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岚先生。

富晓春

一

张林岚(笔名一张)先生去世一周年，张老哲嗣以帆兄邮来一册《一张佚文集》。米黄色的封面上，伫立于嘉兴南湖“烟雨楼”前的张老，还是那样一派儒雅的文人气质：迎风敞开的藏青色棉外套，映衬着随意搭系的蓝黄相间的条形围巾；一头洒脱的银发像一本摊开的书，躲在厚厚的镜片后面的目光仍然炯炯有神……

这是一本张老后人编选的精致小书。全书收集30篇文章，共12万字。几篇张老早年发表于老报刊的旧文断章，结集之外张老在最后岁月撰写的回忆文章，媒体刊发的部分悼文。书中还收录了部分与内容有关的老照片及手稿。

张老从新闻岗位离休后，从不服老，自诩为“明日凭栏花生树，枝头雀噪换新天”的“老少年”，昂首阔步迈入“人生第二春”。20年间，出版10余部著作，参与主持《上海新闻志》《新民晚报》报史两大工程；2013年，这位92岁的“老少年”，编选了一部六卷本370万字的《一张文集》……至此，他算是对自己的笔墨生涯有了交代了。

过不多久，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上海老作家文丛”，包括丁景唐、嵇鸿、程海麟、楼昔勇、羽扬等10位老作家，张老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他重新操刀开笔，在文集之外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发表的，原已打算不予收集的旧作中，编选了一本散文随笔集《啄余草》。

深秋的一个午后，我特地来到上海肇嘉浜路景福苑看望张老。暖暖的阳光穿过阳台的花草映照在他饱经沧桑的脸上，显得宁静而安祥。张老将《啄余草》题赠我，说：“啄余者茶余饭后，没事找事。这是我最后一本书了。老了，写不动了，就此搁笔！”说罢，当着我的面将手中的笔往茶几上一搁，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现在想来好笑，当时他就像一个说谎骗人不会脸红的老小孩，嘴上信誓旦旦保证着，背地里却紧紧攥住那支笔不放手，“沙沙沙”像春蚕一样一直写，一天也未曾停歇。

《新民晚报》“夜光杯”创刊70周年，张老一口气撰写了十篇“旧史新编”。老头弓着龙虾似的脊背，手举大号放大镜伏案疾书，挑灯夜战。其间，他又从箱子底下抖搂出一些陈年旧账，断断续续写出数万字的回忆文章。他带着自嘲的口吻说：“我过去是新闻记者，现在养老居家是旧闻记者。有些陈年旧事，我如不写出来，恐怕没人会知道了。我不想让它石沉海底，成为永远的秘密。”

张老高度近视，名闻沪上新闻界，坊间有过经典段子，称张老受爱妻派遣上菜市场买黄豆，睁眼瞎五谷不分，最终拎回家一布兜花生米。到了最后的岁月，他的白内障日益加重，视力几近失明。他趴在书桌上，几近盲写，厚镜片距离稿纸仅一寸。以帆兄说：“父亲一生都在写作。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思路依然清晰，创作欲望仍然旺盛。直到住院这天，还有一份改稿放在书桌上，还有几本书夹着小纸条待阅。”

张老逝世以后，以帆兄整理父亲的书房时，意外发现了一份字迹歪歪斜斜、模糊不清、几乎难以辨认的目录手稿。就在张老过世前一个月，他已经拟定“出版计划”，还约了原来在《辞海》的老同事卢润祥先生，就编选的篇目、标题的制作等进行过多次讨论。他准备收集散佚在《一张文集》和《啄余草》之外的文章，再出一本书。这是他最后的心愿，他说比生命、比儿子还要重要。现在这本书出来了，而他却已经不在了。

二

张老百年的人生经历，就像一本摊开的大书，每一页都充满着传奇的色彩。收入《一张佚文集》开篇的《发刊辞》与《我的民先队友们》，是张老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1937年，神州大地烽火四起。年仅16岁的张老，还是一个在校的初中生，他背着家人，在浙东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创办并主编队刊，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我们要用嘶哑的喉咙，唤醒沉睡的与迷妄的人们，使他们觉醒，发出最后的吼声！”这篇振聋发聩、鼓动民众抗日的檄文，竟出自一位乳臭未干的少年之手。队部没有经费，他典当了一副银质碗筷，支付队刊纸张与印刷的费用。这份《吼声》创刊号，现在作为历史文物收藏于当地博物馆。

“民先”是伴随张老内心永远的结，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与他的“民先队友们”保持着联系：陈翰伯、张瑞芳、蒋文杰(虞丹)、高本乐……曾与陈翰伯一起办《联合日报》《联合晚报》的王元化也是“老民先队员”，张老与他晩年还有书信往来。王元化在信中写道：“您是民先队友，甚觉高兴。目前队友恐已不多了。”

书中还有两篇文章，是张老生前特别看重的：一是《他从诺曼底战罢归来》，二是《忆台湾“最美女作家”郭良蕙》。他跟我几位来往频繁的后生，经常聊着聊着，就不知不觉聊到这两篇文章所引发的话题上。张老至少在我面前聊过三遍了，但我从来不觉得啰嗦，因为他的每一次复述都夹杂着从未听过的新的内容或线索……

从诺曼底战罢归来的刘健，是我国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的丈夫。新中国成立后，他是驻波兰大使馆商务参赞。他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写情书，苦苦追求傅全香五年，终于修成正果，于1956年秋抱得美人归。可结婚才三年，还不满千日，他们就分开了。多年以后，他们共同的爱情结晶— 宝贝女儿刘丹最终成为张家的儿媳妇，难怪张老对这段哀怨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如此清楚。他一直守口如瓶，一直到2015年才将其公布于世。

郭良蕙是台湾著名作家，也是张老与赵超构当年在上海《新民报》晚刊的同事。因为她刚好与“国民党委派的总编辑”一道进的报社，还在外滩最豪华的汇中饭店包租套间，因此赵超构曾怀疑她是国民党人，张老在《赵超构传》中自然没有给她好评价。

时隔半个世纪后的1998年，郭良蕙以“国际著名作家”的身份飞临大陆。她受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华的接见，并应邀出席复旦大学海外华文作家研究会。

此时，赵超构已回归道山多年。郭良蕙在上海的旧识，只剩下张老一个人了。在新民晚报社的欢迎晚宴上，张老与郭良蕙再次见面。过去发生的一切，倏忽间烟消云散……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尽弃前嫌。

张老的这篇文章，整整迟到了半个多世纪，算是给这位来自台湾女作家一个彻底的平反。可惜郭良蕙看不到，她已先行一步离开了这个纷扰的世界。

三

循着父亲字里行间留下的蛛丝马迹，沿着父辈年少时追求光明前途的征程，以帆兄专程来到古都西安，寻找他父亲早年留下的人生足迹。在陕西省图书馆宽大的借阅大厅里，可供查阅的旧报刊并不多，最后在几本泛黄残缺不全的《黄河》月刊上，发现张老用“林岚”发表的三篇文章：一篇散文及言论，还有一篇小说。前者残缺不全、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只能望纸兴叹；后者经过精心的修复，再根据前后文语意的拼接，总算重见了天日。

这便是收入《一张佚文集》唯一的一篇小说旧作《造船的人》。此文写于1943年，刊于《黄河》月刊第四卷第一期。小说讲述在抗战大背景下，造船厂老板张大顺受当地“维持会”陈科长的威迫，连日赶制一条新木船，让宝贝女儿金凤与她的恋人、船厂伙计李春田出逃奔赴解放区寻找新生活的故事。全篇7500字，文字简约凝练，有场景对白，有景物描写，既展示了主人公金凤与恋人彷徨、焦虑、迷茫的心情，也表达了他们向往新生活的渴求，可谓张老早期作品的代表之作。

抗战时期，张老羁留西安、重庆，他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热血青年，在报纸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抗战题材的诗文。他的文学创作最先是从写诗歌入手的。他自小受冰心《春水》《繁星》的影响，从而爱上诗歌。他发表的诗歌处女作写于初中阶段，题为《寄给某女同学》，是写给班级一位心仪女生的情诗，带有“朦胧诗的味道”。后经班主任推荐，发表在当时的《浙江青年》杂志上。

在此期间，他还协助诗友编辑出版不定期诗刊《匆匆》，还合办过诗刊《三月诗叶》，结识了大后方的一些文学前辈及作家、诗人。他与后来的“九叶派”诗人唐湜，还有诗人张大野(薏冰)、刘岚山(胡里)等都是好友。

向《黄河》月刊投稿，是当年张老发稿的首选。他与一班文友拜访过羁留西安的《黄河》月刊主编谢冰莹。他们上门请谢冰莹谈写作《一个女兵的自传》的体会，谈她的军旅生活，甚至他们还无所顾忌地留在谢家吃饭，与谢的先生贾伊箴混得烂熟。张老曾对我说过，有两首抗战题材的长诗刊发在《黄河》月刊上，一是《草原牧歌》，二是《灰色马》。后者还获得过战时首都(重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第二名。

显然，《一张佚文集》仍有遗珠之憾。除尚有旧文未能收录外，还有张老的诗歌尤其是长诗遗漏在外。他的长篇叙事诗《积雪的山林》，描写在抗战期间“一个农村妇女的悲惨身世”，她为逃避封建恶势力的迫害，受尽人间磨难，最后葬身“积雪的山林”。张老对我说过，这个故事他是从浙东家乡带过去的，酝酿构思多年。他在自贡写有年余，共三千行，节选一千行在《新运日报》副刊发表。

1945年张老来到重庆，他曾携诗会诗友张大野(薏冰)前往天官府街二度拜访郭沬若。他在一篇回忆抗战经历的文章《巴山夜雨彩云开》中谈到此次面见。郭沬若奖掖后进，热情地接待了两位文学青年，专门放下手头上的事，认真阅读了长诗《积雪的山林》，认为“情节还算可以，但不宜以诗的形式表现，应改写成小说，且三四千行也嫌冗长”。后来重庆大田湾失火，张老抱着一床棉絮逃出捡回一条命，大半手稿“付诸丙丁”。

从张老青年时期创作的诗歌入手，我相信一定还有《一张佚文集》之外的收获。但时过境迁，尤其是抗战时期的报刊，历经战乱的洗礼，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希望学界及收藏界以后能有新的发现，在此书再版时予以补充与完善。

《一张佚文集》就像一口挖开的深井，有取之不竭的“文化滋养”。我以为，衡量一本书的好坏，不在于它的出版社有多牛，装帧是否漂亮，而在于它的书页字里行间、书里书外所承载的文化涵义与社会担当有多少，给读者带来的精神愉悦与留给未来的想象空间有多大。

富晓春，学者，现居温州。著有《报人赵超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