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2月，崖山。波海涛涛，战鼓雷天。南宋与元军在新会崖门海域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海战。

崖山之后（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满清之后无汉族）

彼时的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都达到发展巅峰，成就甚至超过隋唐和明清。

但宋朝重文抑武，军事力量颇为薄弱。而元军虽经济文化方面发展落后，但军事体系强大，作战指数五颗星。

战争的最后结果是元军以少胜多，宋军全军覆灭。最终，十万宋军纵身跳入海水，以身殉国。崖山海域，浮尸数十万。

此后，宋朝退出历史舞台，蒙古元军统一中国。后人评价这场战役，认为其使得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断层，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如今，类似的事件也在中国房地产的发展舞台上演。

2019年7月11日，绿城中国创始人宋卫平现身杭州玫瑰园酒店，宣布辞去董事会主席和执行董事之职。

上次公开露面，宋卫平依然是主人翁的身份，将张亚东引到台前，而这一次，宋卫平彻底抹去了这一身份，正式与绿城告别。伴随着一系列人事变更，新老交替下，留给张亚东的舞台很大，但挑战也与日俱增。

作为中交系力推人选，张亚东的上任，被外界认为是中交强势入局的关键一步。外界评判他的标准除了能否尽公司管理之责外，也多了一层审视绿城未来走向的命运感。

中交入主已五年，但人们言谈绿城，依然念念不忘宋卫平。

宋卫平之于绿城，已成为一个鲜明的地产符号，它的背后承载着一个快意恩仇的地产情怀史。即便宋卫平式执拗，让绿城的破产传闻比国内任何一个开发商都多，但它着实拥护了一批愿意为之站台的绿城“铁粉儿”。

主张快周转，寻求规模增长的中交，与绿城的发展基因天然相悖。作为中交系人选，张亚东面对的是，如何在“宋卫平”的强IP下开辟出一条新绿城之路。

张亚东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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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城的辉煌时期是“匠人”宋卫平烙下的。与同等级企业家相比，他个性率直，有着浓厚的文人气息和匠人情怀。

正因此，老宋一人缔造了绿城的气质，也收获了一批忠诚的门徒。孙宏斌尊称他为大哥，称：

“如果绿城不是宋卫平的，它就不值这么多钱”。

但宋卫平的偏执也让绿城的命运跌宕起伏。

2009年，绿城以销售额510亿元跃居全国第二，排名仅次万科，老宋甚至放言：

“未来将是绿城的天下，3-5年内销售额要突破千亿，并超越万科成为行业霸主。”

这是绿城的高光时刻。但自此之后，绿城中国的发展态势一泻千里。

2014年，宋卫平开始筹划为绿城挑选新的掌门人，在与融创孙宏斌的百日联姻失败后，绿城最终落入中交之手，而那个“心中自有一片天地”的老宋也收获了他的自由，在蓝城小镇里默默圆自己的梦。

中交的加盟，让绿城的财务“起死回生”。

绿城中国2018年的净负债率为55.3%、资产负债率为78.5%，财务危机得以化解。伴随而来的是，中交集团成为绿城中国第一大股东，一系列人事变动随之频繁出现。

2019年1月份，在张亚东的主导下，绿城的架构由“11+5”变为“8+3”，设立6个区域公司，外加亚运村项目公司，同时成立小镇、金融、特色房地产和商管四个事业部。

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绿城中国的人事架构也相应调整，除宋卫平外，一同离开的还有来自中交系背景的刘文生，同时还将涉及到代建业务和投资开发团队人员。

绿城正在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人事变革。对于张亚东来说，如何在人事频繁震荡的同时，进行人员配置的调整，也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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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错综复杂的局势，自张亚东上任以来，规模先行？还是品质先行？曾被外界拷问过无数次。

宋卫平托付的中交，恰恰是对高周转需求极强的企业。而绿城的基因是，高品质，慢周转。出身中交系的张亚东走上台前，需要有所权衡。

今年年初，张亚东曾在媒体会中再次强调了绿城的三年战略规划。他强调，在品质和规模、利润发生冲突时，首先坚持品质的战略指导思想，并保持客户满意度第一位。

不过，面对规模排位的接连下滑，张亚东的压力并不小。

根据绿城公告，2019年前6月，绿城集团累计取得总合同销售金额约人民币743亿元，同比减少1.5%。而克而瑞数据显示，其全口径销售额仅为495.5亿，销售排名从17名跌至29名，比同为浙系房企的中梁、滨江、祥生排位更低。

这并不是绿城第一次业绩出现疲态。

2018年，绿城中国累计取得总合同销售额约1564亿元，同比增长6.9%。虽然业绩稳步增长，但其并未完成制定的1600亿销售目标，6.9%的业绩增速也创下近三年最低纪录，这直接导致绿城中国2018年的业绩排名从11名跌至17名。

绿城业绩受何拖累？这一答案从绿城年报中可见端倪。

2017年，绿城杭州区域以105亿元位居销售收入榜首，占总销售收入的27.7%，但在2018年年报中，杭州区域的销售数据却跌出榜单之外。

杭州一直是绿城的重仓之地。

2016年，绿城1139亿的销售额之中，杭州地区贡献了约313亿，占据区域销售第一的位置。

2017年，绿城中国又不惜以119亿重金，在杭州市场拿下6宗地，但进入2018年之后，杭州市场由热转冷，严厉的限价政策面前，以高端项目扬名的绿城被泼了一盆冷水。

从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的拿地情况来看，绿城正在着力改变“过于依赖杭州”的布局。

2018年，绿城开始积极走出浙江本土，将项目拓展至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合肥等一二线城市，同时在部分三四线城市适当补仓。

2019年上半年，绿城中国拿地金额214亿，其中，196亿均买进长三角区域，大力优化土储结构，以改善不佳的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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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增速乏力的同时，绿城的净利润水平也显露出下滑迹象。2018年报显示，绿城中国归母净利润10.03亿元，同比下降54.2%。

事实上，自2014年中交入主后，绿城的财务危机虽然得以化解，但由于前期拿了大量的高价地，仍有大量债务需要处理。

2015年-2017年，以曹舟南为主的管理层选择将其债务进行分批处理，平均以每年10-30亿进行拨备减值。

其间，绿城的净利润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但依旧保持一定增长。而自张亚东接管之后，绿城对其资产进行大量的拨备减值，其减值幅度明显低于前两年。

绿城2018年的净利润为何突遭腰斩？这其实是绿城新任管理层的一次财务调整。

在资本市场中，新任管理层对其财务进行问题出清，进行存货减值、计提等处理，是一种普遍现象。

张亚东上任后，选择将家底进行一次性处理。

从绿城的财报上来看，绿城的利润下滑主要来自于三方面：

在处理了历史遗留问题后，绿城的新任管理者得以轻装上阵。不过，2019年绿城的净利润能否得以释放，对于张亚东而言，也将是一次考验。

崖山一役，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如同衰落的大宋王朝，“灵魂人物”宋卫平的退场，也让绿城失去了原有的光环。

等待绿城新任管理层的，将是一个全新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