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8年6月起，日军主力从长江逆流而上，进攻武汉。承担湖北防务的国民党军节节败退。

处于日军铁蹄下的荆楚人民，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深感失望。于是，他们自发团结起来，结伙拉帮，保乡守土，祈求平安。

民众觉醒，敢于抗争，本是很有意义的爱国行动，但由于人民群众缺乏正确的指导，使得停息很长时间的“汉留”组织重新活跃起来，并迅速发展蔓延。

黄冈起义谁打响第一枪（黄冈起义的领导者是谁）

黄冈、浠水、麻城、黄陂、广济甚至武汉、宜昌、襄阳等地都成为“汉留”的势力范围，其中黄冈、浠水两县活动尤为突出。

所谓“汉留”，亦称“洪门”，俗名“嗨皮”，是清朝至民国时期活跃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青帮和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一带的洪帮，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袍哥等反清复明帮会组织的最早名称，本意为“留汉人江山，一心复大明”。其名就是取其中“留汉”二字。

“留汉”改称“汉留”始于清顺治年间。顺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将郑成功以福建厦门、金门为根据地，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清斗争，并派蔡德英、方大成等五名亲信潜回大陆，被史可法的旧部洪英收为门生，暗中联络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反清。

洪英只身到北京劝说明朝降将吴三桂无功而返，随即率门生同清军血战，在安徽芜湖壮烈牺牲。

洪英死后，五门生发誓要弘扬洪门精神，同清庭斗争到底，在持久的反清斗争中，“汉留”、“洪门”组织逐步发展，内部管理逐步完善。

“汉留会”用结拜兄弟的形式来组织广大群众，其发展对象很广泛，内部分工很细致。对参加“汉留”者，不分时间先后，年龄大小，统称为兄弟。

兄弟分八排：第一是“孝”字排，称为“大哥”，又被称为总舵主，负责全面领导；

第二是“悌”字排，称为“二哥”，分工做僧道工作；

第三是“忠”字排，是当家“三哥”，分工做组织工作；

第四是“信”字排，均为妇女，通称“四姐”，分工做已婚妇女的工作；

第五是“礼”字排，称“红旗五哥”，分工执行纪律，督管惩罚；

第六是“义”字排，称“巡风六哥”，分工做侦察情报工作；

第七是“廉”字排，也均是妇女，称为“七妹”，分工做未婚妇女的工作；

第八是“耻”字排，分工做通讯服务工作。

有加入“汉留会”者，在孝堂宣誓，称之为“砍香”。组织内部有一套通行的规章制度和相互联络的暗语。

“洪门”中的“洪”字之意有两种说法：一是从洪英的姓而来，此说法有洪门中人把洪英看成是洪门“始祖”为证；二是从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的“洪”字而来。

由于受到清军残酷镇压，“汉留”组织经过不断发展、繁衍和演变，甚至流血牺牲，才得以保留下来。

为隐蔽起见，该组织将主旨口号“留汉”和“一心复大明”都颠倒过来称呼，分别称“汉留”和“明大复心一”。

凡参加“汉留”的人，都要学习和继承“桃园结义”、“瓦岗结盟”、“梁山聚义”的精神和气节，以讲义气，扶正气，抱打不平，维护地方治安，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

为此，“汉留”对参加者，要求极严，不仅要三代清白，还要具备为光复汉室而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的气概，抱定威武不屈、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由“汉留”演变的各种名称的帮会都是一种社会组织，它们的产生都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主张和口号，唯“义气”二字是其亘古不变的特点。

蔡德英将“汉留”的建会宗旨以及组织内情、规章制度、活动情况进行收录整理，编成《金台山实录》一书。

为保存组织和秘密，以期日后复兴，蔡德英命人将《金台山实录》装入铁盒，用锡封严，沉入海底。

约二十年后，帮会的一名小老幺潜入海底，摸上铁盒。因此，这本书又称《海底》。

后来，“汉留”重新组织山堂，均以此书为指导。因《海底》得来不易，内容十分复杂，又叫“金不换”、“深似海”。《海底》秘传大陆后，被各帮会组织奉为至宝。

《海底》背诵的熟练程度，成为衡量帮会首领地位高低的标准。由于小老幺找寻《海底》立了大功，故以后各堂口都要设一个“凤尾老幺”，一经培养成熟，无需逐级提拔，可以一步登天，升为帮会的大爷。

由此可见，“汉留”帮会是明末清初民族斗争的产物。但是，至民国时期，它并没有随着清朝统治结束而消亡，反而受各种利益驱动，不仅其组织恶性膨胀，而且其性质也发生根本性变化。

南北帮会，上与达官要人勾结，下向社会各界渗透。在各大小头目的控制下，经营各种不法“特种事业”，如烟毒、保险、贩卖人口、占地为霸、庇护私商、包揽案件、绑架勒索、包做人命、开码头等，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成为吞噬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

抗战爆发后，鄂东地区的“汉留”帮会兴起，“抗日救国”四字成了招集会众的招牌，一些抱有爱国热情的人不明真相，纷纷聚集到各地“汉留”组织之中。

但由于国民党的插手，尤其是中统特务、湖北省调查统计室专员夏南山夺取了湖北省最大帮会——“紫金山汉留”的领导权，成为荆楚百万“汉留”总舵主后，省内大小山头基本上成了下三滥的会道门。

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民间帮会势力为其服务，是他们的惯用伎俩。早在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到达上海，看中帮会的反动力量，利用青、洪帮镇压工人革命运动，一时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成为蒋的座上客。

一九三零年，“湖北王”何成浚当上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他也效法蒋介石的办法，把张啸林的得意门生栖霞山、太华山寨主杨庆山封为少将，充当反共打手。

抗战时期，湖北省的顽固派头目程汝怀和夏南山更是将此法奉为至宝。

夏南山领导“紫金山汉留”收买本地区各帮会组织，专门对付在湖北活动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我党基层党组织。

为新四军运送给养的船队、马队屡遭“紫金山汉留”劫掠，我党在鄂东的部分县委、区委甚至因“紫金山汉留”的围攻而无法立足。

夏南山公开扬言：“见到姓共的，只有一个字，杀！”

为应对这一形势，发动和团结更多的群众参加抗战，粉碎程汝怀、夏南山同我党争夺抗日基本群众的阴谋，鄂东军政委员会作出一项重要而大胆的决策：由共产党领导建立和发展“汉留”组织，与国民党控制的“汉留”形成对峙，为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服务。

程汝怀（中）

鄂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张体学、副书记刘西尧迅速向鄂豫皖区党委领导请示。区党委研究后，认为这个方案可行，便批准执行。

可是组织“汉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得到边区领导的明确态度后，鄂东军政委员会当即派共产党员刘天元以个人的名义，去领导成立一个“汉留”山头，同“紫金山”作针锋相对的较量。

刘天元依靠四区组织过“洪门”的戴洪卿，很快成立“复兴山汉留”，当上龙头大爷。“复兴山汉留”引导新集等地的孙国英等一批青年农民参加五大队，遭到“紫金山”的嫉恨。

但“复兴山汉留”扩张速度和实力，还远不如“紫金山”，更不能达到瓦解“紫金山”等其他山头的目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上旬，刘西尧找到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漆先庭，跟他详细谈了当前的局势。

在重点谈了国民党控制“汉留”组织的情况后，刘西尧郑重地说：“漆先庭同志，经过研究，决定请你出山，利用你的威信和影响，出面组织一个山头，并担当龙头大爷，目的是把国民党控制的‘汉留’山头拉过来，为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服务。”

刘西尧

没等刘西尧把意见说完，漆先庭急忙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

刘西尧万万没想到，一向对组织分配的工作不讲价钱、不打折扣的漆先庭，今天怎么一反常态？一时间，刘西尧瞪着一双疑惑的眼睛，好一阵子没有说话。

见刘西尧疑惑不解的神情，漆先庭郑重地说：“西尧同志，不是我不服从组织，党叫我干什么都行，可就是这‘汉留’我不干。”

刘西尧问：“为什么呢？”

漆先庭出生于1889年，1927年入党，是实打实的大革命干部。而他的上级刘西尧则生于1916年，1937年才入党。

论资历和年龄，漆先庭都较刘西尧要老，但自从刘西尧到鄂东军政委员会当副书记起，他就对这位年轻领导十分尊重。在县委内部及群众中间，漆先庭注意维护刘西尧的领导，服从组织的决定，努力完成各项任务。

尤其是在危急关头，漆先庭总是把包括刘西尧在内的几位外来领导的安危挂在心头，充分发挥自己地熟人缘好的优势，给他们安排好一切。

面对刘西尧的不解，漆先庭诚恳地说：“这‘汉留’说到底，是个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的大杂炫。我年轻的时候在里面呆过几年，那时不懂得什么叫革命，只为了混一口饭。后来呆的时间一长，越来越觉得这个组织不能解决老百姓的根本问题。”

“黄冈来了共产党后，我离开’汉留’，跟着党干了十二年革命，现在要再回去，那我这个老党员的身份还要不要？我岂不是又要走回头路？”

听完漆先庭的一番话，刘西尧这才明白这位老党员为什么一反常态地拒绝组织对他的安排。

为消除漆先庭的疑虑，刘西尧从漆先庭在黄冈的社会影响、群众威望，讲到他对黄冈各方面情况的熟悉程度；又从形势的发展，党和五大队的迫切需要，讲到“汉留”对五大队、对抗日将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向漆先庭说明组织上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委。

刘西尧最后说：“这次派你重回’汉留’，是抗日的需要。目前，国民党顽固派正通过‘汉留’阻挠新四军抗日，企图把我们党从鄂东挤出去。而我们打入‘汉留’，就是去改造汉留，向汉留组织里那些受蒙蔽的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使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你在群众中有威望，又熟悉汉留的情况，因此，担负重新组织汉留的重任，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听了刘西尧的一番话，漆先庭明白了这次任务的特殊，理解了组织的信任，也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他毫不含糊地表示：“那我干。”

刘西尧又问漆先庭有什么要求。漆先庭说：“请组织让袁星瞿和熊发季两人同我一起去，他两人熟悉汉留的规矩，可以当我的助手。”

刘西尧不熟悉这两人，但答复却很干脆：“行！这事儿完全由你作主，不必请示汇报。”

漆先庭接受了组织抗日“汉留”的重任后，刘西尧终于松了口气，因为他非常清楚，只要漆先庭出马，组织抗日“汉留”就一定会成功。

漆先庭筹备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袁星瞿。袁是举水河边王家坊六房湾人，一九零四年出生。其父袁会斌是袁姓户长，抗战前任过国民党黄冈二区区长，后在本地教书，富甲一方。

因袁会斌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任过职，国民党川军在日军进攻向西溃退时，将一大批武器放在袁家。

袁星瞿聪明好学，仗义豪爽，人缘很好。他本是一名中医，德艺俱佳，平常四乡行医，见多识广，有较强的爱国心和抗日思想。

在国难当头之际，袁星瞿加入“紫金山汉留”组织，本想干一番事业，可不想“紫金山汉留”越来越不成样子。于是，他经常与熊发季一道琢磨帮中规矩，研究“海底”，想依靠家庭影响和自己的人缘关系，自立山头，将“汉留”发展壮大，组织民众力量抵抗侵略者。

袁星瞿与漆先庭早有交往，十分敬佩漆先庭的为人。当漆先庭请他共创共产党领导的“汉留”组织时，他当即应允。

袁星瞿参加“汉留”后，将家中的枪支弹药和一大笔经费带来做“见面礼”，起到带头作用，其他绅士富户纷纷效仿。

次年十月，他因拒绝与国民党地方武装邵鹏程的黄冈一大队合作，家中房屋被邵派人淋上煤油，烧为灰烬。后来，他在漆先庭的指导下，一直从事地方税收工作。

一九四八年，袁星瞿在征税时被国民党军吴济云部追赶，跳进湖中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漆先庭派人找来袁星瞿和熊发季，将二人带到东山寺启林学校，与林少儒一起仔细研究成立“汉留”的组织名称、建会宗旨、组织形式、规章制度和“开堂砍香”的具体事宜。

最后确定：组织名称以贾庙泉华山名为基础，更“泉”为“全”，定名为“全华山”，对内口号为“团结抗日”，对外口号为“争取胜利”，总口号是“拥护中央政府，实行一致抗日”。

组织形式与传统“汉留”一致，所不同的是允许“下九流”的社会人士参加；倡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贫苦民众入会可减免会费。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漆先庭组织的“全华山汉留”在铁冶东山寺大厅“开堂”。

晚饭过后，林少儒留下十几名青年学生，按照袁星瞿、熊发季的安排，在大厅上方墙上挂上红布黑字的“忠义堂”条幅，条幅下搭一个小台子，放上一张大圆椅，其他桌椅依次排列在大厅两边。

堂内设三层红灯，外层三盏，中层八盏，内层二十四盏，意思是把“洪”字拆开为“三八廿四”，并将白酒、碗、香纸、砍刀等——准备妥当。

厢房里，扎着一只大公鸡，是林祚伦八岁的儿子、林少儒的小学生林泉送来的。

一切准备就绪，钟智卿、方普度（和尚）等二十多人陆续来到庙里。为增加神秘气氛，开堂时间选定午夜子时。

晚十二时一到，熊发季引导方普度（僧）、刘道修（道）、李华山、戴来傍等二十多名青壮年农民和林策、林树堂、林梅仙等十多名青年学生，分立大堂两侧。然后，他大声宣布：“全华山开堂砍香，现在开始！”

随后，漆先庭在袁星瞿的搀扶下，登上台子，坐上大圆椅，抑扬顿挫地诵读开光词：“天皇皇，地皇皇，弟子站在忠义堂。站在香堂无别事，志心皈依开神光……自从今日开光后，保你弟子得安康。”

接着，袁星瞿宣布“全华山”的宗旨、组织系列和各项规章制度。熊发季带领会员下跪宣誓：“入帮自心情愿，甘受约束，誓守帮规。”

誓毕，漆先庭下令：“喝酒。”每人端上一大碗雄鸡血酒，一饮而尽。随后，漆先庭下令：“砍香。”

他一刀将手中的一支香斩为两段，会员依样进行，有刀的用刀砍，没刀的用手折，表示如违背“全华山”规矩，就像手里香一样，被砍为两段。

最后，袁星瞿、熊发季、林少儒等齐聚大厅中央，带头高呼：“漆大爷！”

三十多名“汉留”兄弟一齐高呼：“漆大爷！”由此，漆先庭当上“全华山”舵主——龙头大爷。

“全华山”开堂后，漆先庭吩咐袁星瞿和熊发季抓紧时间印制“宝扎”，简称“宝”，相当于现在的会员证。

传统“汉留”的“宝”是用红绫子制成，“全华山”的“宝”用黄绫子制成，以示与传统“汉留”相区别。

“宝”宽约十九厘米，长约二十五厘米，版面内容为：上方是山堂名称“全华山”三字，第二行为“舵主漆先庭”。

以下依次为总口号、内口号、外口号。总口号为“拥护中央政府，实行一致抗日”，内口号为“团结抗日”，外口号为“争取胜利”。

并规定堂规、堂语为“中华全华山，民国仁义堂，统一三江水，结义一炉香”和“全华山上把香烧，仁义堂前聚英豪。统一抗日齐努力，得到解放自然高”。

最下一栏四角分别为恩兄、承兄、保兄、引兄四大拜兄的名字，中间位置是持“宝”人所在“堂口”和所列位次。所有文字为黑墨小楷。正中央盖有七厘米见方的朱红色“漆先庭印”。

“宝扎”发放的数量是“全华山汉留”会众多少最有力的见证。制作“宝扎”是件极为讲究的事。

经人介绍，袁星瞿、熊发季找到上石门的林宝庭来做这件事情。林宝庭也是圈内人，自然非常乐意。

林宝庭是大崎地区有名的扎匠，善于给民间扎糊灵堂、各种祭具和喜庆用的灯笼、龙灯、彩莲船等，一手裱糊手艺令人叫绝。

他到底为“全华山”裱糊了多少份“宝”，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一九三九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头目范庭玉将他抓去，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全华山？”

他说：“长官啦，我升无田，碗无地，靠扎纸品手艺过生活。我从他们裱绫子那里路过，见他们糊的绫子不平展，就做几个样子给他们看。他们见我做得好，就留我帮他们糊绫子，给我饭吃，还给我工钱。要是不干，他们说要挖我的脑壳。”

范庭玉又问：“那你总共裱糊了多少个？”林宝庭答：“我一天一夜糊二十四匹绫子，一匹绫子做一百六十八个。他们管得严的很，我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不准我移脚，裱了三个半月。糊了多少，我不会算账，你叫人算算就知道。”

林宝庭是老江湖，人又机灵，极善应对。他对参加“全华山”的原因和制作宝扎的数量都是打了马虎眼儿的。范庭玉见他疯疯癫癫，说话没谱，真的以为他是混饭吃的手艺人，便向手下一摆手说：“放人！”

林宝庭说的制“宝”数自然有水分，但漆先庭抓会员发展很有一套，功夫下得深，其结果远远超出鄂东军政委员会领导的最初预想。

新中国成立后，老红军、中共黄冈地委副书记刘敏说：“漆大爷有容人的肚量、识人的本领和用人的方法。”在闹农会时，他便体现出这些素质和本领，到组织“全华山”时则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全华山”要发展，漆先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抓住关键人。“全华山”开堂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吸收会众是通过方亚杰将黄冈的同善社成员全部归并到“全华山”里。

方亚杰生于一九零三年，比漆先庭小十四岁，贾庙泉华山方家湾人，与漆先庭二姐夫同湾。

在他小时候，漆先庭去二姐家，他经常听漆先庭讲革命故事，渐渐受到影响。方亚杰后来毕业于武汉医学专科学校，在江西方本仁手下工作。

据毛主席一九三零年五月撰写的《寻乌调查》中记述，同善社是从“先天道”分化出来的一种会道门组织，清朝末年发源于四川省永川县。其成分一半为商人，两成是地主，三成为农民。其中，农民都是“有碗饭吃的”和“不求人的”。

同善社传到江西赣州时，黄冈人方本仁时任北洋军阀赣南镇守使，安排包括方亚杰在内的许多本姓人士及黄冈老乡在其手下供职。方亚杰在此期间加入同善社，后来又把它“引”回黄冈。

其时，黄冈同善社成员有漆汉卿、王济安等一些地方绅士，还有医生、教师、商人、说鼓书的艺人和绿林豪杰，成分复杂。

他们中有的有文化、有社会地位，都很忧国忧民，有较强的爱国心。帮内称同善社会首为“天恩先生”。黄冈的天恩先生就是方亚杰。

会员活动主要是以“扶乩”等方式替人查病、解疑。他们用这种方式吟诗答对，对出了社会上许多难以应对的楹联。他们还用这些方式表达爱国思想和对社会腐败的嫉愤。

国民党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自恃有才，常常卖弄文墨。有一次，他到大崎山龙王顶向龙王爷烧香时，想出了一个自认是绝对的上联：“指挥烧纸，纸灰直上指挥头”。

此上联一出，的确有好长时间无人能对出下联。同善社成员林迪看到此上联后潜心酝酿，终于工整地对出了下联：“王八救亡，亡八横生王八蛋。”

这事传到程汝怀的耳朵里，气得咬牙切齿。但是，林迪并没有说是自己对出的，而是说通过“扶乩”从神仙那里得到的下联，程也无可奈何。

林迪

“全华山”开堂后，漆先庭让方亚杰将同善社成员漆汉卿、李楚雄、漆锐精、林小梅、王小南、周楚阳、汪云龙、余海清等开明士绅、医生、艺人共几十人发展为“全华山”的人。

“全华山”因有这批人士加入，显得更有生气、更加兴旺，令黄冈各方人士刮目相看。

“全华山”由漆先庭当舵主，众多有本领、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都成了骨干，消息很快在黄冈及周边地区传开了。穷人亲拉亲，邻串邻，纷纷要求加入“全华山”；一些富豪士绅为保全生命财产，愿出钱找依靠，也要进“全华山”。

“全华山”的影响越来越大，加入“全华山”的人数迅速增长。

此外，每十人中的老大即“小大爷”趁势扛起“漆大爷”的牌子，到处“开堂子”，使“全华山”成员迅速增长。原“紫金山”成员也纷纷“换帽子”、“移山头”，加入“全华山”。麻城、罗田、淆水和黄冈等县有“全华山，往里钻；紫金山，莫沾边”的歌谣，很快把以程汝怀为后台的“紫金山”挤出了黄冈。

“紫金山”舵主夏南山气急败坏，对群众拥护的抗日汉留全华山，恨之入骨，一面向程汝怀状告，一面寻找机会加害“全华山”成员。

程汝怀大为恼怒，他对人说：“民众受漆先庭毒害极深，此人不除，黄冈莫想太平！”

这话传到漆先庭的耳朵里，他笑着说：“这个家伙总爱把大家的功劳往我头上扯。如今的‘漆先庭’多得很，他程老板永远不可能太平的。”

“全华山”从成立时起，到“夏家山事件”发生的四个月时间，在黄冈、罗田、淸水、麻城等地发“宝”三万多份，成了我党在湖北最大的外围群众组织。

方亚杰

漆先庭将许多“全华山”的骨干能人秘密安插到各个关键地方，有的当日军翻译，有的任国民党要职，有的是社会精英人物，各个阶层无处不在。

他们在抗战时期和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为部队送情报、西药、武器和物资。部队需要什么，他们就能搞到什么。

到1942年，“全华山”管理进一步科学合理，不仅不少百姓争先入会，就连绝大多数的汉留山头也争相投靠会众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布以鄂东为中心，上至武汉，下至南京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我党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最庞大的统一战线组织。

漆先庭本人于1944年2月12日被公推为“荆楚百万汉留总舵主”。这恐怕是他当初组建“全华山汉留”

漆先庭根据抗日局势的变化和新四军发展的实际需要，借用“汉留”反对日寇入侵的宗旨，沿用很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做法，制订严密的帮规，对“汉留”实施改造。

他对入会条件与缴纳会费制度等进行改革和创新，促进组织的快速壮大和良性发展。他本人以“全华山”大爷的名义，带领广大会众全力支援五大队。

“全华山”从成立时起，就成为共产党和新四军在鄂东争取群众参与抗日的重要组织。

鄂东新四军游击队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全华山汉留”组织是其补充兵员的重要渠道。“全华山”一改旧帮会恶习，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利用“兄弟义气”，广聚各方人士，以民族大义及帮规教育和约束所有会员，并将符合条件的年轻会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日前线。

原《海底》规定，加入“汉留”的人“身家不清各自走，己事不明早回头。王八戏子吹鼓手，剃头修脚下九流，要想参加不能够，除非二世把胎投。哪怕金银堆北斗，即使有钱也不收。”

“全华山汉留”则规定，只要是宣扬“团结抗日”、“一致抗日”和凡是愿为抗日做出贡献的，无论什么地位的人都可加入，与其他成员享有同等待遇，不受任何歧视。

但对共产党员有严格的规定，除漆先庭、刘天元等受组织指派的领头外，其他共产党员都不得加入。

铁冶区的于保成，抗战初期入党，因与漆先庭有亲戚关系，要求加入“全华山”。漆先庭说：“你是共产党员，年纪轻，替四爷扛枪去，我这里是为队伍搞钱搞枪搞药的！”

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各帮会要求新加入“汉留”的会众每人缴纳四至八块银元作底金；排位为大哥、三哥者则要捐款，作为帮会的活动经费；每人每年缴纳一定的份金，以作聚餐费用。

汉留所收经费除放在银行、钱庄生息外，还在经商的帮会成员中搭股，营商分红，使帮会经费增值。

“全华山”发“宝”给穷苦平民，分文不取。但那些豪绅地主要想加入，要交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块银元。

于保成

地主绅士为寻求靠山，纷纷加入。在几乎人人都加入帮会的情况下，如果哪个富户人家没有“宝”，既不安心，也没有面子，所以也纷纷入会、捐款。

“全华山”虽然有许多入会人员免费，但由于会众很多特别是富人多，其会费总量非常可观。

鄂东新四军游击队原来有国民党正规军编制，其军饷本应由五战区发放。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鄂东的反共气氛逐渐加浓，五战区干脆全部停发新四军军饷。

在鄂东军政委员会未建立政权，没有开展征税，无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全华山”收缴的会费和募捐的款项成为新四军给养的一个重要来源。

当年夏天，正值青黄不接之际，新四军给养发生困难，部队吃饭成了问题。漆先庭从刘西尧的来信中得知情况后，便立即安排人员，把头天两个大土豪送来的二万多块银元会费押送到夏家山，以解燃眉之急。

新四军连续征战，伤亡不断，伤病员需要医治护理。但是，除鄂东游击第五大队大队长张体学的妻子戴醒群是红军医生外，懂医懂护理的人极少。

漆先庭同张体学商议后，以“全华山”龙头大爷的身份在杜皮林姓会宗庵开办医护训练班，请来袁立三、詹子益两位医生授课。

漆先庭与袁立三、詹子益都有很深的交情。袁立三在红军时期为红二十八军连长梁从学治过伤。

梁从学

詹子益是黄冈人，从小学中医，成年后开中药店。他不但医术高，而且医德好，深受当地群众的尊重。他于一九二五年入党，曾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潜回老家开诊所谋生。武汉沦陷后，投身于新四军鄂东抗日独立游击第五大队。

漆先庭主动向张体学提出办医护训练班，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两位医学“教授”。

他对两位医师说：“你们现在有用武之地了，要把肚子里的货翻一翻，全部倒出来。”

训练班招收了二十多人，有男有女，大多是中学毕业生。医师、学员的各项开支和需要的药品、用具都是漆先庭千方百计弄到的。

漆先庭还安排妻子林友先带着本村两名妇女组成洗衣队，为医师和学员服务。

训练班结业后，学员们立即奔赴五大队各驻地。后来，这个训练班的医师、学员，大都成了新四军第五师的医护骨干。

袁立三随新四军五师十四旅转战鄂皖边区，在蕲春仙人台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詹子益于解放战争时期在新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每到关键时刻，漆先庭便充分发挥“全华山”龙头大爷的作用，带领兄弟们想方设法为新四军排忧解难。

袁立三

一九三九年七月，新四军在黄冈举水河拦截了一条货轮，上船一搜查，原来是一名汉奸押运一船棉布送往九江的日军，共四千匹。

战士们迅速将布卸下，将船放行。党组织马上组织一百多名青壮年群众，用了四五天时间，将布全部搬到新四军驻地，然后发动群众用乌柏树叶和草木灰将布染成灰色。

这下，新四军急需做衣被、军帽、挂包的布料都有了。但是如果由手工裁缝师傅做，何时才能做完呢？张体学还是找到了漆先庭。

漆先庭感觉这是件大好事，马上以“大爷”的名义，分派几名小兄弟，令他们分别到团风、新洲、黄州等镇去活动。不出一周，二十多名裁缝师傅带着缝纫机集中到夏家山。

于是，裁的裁，缝的缝，日夜加工，好不热闹。不久，新四军官兵每人领到两套新军服、两顶军帽、一个挂包和一床被套。

所以，当年湖北新四军的领导和战士都忘不了“漆大爷”，他们风趣地说：“漆大爷就是我们的及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