询了董允等人，但并未做出明确的处理意见。

杨仪等人发动火并时，并未提到皇帝的意见，而是以“诸葛公亡，身尚未寒”为由。可见讨伐魏延，根本没有得到刘禅的正式批准，否则杨仪、王平等人一定会搬出御旨，而不是以诸葛亮为辞。

诸葛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

更为离奇的是，前线内讧时，蒋琬这个留守成都的相府长史，居然能够“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还“行至数十里”。足见彼时的成都禁军完全归相府控制，刘禅所能做的，只有垂拱而已。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刘禅听闻魏延死讯之后，会做出“夷延三族”的决定。这实际是对群臣的安抚，也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可奈何。

魏延死后，杨仪“率诸军还成都”，蒋琬亦“旋军”。

当时成都城下，聚集着两支兵马。一支是杨仪率领的蜀汉野战军，另一支是蒋琬率领的蜀汉宿卫军，即京师禁军。

此时的局面，其实是群臣向刘禅逼宫，逼着刘禅承认魏延之死的既定事实，同时要求皇帝给此事定性。

刘禅不是傻瓜，当然清楚千钧系于一发，于是将魏延在成都的家属满门抄斩，算是给群臣一个交代。

实际上蜀汉的政治斗争强度，远低于曹魏与孙吴。“夷三族”这种处理手段，魏延是唯一一例。可见此事存在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群臣兵谏，逼皇帝表态。

该年（234）刘禅大赦天下，这显然不是针对诸葛亮之死，而是针对群臣逼宫。

此次政治风波过后，刘禅便派遣国舅吴壹都督汉中；同时明升暗降，夺了杨仪的权。这无疑是事后的补救措施。

由于刘禅的机智果决，潜在的动乱被平息消弭。当然，其代价就是魏延的全族性命。

刘禅虽然在情势所迫之下，杀了魏延全族，但通过《季汉辅臣赞》可以清楚看出，魏延并不被蜀汉官方视作纯粹的叛臣。

《辅臣赞》是蜀射声校尉杨戏所撰，对季汉群臣有褒贬赞语和事迹论述。魏延的赞语是“临难受命，镇保国境”，很明显是正面评价。

魏延之死，则被称之为“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其罪名仅仅是“言乱”而不是“谋反”。可见对魏延的实际过失，蜀汉官方是十分清楚的。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四大叛将，均被杨戏归入一卷，魏延却不在其中。其背后隐喻，显而易见。

糜芳、士仁，自绝于人，作笑二国

或有谣言，称魏延打算“北降曹魏”。这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陈寿与鱼豢对此均持反对意见，并加以辩驳。

陈寿认为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杨仪”，鱼豢亦认为魏延“本无此心”。

这种观点十分正确。因为魏延本就“冀时论以代诸葛亮”，他的真正目标，是进入下一届辅政班子。从魏延“矜高”的性格来看，他大概还打算做首辅大臣。

如果魏延北降曹魏，大概会得到一个秩阶极高的虚职，类比而言，应该相当于黄权、孙壹降魏，夏侯霸降蜀。

黄权、孙壹与夏侯霸，投降后都在敌国做到了车骑将军，待遇也算不错；但对魏延而言，车骑将军却根本不值一提。

因为魏延做前军师时，就敢痛骂车骑将军刘琰，还把对方骂到“失志慌惚”。可见车骑将军这类职务，对魏延根本没有吸引力。

何况彼时魏延全族都被质于成都，他更不可能头脑发热，北降曹魏。

讽刺的是，魏延虽然一心希望成为蜀汉的首辅大臣，最终却被满门抄斩，落得个南辕北辙的可悲下场。

魏延之死，可谓三国时代的巨案，魏、蜀对此均有详细记载。虽然各家对始末因由莫衷一是，但侧面反映出该事件的重要程度。

蒋琬、杨仪为代表的相府故吏，在该事件中居于主导地位；构陷并杀害魏延，完全是他们一手促成。

其中当然有魏延的性格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魏延的威望过高。

像魏延这种兼备“年资”和“实力”的政治强人，对蒋琬、费祎等人的威胁过大，因此不得不设计除之。群臣“疑延保仪”的政治态度，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傀儡皇帝刘禅，由于长期无法亲政，缺少实权，因此对杨仪等人的约束便十分有限。

前线的众将，在没有得到刘禅许可的情况下，便敢擅杀魏延，事后又率大军返回成都，形同兵谏。不仅杨仪如此，连留守成都的蒋琬也参与了此事。

形势所迫之下，刘禅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并诛杀魏延三族以安抚众将。从刘禅事后“大赦天下”的背景看，该事件的影响极端恶劣，无论《蜀书》怎样遮掩，都无法掩盖群臣逼宫的事实。

魏延死，杨仪还成都，是年刘禅大赦天下

从可见史料看，魏延从未萌生叛心——这倒并不是因为魏延有多么赤胆忠心，实在是因为他自视过高，一心打算继承武侯的地位与权势。换言之，魏延在诸葛亮死后遭到群臣围剿的下场，早已注定。

从《蜀书》的相关记载来看，参与此事的蒋琬、费祎、杨仪、姜维等人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在魏延死后，相互间不乏牴牾争斗；不过在对抗魏延的问题上，却心照不宣地走到一起，这显然是时势所迫。

从这个角度看，魏延、杨仪、蒋琬、刘禅等人，均秉承理性，各自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其中既有主动因素，也有被动因素。权力博弈之惊险，可谓事危累卵，发引千钧。

相较之下，后世小说家所谓的“脑后反骨”之言，倒显得落于俗套，颇为乏味了。

概而论之，对魏延之死的始末剖析，有助于丰满蜀汉君臣的形象，并理解特殊历史环境的政治态势。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Thanksfor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