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

井上靖（井上靖敦煌）

魏源和郑观应，是清代“洋务运动”的先驱。而且，除了武备之外，他们还注意到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的改革问题。清代知识分子想从外人的陵夷中救中国，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就此展开了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这个“师夷之长技”的口号，就是魏源在他的名著《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想认识近代的中国，不能不认识魏源。

但是沉睡中的老大帝国，魏源一个人唤不醒，接了下一棒的是郑观应，他的《盛世危言》打动了光绪皇帝及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盛世”是托词，“危言”才是当头棒喝。

魏源，字默深，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县。七岁开始读书，刻苦学习，常到深夜。九岁应童子试，1810年中秀才。1822年中举人，开始了从政之路。

在为官的过程中，他目睹清王朝的腐败，内心十分愤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让他感到国家已到危亡的关头。次年入两江总督府衙，直接参与抗英战争。但是在看到清政府贪污无能，乃辞官归田。一八四四年，魏源再次参加会试，中进士，又一次进入仕途，希望为挽救国家命运尽一点力。

起伏的官场生涯，让他对中国的国情忧心忡忡。他开始研究西方列强的情势，根据林则徐所写的《四洲志》，再加上历代以来流传下来的史书文献以及当时西方的地图数据，编写成一部囊括世界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法律、宗教等内容的《海国图志》，这是魏源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这个观点，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主要理论，影响深远。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论点突破了中国历代以来传统陈旧的思想，打破了“祖宗制度不可变”的封建理论，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这个向西方学习的看法，被后来的洋务派所吸收和借鉴，最终形成了“洋务思想”。魏源的主张，开始时在中国并未受到重视，1851年《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却对日本的现代化发生重大影响，书中的海防建言被纳为日本对外国策的参考。现代日本作家井上靖曾说，幕府末期日本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

在魏源提出的洋务运动理论中，主张中国应该扶持建造工业基础，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同时应该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要将西方的枪炮船舰技能借鉴过来，成为自己的东西，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十几年以后的洋务运动，魏源的主张逐步显现。1865年到1890年，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先后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湖北枪炮房、山东机械局、福州船政局等二十一个军火制造局，还聘请西方人士作为设计师，制造各类枪炮。不仅如此，他们还购买了大量的外国舰船，组建了庞大的清朝海军。在经济方面，魏源倡导发展近代的民用工业，建议将机器引入军需用品和民用品中。洋务派还办了航运、煤炭、纺织、电讯等四十家近代企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李鸿章

魏源的理念与洋务运动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性，就是仅仅只看到中国物质面不如西方列强，并没有看到中国落后的本质是政治。向西方学习只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正因为这种局限性，洋务运动最终未能成功。不过，魏源与洋务运动承上启下的关系，使得中国开始向近代化迈进。他仍然得到历史上公正的评价。

从政治上来说，魏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人物之一，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指点了中国之后进行的洋务运动。他是中国近代化改革过程中的先行者。他主张引技术、强国防、促发展，努力让中国不受外族欺凌。从思想文化上来说，魏源对于中国近代化理论的奠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编写的《海国图志》，成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思想指南。他提出睁眼看世界，促进了中国开始真正意义上地融入世界。在学习问题上，他以为应该“经世致用”，以此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主张。

魏源不仅看到“船坚炮利”，他还注意到经济层面。他主张保护税源。他认为赋税是国家强大的资本，而税源又是税赋的根本。他反对苛捐杂税，认为重税侵犯了纳税人的权益，打压了纳税人纳税的积极性，破坏了国家运转赖以生存的财政基础。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以为要扶持工商业的发展，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税源。这个观点的提出，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魏源这个思想，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是十分先进的。总的来说，魏源开启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向近代化转变的重要标志。

已故学者唐德刚回忆，他曾翻译过《海国图志》，当时他看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不知系出何典？他拿去问胡适。胡适说是《易林》，结果仍找不着。此文可见于韩愈《琴操十首·越裳操》，越裳是古南海国名，白话文意思是“有谁会任自己的门庭荒芜，而去治理田园呢？只有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外国才会臣服。”在魏源之后，郑观应登上历史舞台。秦始皇三征岭南后，澳门归秦朝版图。从明朝中叶的1557年租给葡萄牙王国，但明仍设官府管理。一八八七年葡国与清廷签《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为期四十年。期满后，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999年始回归中国。

郑观应的研究者杜恩义指出：澳门是近代西方思想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是中国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澳门在地缘环境上具有开放、融汇的特点，同时在人文氛围上是多元的、进取的，也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新旧思想的碰撞地。澳门独特的自然、人文、经济、政治等区位条件，孕育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和具有近代意识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即是其中的代表。

郑观应（1842─1922），号陶斋，别名杞忧生。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七八岁时随家庭迁往澳门，从此在澳门接受教育，十七岁参加香山县秀才考试落榜，遂遵父命离开澳门，前往上海经商。从学徒、杂工开始，经过不懈努力，三十岁左右即已成为富商。在上海的二十年时间内，郑观应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等任买办，还自己经营贸易，投资航运、矿务、机械等实业，成为一位资本家。郑观应的成就及其经验被洋务派所赏识，1880年后，经李鸿章委任，曾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

在上海期间，二十岁出头的郑观应即开始关注时务、政务，并着手搜集材料，撰写一些政论性论文。1872年《申报》创刊后，郑观应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早向报刊投稿的作者之一。1873年，郑观应将此前写的文章编辑成册，命名为《救时揭要》，这是他第一本著作。郑观应关注澳门贩卖劳工、匪患、鸦片、赌博、娼妓、洋人分治等政治、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以引起朝野的关注，反映了郑观应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改良主义的思想。1880年，郑观应又将其写的三十六篇文章编辑成册，定名《易言》，用笔名“杞忧生”出版发行，内容涉及商业、教育、法治、政治等各方面。

后来，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波及上海，郑观应遭受挫折。1883年底，上海的七十八家钱庄倒闭了六十八家，正在筹建过程中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亦受影响，股票大幅下跌，郑观应受到波及，不仅使其损失重大，还严重影响了他在上海商界的声誉。1885年五月下旬，郑观应以养病为由返回澳门，居住在自宅“郑家大屋”。此后的六年时间内，深居简出，潜心钻研，反省自己多年来对国家、民族及世界的看法，坐下来写书，完成了《盛世危言》这本大著作。

《盛世危言》是什么书，又说了哪些“危言”耸听的话，打动了皇帝？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举国上下无不沮丧、迷茫，国家到底该何去何从？就在光绪为维新变法热血沸腾而又无所适从的时候，他读到了郑观应的这本《盛世危言》。此前，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浩浩荡荡，只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厂矿、电话、电报、轮船等等，这些买来的技术层面的东西有没有用，甲午战败就是证明。

所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对这一思想进行批判。他指出，要引进中国的，不是飞机大炮轮船等设备和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分权制衡的议会民主制度。使国民分担国家的责任，他们自然就会为建设国家、救国家而尽力。其次，《盛世危言》还主张开放舆论监督，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也成为百姓的喉舌。

概括地说，第一次有《盛世危言》这样的书从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这些层面，来思考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这是革命性的认识转变。《盛世危言》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盛世危言》犹如一枚威力强大的炸弹，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爆炸。“盛世”只是托词，“危言”才是郑观应真正的目的。《盛世危言》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以后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有重要的影响。

郑观应非常重视教育，在这方面留下不少名言佳句：国之盛衰系乎人，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学不可。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国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这话，放诸四海而皆准。

郑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