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赵秋运发言：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提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目前，国民经济和产业循环不畅是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而畅通“国内大循环”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到底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很难在既往历史和既有研究中找到相关的论述，但是我们能够在国际产业转移规律中找到相关依据。18世纪60年代，以纺织业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着劳动力工资的上涨而逐步转移至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20世纪60年代，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至中国大陆。对于这一趋势，Akamatsu（1935）首次提出了“雁阵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含义是“大雁组成一个倒V字阵形往前飞”，也即一个经济体内部的产业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升级，大致经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顺次转变过程。

国民会议（国民会议运动）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这种最适宜的产业结构决定最适宜的宏观制度结构，宏观制度结构包括硬的基础设施（电力、通讯、道路和港口等）和软的制度环境（金融结构、劳动结构、法律制度和创新结构等）。对于一些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而言，要素禀赋结构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和资源较为丰裕，而资本相对较为缺乏，该类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同时其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也相对较为简单。相反地，处于另一端的发达经济体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其已经完成工业化，要素禀赋结构为资本丰裕而劳动稀缺，这就需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形成国际竞争力。就上述两类经济体而言，前者需要更多的发挥后来者优势进行模仿创新以追赶后者，而后者则需要进行自主创新方能进一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若将上述国际产业转移规律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则容易看出，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转移是以要素禀赋结构为第一推动力的，而对于体量较大的国家或地区而言，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就要求一定的政策来引导产业在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结构的地区之间进行转移，使得各地区产业能够按照各自比较优势分工合作，畅通国内大循环。

在措施层面，“国内大循环”建立的要点如下：一是内需尚要进一步扩大，二是内需需要加速循环。内需扩大是“国内大循环”的直接要求，通过创造足够的内需以补偿外需的下降，通过加速城镇化以刺激更多需求：一方面是在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切实减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也要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尽快补齐基建短板，并适时加速启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经济地区结构的升级过程，主要是指东、中、西部地区依照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比较优势选择相应的产业定位，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应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中部地区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地区在为“大循环”提供资源能源支柱产业的同时，需要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而东北地区应该依托原有的重化工业基础和大规模现代农业优势，最终形成“一个国家、四个产业模块”的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