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盛世修史，明时修志”。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比较注重文化的传承，对历史的编篡也都非常重视。《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了不起的著作，写尽天下事的“二十四史”更是煌煌巨著，映照了我们华夏的五千年历史⋯⋯但是在此爆炸君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如果我们看到的史书是被人篡的怎么办？

篡改历史？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说实话在中国古代还真有那么大胆的，顶着后世的骂名也要修改对自己不利的“实录”，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号称一代圣君的唐太宗李世民。

说起李世民，他在历史长河中可是一位熠熠生辉的君主，不过大家都知道李世民的皇位“来路不正”。何止不正，简直可以用血腥、残忍来形容。所以李世民登上皇位后，自然比较担心史官会如何记载他一手策划的“玄武门之变”（当然了，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不管李世民本人还是他手下的大臣以及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官，都将那天发生的事称为“六月四日事”）。

坦白讲，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玄武门之变”其实都是从史书上延伸出来的，这里的史书主要指三本——《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旧唐书》乃是五代后晋所修，《新唐书》为北宋欧阳修所修，《资治通鉴》是司马光所编篡。那么问题来了，修这些史书的人都离当年发生血案的“六月四日”那么远，他们是如何知道那天发生的事情呢？

文章的开头也说了，中国人自古就比较重视文化的传承。从很早的时候就设立了专门记录史料的史官，分别为左史和右史。皇帝的举止行为，包括平时做了哪些事都由左史记录，皇帝讲过的话以及和上朝、下朝期间与大臣的对话都由右史来记录。隋朝建立后，又专门设立了起舍郎和起居舍人等职，对皇帝在宫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记录，成书的也叫《起居注》或《某某实录》。后世的史学家编篡每一朝每一代的史书时，其《起居注》和《实录》则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依据。

本来史官记录皇帝的言谈举止是为了让皇帝自我约束，以便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按照惯例。皇帝本人是不能阅览这些《起居注》和《实录》的。上文也说了，李世民登基后很担心史官会如何记载他的“六月四日事”，于是几次三番地向国史馆的官员提出要查看，但都被当时的史官朱子奢、褚遂良等人拒绝。

朱子奢为此还专门给李世民上书说道：“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给朱子奢竖起大拇指，如果皇帝查看当朝国史必定会删减于己不利的史料，那么“悠悠千载，何所信乎！”但是李世民作为一个非常能“从谏如流”的君主，却没有听从朱子奢的谏言。后来他又让自己的头号心腹房玄龄来专门监修国史(为体现对修史工作的重视，往往都是由当朝宰相负责监督）。房玄龄顶不住李世民的压力，所以就将《实录》拿给李世民看了。

关于这种行为，负责记录皇帝与大臣对话的起居舍人也一五一十地写下了。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不得不说记录皇帝起居实录是个技术活。从上文中我们知道，李世民违反惯例亲自查看了自己的《实录》，而且不仅查看了，还让史官必须再修改，用他的话就是“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当然了这里说的比较隐晦，但所谓的“浮词”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李世民在这里给出了非常强烈的暗示——“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

一句“史官何讳焉”恰恰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后世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就明确地指出《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关于玄武门之变（六月四日事）的部分不可轻信。

坦白讲，对于后世来说李世民耿耿于怀的“六月四日”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李世民开了一个“篡改史书”的坏头。在此之前司马迁是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晔稍逊也是直道而为，陈寿虽有私于魏也还未曾昧心删改。自唐太宗开始，史家之风开始败坏（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再未有散发生命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