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他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率领数千仁人志士奋起抗战，成为“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的指挥员，后来赴延安学习培训，奉中共中央社会部之命转入隐蔽战线继续战斗，在兰州、平津、东北、上海冒死潜伏，获取情报，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的名字叫做——李振远。

李振远

李振远，于1914年2月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李家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幼年时全家逃荒到辽宁丹东。他从小尚武，11岁时自己制作土枪打野兽。当时，日本的小孩经常欺负中国穷苦人家的小孩，甚至用气枪对着中国小孩当靶子打。李振远不甘示弱，就勇敢地用弹弓回击。升入中学后，受一位历史老师的启蒙，下定了抗日的决心。15岁那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和一位同学潜入火车站的货场，点燃了日本人的两节货车车厢，车厢里的日本军服全部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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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初的一天，正在安东东边林科高级中学上高二的李振远和好友胡京亮在路上发现一个日本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名女学生按倒在地上就要强奸。李振远与胡京亮扑上去就摁住了这个日本警察。这个日本警察万没有想到，小小的中国学生竟敢坏他的好事。于是，就把李振远掐住，胡京亮情急之下，顺手捡起一个酒瓶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咔嚓——”一声，瓶子被打成了两截。胡京亮没有住手，继续用锋利的碎瓶连连刺向日本警察。那位女生得救了，这个日本警察被李振远和胡京亮当街刺死。当时，大街上的人们吓得一哄而散，大喊着：“学生杀人啦！”现场陷入混乱。李振远则镇定地卸下了日本警察身上的手枪和子弹盒，然后把这具尸体一脚踢进了河里。李振远从此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支枪。

安东东边林科高级中学一角

“九一八”事变后，17岁的李振远立即和一些同学组织起“抗日学生队”，他担任副参谋长。后来，“抗日学生队”更名为“安东抗日义勇军“，并与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联合，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独立游击大队”，并由少帅张学良任命，李振远担任大队长。第2年，李振远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独立游击大队打了两个胜仗后，队伍壮大到2000多人，引起日本关东军的惊慌。后来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又没有后援和补给，队伍损失很大。1933年9月，李振远率领一部分战士在大阳沟一带被日军团团包围。在突围中，他带领的100多人被鬼子的骑兵部队追上。在残酷的战斗中，李振远和警卫员均负伤倒地。警卫员为了保护他，故意倒在他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日本鬼子的刺刀，壮烈牺牲。

李振远伤愈后，把部队化整为零。在满连捷、王济之等中共党员的影响下，他开始接触情报工作。后来，独立游击大队更名为“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随即抽调人员，发展地下人员，在各地建起地下情报网，多方收集日军情报。

1935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地下情报网遭受严重破坏。李振远得知后及时转移。日军在东北三省四下张贴布告，通缉包括李振远在内的周保中等所谓“东北十大匪首”，悬赏10万大洋捉拿李振远。1935年2月，李振远和战友栾文两个人历经波折，从沈阳辗转到北平寻找党组织。但因局势混乱，未能如愿。他们只好回到老家山东寿光，又拉起一支500人的抗日队伍，准备开赴东北作战。

当年5月，李振远终于同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上级决定派他和栾文一起赴天津开展地下工作，学习无线电报务与英语会话。后来因为欲接头人失联。李振远决定栾文留守，自己返回山东省寿光县另想办法。没有想到的是，走在路上的李振远突然被伪军抓了壮丁，后来他暗中买通了伙夫，在一次外运厨房垃圾时躲在泔水桶里逃出了兵营。

1936年6月，李振远再一次联系上了上级党组织，联系人马宝山带他和栾文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在张闻天的安排下，二人动身前往延安，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

洛浦（张闻天）

1937年12月，李振远在抗大第二期毕业后，因为学业优秀，政治成熟，组织能力强，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任军事教员和学校自卫军大队长。期间结识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周梅影。1938年8月到12月，李振远参加了中央社会部第二期训练班，接受了系统、专业的情报学习训练。当年11月，与周梅影结为夫妇。结婚那天，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人员在枣园为他们二人举办了婚礼。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亲自到场祝贺。二人婚后被调到中央社会部从事情报工作。

李振远与周梅影合影

中央社会部原是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是党中央最早成立的情报机构，也是毛主席、党中央高度重视的机构。凡是进入这个机构工作的人，需要具备的条件很苛刻。凡是进入这个机构的，都是党中央信得过的精英型人才。可是，李振远却闷闷不乐，天天找领导要求上前线打鬼子，为牺牲的抗联战友们报仇。后来，经过在西安从事秘密情报领导工作的罗青长等同志的说服，才逐渐转变了思想认识。

中央社会部旧址

周梅影是一位大家闺秀，沉稳、机敏，记忆力特好，很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潜质。两人婚后度过了一段繁忙而又幸福的时光。1939年9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1936年的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明确了在白区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斗争策略。此后，李振远便被中央社会部派往兰州的情报站担任站长，正式开始直属中央社会部领导的长期敌后潜伏工作。从此，他几乎没睡过一次安稳觉，但好在他有抗联战斗的丰富经验。1938年12月2日，李振远等3人搭乘林彪与妻子张梅前往苏联治病的车队前往兰州。

林彪与第二任妻子张梅

林彪的车队共计有3辆汽车：林彪夫妇乘坐第1辆车，警卫人员乘坐第2辆汽车，李振远一行3人则乘坐在第3辆汽车。在第3辆汽车里还有驾驶员和他的一个助手。

第2天傍晚，车队赶到陕西耀县的一家客店里住了下来。一行人吃过晚饭后，除了哨兵以外，都早早休息了，可李振远依旧保持在东北抗联时宿营的习惯，到了陌生的地方总要到四处查看一圈。他踱步走到客店东墙边时，隐约听到墙外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说:“汽车准备明儿早7点开车，头一辆车上坐的就是林彪。”李振远机警地借着月光从砖缝中观察，发现说话的这个人就是与自己同车的驾驶员的助手。发现这个家伙正在与一个特务悄声地交代一些情况，从内容上，让李振远大吃一惊。原来，他们正在策划一场针对林彪的暗杀行动，准备用军用卡车把林彪乘坐的汽车撞下山崖。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

李振远悄声返回客房，紧急唤醒林彪和警卫人员。林彪得知这个暗杀计划后，果断决定车队提前出发，并让李振远设法把那个奸细拖在身边，不给他外出通知敌人的时间。林彪车队突然提前出发，这个奸细顿时慌了手脚。但李振远始终在他的身边转悠，无奈之下，只好悻悻地跟着上车了，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当然，这个奸细在李振远的裹挟之下，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被林彪的警卫人员抓捕归案。

兰州老照片

几天后，李振远一行3人到达兰州，在中共地下党员丁丹的引荐下，经我地下工作者、民众通讯社社长丛德滋介绍，李振远到战地文化服务处谋到了干事的差事，周梅影到兰州妇女补习学校担任了教员。有了工作掩护后，李振远和周梅影夫妇在兰州城小东门外陆家大院里租了两间房。二人利用战地文化服务处这块阵地，出版油印版刊物《抗战三日刊》；以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名义在甘肃省立图书馆租借两间房屋，设立民众阅览室，提供进步书报杂志，借机与各界人士广泛交往，收集相关情报，并且源源不断地传往延安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邀请有名望的主张抗战的学者、教育家举办演讲会，效果非常好。

兰州城鸟瞰

周梅影在妇女补习学校教书期间交往了不少妇女界的朋友，并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夫人结识，甚至与很多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交谈中，遇到有价值的情报，周梅影就默默记在心里，直至摸清了第八战区团以上军官名册和驻防地点。

李振远在战地文化服务处通过俄文翻译赵德台认识了兰州警察局督察长张连芳。张连芳是军统局长戴笠的红人，他对李振远等人早有怀疑。李振远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提高了警惕。但为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他还是设法同张连芳进行周旋。张连芳爱喝酒，经常到赵德台家吃住。李振远与张连芳渐渐也混熟了。张连芳一喝醉便口无遮拦，李振远从中套取到许多重要情报。

兰州老照片

有一次，张连芳酒后把他从军统派往延安的特务那里得知的李振远3个人的身份说了出来。李振远马上就意识到，他们在兰州的活动已经暴露。回到家中后，李振远和周梅影研究决定，通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向延安方面请示撤退；在等待延安指示期间，继续和敌人周旋。同时，李振远通知丁丹、丛德滋准备撤退。

为了执行潜伏纪律，李振远离开了战地文化服务处，在兰州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工厂当上了振华肥皂合作社的经理。为躲过张连芳的纠缠，掌握国民党军队在即将到来的反共高潮里的调动情况，李振远把肥皂厂建在飞机场附近，投产后销路很好，英国老板很高兴，又请李振远担任西北联社经理。李振远借此机会筹措了足够的潜伏活动经费，社会关系进一步扩大。在与国民党军官交往中得到“新疆王”盛世才将要投靠蒋介石的信息后，在第一时间里就把情报传送到延安。

抗战时期的延安

李振远和周梅影在兰州共计潜伏8个月的时间，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都引起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7月下旬，李振远接到延安的命令，告知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命他们迅速撤离兰州。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力协助下，李振远等3人历经10天时间，平安回到了阔别8个月的延安。遗憾的是，丛德滋同志由于没能及时撤离，半年后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壮烈牺牲。

李振远夫妇回到延安不久，1940年，中央社会部派李振远夫妇到平津情报站工作，李振远担任副站长。时任站长是陈叔亮。当时，陈叔亮重点在北京上层人士中开展情报收集工作。情报站加上外围情报组织，情报人员多达上百人。后来，陈叔亮在延安认识的一个人被捕叛变，因此被捕。当时，营救陈叔亮成为当务之急。

北平的汉奸队伍

陈叔亮被捕后，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但陈叔亮还是咬紧牙关扛住了敌人的酷刑，并最终因为有在日本东京大学高材生的教育背景，被保释回家。可敌人对他的监控并没有放松。周梅影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前往陈家接头，把李振远制定的营救计划告诉陈叔亮。后来，经多方努力，情报站的人员装扮成卖柴禾的山民，把陈叔亮隐藏在拉柴禾的板车中，然后绕道穿行敌人管理比较松散的胡同口，成功地把陈叔亮营救到北京城外。

日本关东军

1940年10月，中央社会部决定选派李振远和周梅影夫妇去东北建立情报站。此时，孩子才1岁多。两人二话不说，把孩子托付给他人抚养，忍痛辞别幼女再闯关东。当时，日本法西斯对东北的统治极其严酷，即使是华北日占区伪职人员出入东北也必须办理所谓的“出国证”，老百姓称山海关为“鬼门关”。好不容易到了东北后，还要到伪警察所登记户口，找人担保，办理临时证件。一旦被发现收留没有户口的人员，周围10户人家都要受到株连。因此，我党在东北开展地下斗争相当困难。

李振远夫妇赴东北潜伏之前，苏军在张家口用飞机空投的几批去东北的抗联侦察员都牺牲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平西联络站站长钟子云派往东北的几批情报员也先后殉国。此次中央社会部决定，派李振远这个富有潜伏经验又是抗联出身的情报员出山，赴东北建立情报站并担任站长。同时，还告知，由于进出东北相当困难，不方便传送，加上根据地经济拮据，一切活动经费需要自筹。

天津老照片

李振远夫妇在赴东北之前，首先到达天津与唯一的联络人——中共地下党员何松亭的爱人佟叔贤接上头。在佟叔贤的帮助下，李振远联系上了中共东北局社会部情报组成员陈卓毅。陈卓毅于有赴日本留学的背景，曾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40号特工。陈卓毅见到了李振远很高兴，他给了李振远200元作为到东北的安家费。

为了便于掩护，周梅影把仅仅两岁半的女儿小琳从老乡家接到天津。此时的小琳离开妈妈才半年多，却已骨瘦如柴，还染上了大肚子病。周梅影心如刀绞，姐姐劝她把孩子送到上海治病。可是，为了能够顺利进入东北，周梅影忍痛回绝了。

1943年2月的一天，他们一行人出发了。李振远夫妇一个是山东人，一个是上海人，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上火车前，年长的陈卓毅扮作周梅影的大伯，与周梅影和孩子坐在一起；李振远考虑到自己是鬼子通缉悬赏的要犯，怕自己万一暴露连累到他人，就一个人坐在车厢的另一头。并事先叮嘱陈卓毅和周梅影：一旦我被敌人认出来，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们都要装作不认识我，继续完成任务。

日本宪兵

一路上，李振远不时用日语与周围的日本人寒暄，几次日军宪兵检查都蒙混过去。快到沈阳时，又有一批日本宪兵来检查，细心的周梅影发现，日本宪兵带着通缉要犯照片的小册子，边查边比对人的相貌。怎么办呢？眼见日本宪兵距离李振远越来越近，周梅影心急如焚。这时候，奇迹出现了。聪明的小琳突然向李振远走去，机敏的李振远看到周梅影焦急的眼神，当即就明白了。他立即上前用右手抱起孩子挡住自己的脸庞。左手掏出证件应付检查。日本宪兵看到是个带孩子的男人，也没加思索就放行了。李振远后来常说，是两岁半的女儿救了我。

李振远和周梅影藏身在地下党员丁宜同志联系的银行宿舍里。这里没有遭到敌人天天的搜查。但是，东北地区天寒地冻，气候寒冷。李振远一家初入东北的生活十分艰难。女儿小琳得了百日咳，没有钱治疗，小琳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被丁宜等同志发现后，大家凑钱把孩子送到医院，医生也无力回天了。最后，夫妇二人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可爱可怜的女儿离开了人世。

晚年的李振远在曾经与情报员接头的地点留念。

痛失女儿后，李振远和周梅影二人把泪水流到肚子里，依然刚强地投身情报工作。1943年2月24日，东北情报站成立。李振远首先解决的是组织领导和组织建设问题，把分散的力量集中组织起来统一领导，以对付日伪情报组织蜘蛛网似的包围。经过组织批准，李振远和周梅影先后发展张为先、丁宜、燕又新、陈卓毅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支部。到1944年1月，情报站已经发展到20名党员，还组建了情报站外围组织——“晋察冀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总会共有75名会员。会员都是东北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掩护条件比较好，有的甚至潜伏进敌伪内部。

李振远反思过去在东北抗联开展游击战争时出现大量叛徒的教训，注重在敌人的高压统治下开展政治思想和业务培训。李振远鉴于自己是日寇通缉的要犯，不便与更多会员接触，他便单独给丁宜上课，李振远背诵给丁宜，丁宜也背诵下来，再由他分头给会员上课。

组织有了凝聚力，地下情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情报站在伪军事部门、伪航空兵部队、伪满军校、伪满协和会、伪满中央银行等重要部门都安插了情报员，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掌握了日本关东军对苏、对美、对华战略部署和战略思想，伪满以及关东军海、陆、空编制兵员、武器装备、作战能力、军事部署情况等，还获得了伪满大城市、要塞、港口设施、机场基地详细地图……这些情报给我党掌握伪满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积累了全面的资料，为我军和苏军收复东北打下了基础。1944年冬，东北情报站还搞到两部电台，假借银行业务联系，建立了东北与北京的长期电台联络，情报的传递又快又及时。

日军在沈阳街头随意搜查过往行人。

1945年4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李振远在沈阳街头迎面遇见了一个帮助日本特高课特务寻找他的远亲，他还从内线掌握了日本宪兵制定抓捕他的计划。第2天，李振远施展化妆术，扮成一位老人，乘火车告别了东北。

资料显示，在1941年12月30日至1945年8月期间，日本法西斯在东北共逮捕地下情报人员500多名，其中国民党军统所属的地下组织被破坏殆尽；东北自发的抗日组织情报网也全部遭到破坏。而李振远领导的中共情报组织的75名同志却全部保存下来，无一人被捕，堪称抗战史上情报工作的奇迹。

李振远创建和领导的东北情报站，工作卓有成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看到东北情报站的情报汇总材料后，亲自批示：“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国界）是可获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1945年4月，李振远夫妇按照中央社会部的指派，到上海情报站工作，这也是李振远夫妇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战绩最为辉煌的时段。限于篇幅，仅向朋友们分享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李振远夫妇为了党中央守护金条。上海情报站为中央筹集了一批金条作为储备金，李振远夫妇承担了秘密转移和保护这批金条的任务。在当时隐蔽斗争的环境下，这可是纯良心活儿，稍有一点儿私心，藏匿几根金条根本就不会被察觉。就在这个时候，周梅影的母亲患了肺结核病，因为没有钱打针被法国医生从医院赶了出来，李振远和周梅影心急如焚。他们俩知道，老人的肺结核病完全可以治疗，只要从保存的那些金条中抠一小块下来，就可以挽救老人家的性命。但他们俩更知道，这是党中央的金条，是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金条，神圣不可侵犯。最后，夫妇二人只能泪眼婆娑地看着老人家告别了人世。

梅园新村30号

第二个故事，粉碎军统特务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表团于1946年5月3日迁往南京，继续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代表团住在梅园新村17号和30号两处房子。其中，梅园新村30号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也称周公馆。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暗中指使军统特务多次对中共代表团进行捣乱活动。

身在上海的李振远，以商人的身份结交了一位来自东北的国民党军少将。在酒桌上，李振远得知蒋介石很快就要掀起反共高潮，并且军统准备暗杀周恩来。这位少将还说：“咱有一位东北老乡在军统里是个副站长。他说要用车祸暗害周恩来。你想啊，‘共匪’大头目被杀，他们能咽下这口气吗？能不打大仗吗？”

李振远为了了解敌人暗杀行动的时间、地点，他说：“我联系了一大批棉花和布料，要打大仗的话，肯定急需布匹，如果能买到北方的布，起码1：10的利。”接着又说：“这年头儿搞点货不易，我只能不见兔子不撒鹰，你可否帮我引见一下那位副站长朋友？”

过了一天，少将老乡真就把这位军统副站长请出来了。席间，李振远用做生意发大财做诱饵，套出军统副站长的一段话：“从今天起，第3天就会有消息，到时候你们看报纸就行了。”李振远又拱了一把火儿说：“你们军统有时也失手，我的货一旦发出，就收不回来了，怎么办？”“这次很有把握，我们是在他们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上进行，不会失手。”副站长信誓旦旦地说。

3天！李振远冒了一身冷汗。他由此断定，这个军统副站长所说的3天，并”在他们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上进行“，显然就是针对周恩来副主席的暗杀行动。回到住处后，他派周梅影紧急向站长报告。周梅影从站长那里带来的消息是：经过其他情报渠道核实，李振远提供的情报确有其事；情报站已经紧急电告中央，务请上级做好应变准备；同时指示李振远要不惜一切代价，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中央首长的安全。

有了领导明确的指示，李振远化装成商人，战友郑凯扮作小跟班，两个人抱定必死之心，星夜启程，立即从上海赶赴南京梅园新村30号的周公馆。两人下车后，连夜赶到“周公馆”。躲在不远的暗处，他们从天不亮一直观察到天大亮，只见“周公馆”门口修鞋点、小摊床、对面房屋里都布满了贼眉鼠眼的特务。第3天早晨8点许，特务们依然按部就班地监视着周公馆。突然不知从哪来了一辆黄包车，车上坐着一个大个子。拉车的走到周公馆门口时，突然向周公馆大门飞跑，随即按下了门铃。扮作修鞋匠的特务想赶过来阻拦时，大门开了，黄包车迅速进了院子。车上的人低声说：“快关门！”大门一关，就把赶过来的特务挡在了门外。

解放战争期间的周恩来

周公馆的八路军警卫战士把拉车的和坐车的两个人带到周恩来副主席面前。“是你！你怎么来了？”周恩来副主席见到李振远吃了一惊。李振远简单地汇报情况后，周副主席果断地说：“赶快到董老（董必武）的办公室换衣服，我这里不安全，特务们能从对面的楼上看见。”在后院，李振远对周副主席讲解了事先选好的撤离路线和撤退办法：“我们两个把后门的特务引开后，你们再从后门出去，穿过一条街道，街道对面有一辆黑色轿车在那里等着，车窗半开，有白色布帘挡着。司机是我们的人，他送你们到会场。”

周副主席说：“我同意，这个方法可行。同时，为了迷惑敌人，我的轿车还要按时出车。”周副主席握着李振远和郑凯的手深情地说：“珍重！”

李振远和郑凯两个人从周公馆后门走出去了，盯梢的特务赶紧跟了上去。没有想到，这几个特务把目标给跟丢了。这时，又有几个人从周公馆后门走了出来，急匆匆向着一条街道走去。快10点钟时，周公馆大门打开，一辆黑色轿车开了出来，在一个十字路口处，一辆大卡车凶狠地横冲过来，重重地撞上了它……

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

那天，国民党方面预定10点钟召开记者招待会，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必然要参加。记者招待会准时召开了，国民党主持人说：“中共破坏合作，所以遗憾地告诉大家，中共代表没敢来参加会议。”他的话音未落，会场后面突然传来声音：“我们来了！”这时，各位媒体记者看到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走上前来，场上顿时响起了掌声。周恩来稳健地来到台上，向中外记者披露了国民党蓄意破坏国共合作的种种罪行。

蒋介石

事后，蒋介石闻听此事，气急败坏地训斥刚刚接替戴笠的军统局局长郑庭炳：“你们军统是怎么搞的，不是说重创了他的车，为什么又会出现在会场上，难道他是神仙吗？娘希屁！一群饭桶！”

晚年的李振远

尾声：李振远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优秀基层领导者和组织者。从1949年9月起，他先后在中央情报部、军委情报部、军委联络部任处长；1955年任云南省委调查部部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委候补委员；1958年5月任河北省委调查部第一副部长；1962年任中央调查部局长。“文革”期间，担任中央调查部留守组组长、“五·七”干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979年后，任中央调查部局长，部务会会议成员(副部级)。1982年12月光荣离休。因患肺癌，2000年2月24日在北京不幸去世，享年86岁。2016年6月，李振远的爱妻和亲密战友周梅影去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