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标配是什么？

是琴棋书画，还是诗酒花茶？

或许都是，还有一条不可或缺，那就是藏书。

一个文人，即使身居陋室，也要有藏书，有雅致的书斋，家资丰饶者，更有几处书斋，甚至藏书楼。

他们自得于书斋。宋代文人雅士最令人向往的“诗情画意”的生活——焚香、点茶、品字、赏画、诵经、论道等，又有几个不是在书斋？

在嘉兴，历史上有很多出名的书斋或藏书楼，赵孟坚有彝斋，吴镇有梅花庵，项元汴有天籁阁，项笃寿有万卷楼，李日华有味水轩，高承埏有稽古堂，曹溶有静惕堂，吴骞有拜经楼，朱彝尊有曝书亭，蒋光煦有别下斋，沈曾植有海日楼……

溯其源，嘉兴藏书，发轫于宋，延续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清，余绪影响于民国，泽被当世，刻书亦然。

嘉兴两宋藏书、刻书知多少

非弃清明乐隐居，

特因景范面鸳湖。

观澜兴罢春风软，

濯足歌残夜月孤。

南宋淳熙五年的状元姚颖，曾在嘉兴范蠡湖畔筑圃读书，他仰慕陶朱公功成身退的淡然从容，不拘名利的高洁，便将居所取名景范庐。

这首《题景范庐》，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访景范庐时所写。

数十年后，这里又来了一位读书人。他就是岳珂，岳飞的孙子。

岳珂（1183—1243），字肃之，号亦斋、倦翁，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十月，他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相当于代理嘉兴知府，寓所也在范蠡湖畔。当时这儿属于嘉兴七十坊之一的金佗坊，所以岳珂以金佗园为居所命名。

他在这设立相台书塾，藏书、著书、刻书。

此时的嘉兴，距离升府（1195）已过去22年，正是繁荣鼎盛时。

嘉兴因1127年的建炎南渡，一跃成为京畿之地，又因南宋中兴之主宋孝宗出生于此，而成龙兴之地。

地理位置的提升，体制的升格，给嘉兴充分的发展机遇，嘉兴成为当时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发展，在宋朝推行文官治天下的时代大潮中，嘉兴文化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

其时，南渡的世家大族，多聚集于此，官宦云集，人才荟萃，不乏名士和名门之后。

著名诗人朱敦儒，隐居鸳鸯湖畔放鹤洲；著名学者王明清寓居嘉兴，有笔记《挥麈录》传世；赵氏宗族赵孟坚隐于广陈，书画自娱；岳飞之孙岳珂寓居金佗坊……

这里名师硕儒汇聚，文教大兴，宋代嘉兴进士463人，南宋高达381人。

“直接迁入的百官士人及其家族对藏书的大量需求，随之兴起的科举热潮对藏书日趋增长的渴求，均大大激发了藏书的发轫。”

谈及嘉兴两宋藏书、刻书发轫之缘由，著有《嘉兴藏书史》《嘉兴刻书史》的陈心蓉总结说，区域经济的长足进步、硕儒汇聚文教兴起等，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市场需求，雕版印刷业的精进，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为书籍的流通和收藏提供了技术支撑。

嘉兴早在北宋就已有藏书万卷的赵衮。北宋元祐年间，他以殿中丞致仕后归隐嘉兴，居三塔景德寺后。宋代嘉兴诗人张尧同曾在《嘉禾百咏》中，专门记述了他：

藏书几万卷，归老此林泉。

不为寻莼鲙，于公亦有贤。

南宋时，嘉兴辖内传于后世的藏书家明显增多，多为学者、名士，如岳珂、闻人滋、许棐、赵孟坚、卫湜等。

隐居于海盐广陈（今平湖广陈镇）的著名书画家赵孟坚以诗画藏书自娱，颇有闲情雅致。

他藏书很多，常常坐小船载着书籍琴弦和饮食餐具，迎着日出，挥毫作画，又于夕阳西下之时，于日下吟诗，有子固、彝斋等藏书印。

在两宋时期，藏书、著书、刻书常互为表里，在藏书家中，不乏藏书刻书兼具者。岳珂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岳珂藏书很多，这从他刻印、著述的书中可见一斑。

他为官之余，致力于典籍和古物收藏，曾到中原各地收集北宋文物典章，尤其是历代皇帝大臣的御笔和翰墨，编为《宝真斋法书赞》。除此，此书综合家藏的大量历代名人墨迹法书，汇集了从晋代到南宋的历代名人石刻、手迹。

《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甚高，“其间遗闻佚事，可订史传之是非；短什长篇，可补文集之讹阙”。

宋代刻书以赵、韩、陈、岳、廖、余、汪七家为最，岳就是指岳珂。《天禄琳琅书目·茶晏诗》将岳珂列为两宋私家刻书七大名刻家之一。他的刻书所就在嘉兴金佗坊家塾相台书塾内，其所刻诸书特别著名。

岳珂为保证刻本质量，严把每道流程，刻书必经广集并本、延请专家、确定校勘三步。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曾说宋时家塾刻本，“今所最著如岳珂之相台书塾刻《九经》《三传》”。

嘉兴籍清代文学家、藏书家钱泰吉在《曝书杂记》中对《九经》《三传》以及《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还指出岳珂刻印《九经》《三传》，以家中藏书为底本。岳珂家藏仅《九经》就有建本、江西本、越本、蜀本等。

岳珂还刻有自编《金佗粹编》《愧郯录》《桯史》等，特别是《金佗粹编》是他寓居嘉兴时利用家藏编撰，搜集前人著述、文献档案很丰富，是为其祖父岳飞辩诬之作。

岳珂自撰、辑撰刻本，后世递修、拓本等有不少传于后世，成为国家珍贵古籍，比如《桯史》《英光堂帖》等。

南宋藏书家卫湜也是藏、刻兼备。他以藏书、刻书为乐，自撰《礼记集说》刻印。两宋传世的刻书家还有卫樵、闻人耆年、张滋等。

特别是闻人耆年，他是宋代医学家，刻印的自编《备急灸法》，选入历代名医22则灸法，除孙思邈、葛洪有著作传世，仓公、华佗、徐文伯、甄权等都无著作传世，正是通过这本书，灸法经验才得以流传。在书中，他还绘制了11幅图谱，将各病症相关穴位标明。

两宋时，除了私人藏家以外，还有官府藏书，刻书更是形成了鼎足而立的官刻、家刻、坊刻等三大系统。

当时的嘉兴版刻盛行，嘉兴官府及儒学、海盐县官府、盐官县官府都有刻书传世，如南宋宝祐四年（1256）海盐县衙刻《澉水志》八卷，为宋代罗叔韶修，海盐常棠纂，周中孚题跋中称“叙述赅括，体例谨严”，《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冠以舆图”。

“刻书条件苛刻，既要有很好的刻工，又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嘉兴有这样的刻书家，这样的刻书氛围，可见当时嘉兴文化已经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了。”嘉兴市图书馆馆长沈红梅这样认为。

宋代佛寺藏书、刻书盛极一时，天宁禅寺、海会院、隆平寺、金粟寺等都以藏经著称。特别是海盐金粟寺，在北宋年间自制“金粟寺藏经纸”专供抄写佛经，名闻古今。

金粟笺用桑皮、楮皮加工而成，内外涂白蜡，又以药水濡染，这种纸精细莹滑，久存不朽，正是金粟寺享誉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叶恭绰曾在题跋中说，“相传浙中士大夫以其纸之佳，宋时即携取待尽”。

《金粟山大藏经》是以金粟纸书写，北宋熙宁元年（1068）由金粟寺广惠禅院发起编写的一部写本大藏经。目前，此经仍有不少残本流传，如国家图书馆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持世经》《阿毗达摩识身足论》《中阿含经》等都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宋代秀州惠云院刻《妙法莲华经》现藏台湾，这册梵夹装、宋刊小字本佛经，卷末有南宋秀州惠云寺僧人释德求的三则手跋，经文前，清代海宁籍金石僧六舟和尚题有，“秀州（嘉兴）惠云院宋刊妙法莲华经，道光己酉八月望前二日西湖南屏山净慈住山沙门六舟达受敬篆”。

藏书文化给城市文风以滋养

朱栏碧瓦照山隈，

竹简牙签次第开。

读破文章随意得，

学成富贵逼身来。

诗书教子真田宅，

金玉传家定粪灰。

更把遗编观得失，

君家旧物岂须猜。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曾以诗记录过那个时代轻财重书的藏书理念。藏书贵于聚财，士人把藏书当作重要的事情。这种藏书风气不仅让两宋藏书、刻书空前繁荣，也泽被后世。

嘉兴藏书、刻书之风，可说是其缩影。

嘉兴藏书家崇尚以藏书教育子孙、留传后世，希望以藏书惠及乡里，他们鼓励子孙和邑中子弟“守儒为准、守身为本”。

北宋时在嘉兴辖内有两位藏书家，一为海盐卫公佑，一为华亭卫公佐，两人都藏书很多，都有积极捐地办学的助学行为。

特别是卫公佐，个性慷慨，当时，邑中没有学堂，他和弟弟卫公亮、卫公望仗义相助。对于藏书，他有一种十分开放的态度，每次邑中有人来求书、借阅，他都慷慨以待。

陈心蓉和嘉兴南湖学院凌冬梅在研究藏书史时都注意到，两宋嘉兴藏书家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学者型藏书、刻书。特别是宋室南渡为嘉兴带来大批官宦士人，科举大兴，“嘉兴学者型藏书比较多，多是为了读书求学而藏书，真正为了收藏而藏书的不多。”

范蠡湖畔金明寺隔壁就是金佗坊旧址

发轫于两宋的嘉兴藏书、刻书对后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南宋时，嘉兴作为京畿之地，经济文化繁荣。特别是明代，嘉兴受益于运河，水路交通发达，经济和文化事业达到高峰。

嘉兴藏书、刻书高度发达。最大的民间收藏家项元汴出现在嘉兴，他不仅收藏传世书画，也大量藏书，他的哥哥项笃寿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他所刻《东观余论》字画精工，是清内府天禄琳琅藏书室的珍藏，他的儿子项德棻所刻《研北杂志》《避暑录语》《武夷新集》等都是精品。

谈及嘉兴藏书之盛，刻书质量之好，陈心蓉以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书林清话》所列的一组“明人刻书之精品”数据说明，全国26家，浙江15家，嘉兴占4家，“1629年前后，罗马传教士利玛窦的著作《交友论》首次翻译刻印就是在嘉兴”。

对那个藏书文化繁荣的时代，沈红梅颇为感慨，这种繁荣在明清达到鼎盛，延续至后世，“我们这里一直是藏书之地，藏书、刻书家很多，比如曹溶、朱彝尊等，比如海盐藏书世家张家近代还出了出版家、藏书家张元济。清代藏书、刻书最发达的是海宁，在全国都有影响力。”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所列清代500余位万卷以上藏书家，海宁就有11人，其实，这一数据尚未完全涵盖海宁超万卷的藏书家。

明代以后，嘉兴形成很多藏书世家。凌冬梅最大的感受是这种书香延续至今，“最重要的是读书、藏书的地方文化风气及藏书世家诗书传家的家风和精神传承。”

她近几年致力于女性藏书研究，明显感受到基于丰饶的读书、藏书土壤，这里的女性也有着很好的读书风气，往往参与家族藏书行为。特别是世家之间彼此联姻，女性会把娘家的读书、藏书风气带到男方家里去，还会进行两个家族的藏书交流，明清之际，出现如柳如是这样的女藏书家。

发轫于两宋的藏书、刻书之风，影响了后世的诗书传承，对嘉兴文风和教育产生直接影响。读书气氛好了，文风盛了，科考的人就多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同时，也保留了一地的文脉传承。

他们注重保留、整理地方文献。历代嘉兴藏书家编著、刻印私藏，高承埏《稽古堂丛刊》、胡震亨《秘册汇函》等不少大部头丛书刊印。

沈红梅作为《嘉兴文献丛书》副主编，对嘉兴先贤藏书、刻书感受颇深。《嘉兴文献总目》统计的近万种嘉兴文献中，仅史部，历代嘉兴人著述2600余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可圈可点。

他们收集整理古籍，潜心校勘辑刻，补阙订讹，藏书、刻书风气传承至今，对嘉兴文化带来很大影响。

“文风鼎盛，就连小镇都有诗派，比如梅里诗派。大量地方文献得以保存，离不开嘉兴历代文人的藏书、编著、刻书之功，比如三百年数代接续的《槜李诗文合集》。我们编辑《嘉兴文献丛书》，特别幸福，有这么多地方文献可供选择。”

嘉兴有开放的藏书态度，沈红梅以为至少从项元汴就开始了。

但追溯嘉兴藏书家，你就会发现，早在两宋就初见端倪。

卫公佐常将藏书开放给邑中人，南宋时的藏书家闻人滋也有着与卫公佐类似的藏书态度。他是秀水闻湖（今王江泾）人，与陆游曾同在敕局为书籍、文书删定官，精于小学，人称老儒，陆游称他“读经义衮衮不倦，发明极多，尤邃于小学”。他曾在嘉兴南湖畔建草堂，有《南湖草堂记》。

他藏书丰富，喜欢借给别人。对此，陆游深有感触，曾在《老学庵笔记》里说，嘉兴人“闻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过蔬豆而已。郡人求馆客者多就谋之。又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开豆腐羹店”。

他们有意识地征集、辑录文献史料。朱彝尊收集大量明人诗集，编《明诗综》，曾和同时代文人联名发起《征刻唐宋秘本书启》。他们认为保存古籍，真正使其起到作用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流通。曹溶有《流通古书约》，首次提出古书流通法，朱彝尊也延续了这一观点。

嘉兴市图书馆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嘉兴很多先贤在西学东渐中得风气之先，加之这里深厚的藏书土壤，浓厚的读书风气，为清末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打下基础。

沈红梅作为图书馆人对此非常自豪，“或许正因为嘉兴有开放的藏书态度，清末才在海宁这个私家藏书、刻书最盛的地方，出现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公共图书馆。”

金佗坊旧址

面对丰厚的藏书、刻书文化，在禾城文化复兴的当下，嘉兴如何继承发扬？

嘉兴历代包括藏书家、刻书家在内有多少收藏家？他们有何收藏特色，有哪些藏书、藏品，背后有什么故事？

不少学者认为，嘉兴正在重建天籁阁这一嘉兴收藏文化的重要标识，是否可以借此梳理、挖掘、展示嘉兴的收藏文化，了解那些藏家对后世的影响，对重点的藏书家、藏书世家，如项氏等可进行重点研究，有可能的话，再收集一些流落在外的藏书、藏品。

热爱嘉兴地方文化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最直接的传承是让先贤们保存下来的古籍真正活起来，用起来，让躺在博物馆里、图书馆里的文献“数字化”。

在传播手段上，则可以采用多媒体手段，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如短视频等，不仅传播知识，也要传承精神，让它们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这个工作，嘉兴文化工作者一直在做，他们正逐步将古籍整理影印出版，还建立了地方文献数据库，正在编辑出版的《嘉兴文献丛书》就是其中的代表。

发轫于两宋的藏书、刻书为嘉兴崇文厚德、耕读传家的风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因此才会有嘉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这种精神，不仅是爱书、藏书的书香精神，更是我们的先贤代代相传，尊重文化、守护文化，自发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担当。

2022年12月9日《嘉兴日报·江南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