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第二届晋城铁文化发展论坛在青莲寺古建艺术博物馆举行。

这场事先并不为外界所知的论坛，却透露出一条与晋城有关的爆炸性新闻：今年5月份，在高平市神农镇李家庄村发现一处古代大型冶铁遗址。

这处大型冶铁遗址是晋城市长平之战研究会会长李俊杰等人最早发现的（5月12日本报以《高平发现战国西汉时期冶铁遗址》予以报道）。消息传出后，引起山西省、晋城市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同时在晋城当地引起社会文化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长平之战遗址尸骨坑（长平之战遗址灵异事件）

6月底至7月初，经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考证，这处面积23万平方米的遗址为东周两汉时期冶铁遗址，填补了晋东南地区冶金历史考古的空白。近日，山西晚报记者对这处古代大型冶铁遗址的前世今生进行了探访。

耀眼辉煌的冶炼史

提起“煤铁之乡”，外界自然想到煤铁资源丰富的山西，而其中晋城冶炼历史的地位举足轻重、首屈一指。

根据史料记载，晋城的冶炼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两汉、三国及两晋时期，晋城的冶铁业已在全国占据较高地位。北齐时期曾设七个官冶铁，晋城占有武安（今沁水)、白涧（今阳城）两局。北宋时期设“大广铁冶”，为全国著名冶铁区之一。元至大元年（1308年），在全国设立八大铁冶中，即有泽州益国铁冶。

生铁冶炼技术的产生，由此派生出铁范铸造技术，是我国古代的重大技术创造，早于欧洲近2000年。如今，阳城犁镜仍然采用此工艺生产。

令人瞠目的是，阳城犁镜是采用世界上都极为罕见的工艺——原铁水直接浇注，工匠师傅利用看火色、辨铁水等手段娴熟地掌握炉况、火候及铁水成色，使所得铁水符合需要的化学成分和温度。尤其是辨铁水技艺更是让人叫绝：师傅从铁口舀出一小勺铁水，观察其色泽及表层纹理变化，即可适时判定铁水是否合格。此技艺比现代炉前快速检测方法更为简便。

阳城犁镜以特有的物理化学性质而具有利土、不粘泥、经久耐用等优点。而能生产出如此与众不同犁镜的奥妙是：铸造用的水、铁矿、耐火材料与其他地方的有许多差别。也许是在铸造犁镜过程中具有他处所不具备的条件，才造就了阳城犁镜经久不衰。

煤铁资源的丰富，极大刺激了晋城冶炼铸铁业的发展和兴盛，由此为晋城大阳古镇手工业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中手工制针尤为耀眼。

“大阳的针供应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且远销中亚一带。”清同治九年（1870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所写的《来自河南和山西的报告》显示，大阳从事制针者多达300余家，制针数量难以计数，在当时中国制针业中完全处于霸主地位，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九州针都”，称雄华夏400多年。

古往今来，掌握丰富煤铁资源的晋城，一直在为冶铁技术的提高而费心揣摩。

“阳城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煤铁资源丰富，铁矿探明储量1257万吨，白煤（俗称无烟煤）探明储量70余亿吨。优质的铁矿石和白煤矿产资源为阳城白煤炼铁禀赋了得天独厚的冶炼优势资源条件。”在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5800平方米的阳城轻工业文化展览馆内，从“白煤炼铁简介”中可以看出，阳城是中国冶铁技艺的发祥地之一，金元时期冶铸技艺全国领先。

历史上，阳城先后延用木炭竖炉、方炉坩埚炼铁。两种技艺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均难以冶炼出灰口生铁。

1955年，阳城县应朝铁业社（现应朝钢铁厂）首次设想用土高炉白煤炼铁。历经无数次探索试验，1958年5月成功冶炼出了优质灰生铁，在全国引起轰动。随着《大公报》《人民日报》的相继报道，全国各地及中外同行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对当时全国小型炼铁厂发展起到引领、示范及推动的巨大作用。

白煤炼铁技艺闻名全国，一度成为阳城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地方工业的骄傲。上世纪80年代，阳城白煤炼铁发展到鼎盛时期，炼铁高炉遍布各个乡镇，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为当地经济振兴作出突出贡献。目前，应朝钢铁厂的白煤炼铁、泥（干）型铸造铁锅技艺正在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阳城犁镜、大阳钢针及阳城现代白煤炼铁等冶炼铸造工艺作为一个古代、近代、现代特殊阶段的历史侧面，充分印证了晋城冶炼铸铁历史的悠久和辉煌。

冶炼渣山遗址屡有发现

晋城古称泽州。如今，在晋城以工匠姓氏命名的“九头十八匠”如东谢匠、西谢匠、韦匠、马尧头等村名仍然沿用，证明了晋城冶炼业悠久的文化历史。

早些年，在泽州县南村镇、大阳镇，阳城县润城镇的河谷，均发现有历代倾倒的连亘数里的矿渣。尤其是润城镇的砥洎古城城墙，就是用冶铁用的坩锅与鹅卵石砌成。这种独特的建筑材料在该镇的上庄、中庄、下庄、刘善、蒿峪、尹家沟、北安阳等村庄或为房舍，或为河坝，或为煤矿井口，足可窥探当时冶铁盛况。

“要反映历史上的辉煌，寻找古冶铁遗址是必不可少的。”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军认为：“由于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以往冶炼遗址多被破坏，只有分散零星的发现，或规模不大，或较为分散，或年代并不久远，不能系统完整地呈现出晋城冶炼悠久历史。”

2008年12月，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在陵川县平城镇司家岭村附近，普查人员发现堆积延绵不绝的黑色块状物形成五六米高的山体。仔细观察山体露出的断面，为冶铁后的坩埚和废渣。经对涉及的范围进行测量：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为500米，面积50万平方米。

在平城镇当地人俗称南坡垴西边，也有一座数米高的炉渣山，占地百亩之多，面积7万多平方米。渣山全是由冶铁的坩埚及经烧炼以后的废渣堆积而成。

在平城镇，有一个名为北路河（原名北炉河）的山村，村周围被炉渣山环抱，相传为古代冶铁所遗留。

除司家岭、南坡、北路河村外，在平城镇周边还有侍郎岗、南炉河、杨寨、窑河、寺背、后河、草坡、和村、义汉等十余个村庄炉渣山遍布，其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查阅史料不难发现，历朝历代虽在古泽州均设官方冶铁机构，但只涉及阳城、沁水及凤台（原晋城县）三县。在清末，陵川县附城镇才成为当地冶炼生铁的四大中心之一。后在附城的山沟也发现过同时期倾倒的废渣。如今，为何如此成规模的渣山在平城镇出现史上却对此并无记载？

平城镇内现存庙宇虽然多达19座，可仅有4座留存石碑。从这些现存石碑文字可看出，这些庙宇均集中建于清初中期，当地炼铁的鼎盛时期应当推测是在明末清初时期。

由于文字记载的断档，平城当地民间发出的“大事小事无记载，村民不知从何处来。庙宇碑文都不在，炉渣不知何年代”的无奈至今流传不衰，也让平城这段辉煌的冶炼史终究成谜！

保存完好的李家庄冶炼遗址

相对其他冶炼遗址的现状，名不见经传的李家庄冶铁遗址被发现，无疑是幸运的。

6月20日至7月2日，在高平市文物局、晋城市长平之战文化研究会的协助下，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晋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联手对该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在摸清遗址的分布与性质的同时，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

这处冶铁遗址位于李家庄村东山坡地带，南北长1279米，东西宽190米，面积约23.2万平方米，而在东、西两侧还分布有三处不相连的遗址点。

据调查，遗址主体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长条状，地势东高西低，一条名为“炉窑沟”的沟壑呈东北向西南纵贯遗址。

在冶炼遗址主体范围内，调查人员发现分布广泛的坩埚碎片、炉渣、炉灰及少量铁块，采集了具有特征的散落的陶片，为探讨遗址的功能分区及时代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据调查人员提供的初步结论显示：李家庄遗址出土的坩埚，为红土混合细碎的石头粒烧制而成，形制均为筒形、直壁、平底，大者底径20—24厘米，小者底径12—17厘米，锅底与锅壁的厚度也存在差异，通常大型者锅底较厚，小型者锅底则较薄。此外，大型者的锅壁也存在偏厚、偏薄两种类型。

据介绍，在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出土的坩埚，夹粗砂灰陶，筒腹，平底，底径8.5—9.5厘米，表面饰绳纹，外壁附铁渣。李家庄遗址的坩埚形状与此接近，但纹饰、材质等差别较大。另外，在河南洛阳吉利东汉墓出土的11件直筒形坩埚，内外壁均烧流，外表面粘有煤块、熔渣等，内表面粘有铁渣，形制、材质均与李家庄遗址出土的坩埚相似。

更重要的是，在遗址处出土的陶豆、陶鬲、绳纹陶片等，具有东周两汉的特征。因此依据发现的实物，可以推断：李家庄冶铁遗址约为东周两汉时期。

据透露，调查人员还在距离李家庄村西南约一二十千米处的高平市谷口、王降、后沟等村庄也发现了冶铁遗存，性质与李家庄冶铁遗址相近。

调查人员查阅资料发现，在高平以北长治盆地的长治战国分水岭墓地、长子孟家庄墓地、屯留后河墓地等东周墓地均出土过多件铁器。但让人疑惑的是，目前在长治盆地尚未发现大型的冶铁遗址。因此，这些墓地的铁器或可能产自当时的高平一带。

据近些年的考古结果显示，李家庄地处羊头山范围，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在该村北的羊头山山前坡地上，调查人员采集到80余件石制品，属下川文化。

2015年，羊头山山顶遗址发掘出土了仰韶时期的红陶片。除此之外，在羊头山附近现存战国长城、北朝至唐代的佛教石窟及唐末至明清时期的炎帝庙或神农庙的建筑遗存。

调查人员认为，李家庄冶铁遗址的发现，是晋东南地区冶金考古的重要发现，同时也填补了该区域考古学文化在东周两汉时期的缺环。

冶铁遗址亟待保护

据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修务训》记载：“苗山之鋋，羊头之销……”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销，生铁也。”

李俊杰认为，李家庄大型冶铁遗址的发现，为《淮南子》的文字记载找到了实物证据。

据透露，近十几年内，散布在晋东南太行山区的冶铁遗址，在收购废铁渣、铺路碎渣当沙粉碎用于民间修房盖屋中逐步消失殆尽时，李家庄遗址能保留至今，堪称万幸！

李家庄村遗址部分断面高在五六米、十多米之间不等。李俊杰从遗址中断层剖面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层坩埚之间覆盖着一层土，如此做法既能恢复耕地，又能防止水土流失。难道古人在冶铁过程中已有了环保意识？

张建军认为，李家庄遗址与阳城、泽州、陵川等地以往发现的遗址相比确实有很大区别。从遗址广度、长度、高度来看，是目前太行山及中原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冶铁遗址，令人十分惊喜和震撼。

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朱凤瀚教授看到李家庄冶铁遗址相关信息之后，认为该遗址是太行山地区早期罕见的冶铁大遗址，应当好好予以保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张剑葳对此也予以关注，建议做更深更广泛的文化挖掘和产业创新，将历史遗产发挥更大的效益。

不言而喻，这处冶铁遗址的发现，会引起人们对晋城及晋东南太行山区的冶铁发展史和铁文化的重新审视。

年逾七旬的赵学梅曾任晋城市委常委、副市长。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在晋城市最大的铸造业基地——“煤铁铸造之乡”南村镇先后担任镇长、镇党委书记，对晋城深厚的铁文化情有独钟。

“晋城文化血液里流淌着铁的基因，晋城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结构，使得晋城土地上的铁文化源远流长，也让晋城铁器具有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独到之处。”8月16日，冒雨前往李家庄冶铁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后，遗址现场的震撼让她难抑激动之情。在次日举行的铁文化发展论坛上，她建议：建立民间铁文化研究组织；编辑出版权威性的晋城铁文化志书；设立晋城铁器历史博物馆；拍摄一部反映晋城铁文化的纪录片；对李家庄冶铁大型遗址进行及时保护，做好文物古迹的保护利用开发，发扬晋城铁文化。

7月底，晋城本土品牌晋韵堂铁器制品登上央视舞台，司徒小镇大型实景演出《千年铁魂》对铁文化发扬传承和活化利用进行成功创新，大阳古镇古法制铁体验馆等铁文化成功运营，开拓了铁文化转型的发展之路。

毫无疑问，晋城是中国重要的冶铁之乡，也是中国最早生产铁器的地区之一，传承铁艺文化促进产业发展，打造晋城特色文化品牌迫在眉睫。

据晋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喜俊介绍，目前晋城正在进行“中国铁艺之乡”的相关申报工作，今后将由政府支持，企业带头、协会推动，携手各界共同努力，传承铁艺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晋城铁文化品牌，再现晋城铁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山西晚报记者李吉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