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秦腔比作一个人的话，它便拥有着最朴素、又最具血性的魂魄。浓墨重彩、高亢激越，酣畅淋漓、一泻千里，秦腔在情感上没有太多的内敛，但却贴合着中国乡土民间勃发的生命力。所以，2019年秋季，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之际，又怎么能少得了秦腔这一渗透着华夏民族精神的剧种。8月的首都北京，西安秦腔剧院偕百年剧社易俗社、三意社晋京献礼，当传统戏《双锦衣》（上、下本）《火焰驹》掀起高潮，原创大戏《易俗社》《安国夫人》一一登场之时，最吸引我关注的则是新编秦腔历史剧《司马迁》。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初，剧作家郭启宏的京剧《司马迁》蜚声全国，而他开启了文人历史剧的滥觞。近年，北京人艺由熊召政编剧、任鸣导演的话剧《司马迁》也一再上演。无可否认，司马迁，这一距今2000多年中国皇权社会中的一个小小史官，之所以引得身后人不断书写、搬演的原因，不仅仅是在于司马迁被后人戴上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的冠冕，还因为与司马迁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部高峰之作——《太史公书》（又名《史记》）。但是，怎么将司马迁入戏，如何艺术化地表现这位缔造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真实历史人物，每一位创作者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这就需要作者在充分个性化的创作中通过咀嚼史料而深挖、提炼、想象、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这一个”司马迁。这一点，年轻编剧张泓应该是做到了。

陕西三意社出品，由张泓编剧、陈强导演的新编历史剧《司马迁》在凛厉的秦腔之下，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创作者不仅为我们塑造出了司马迁隐忍、苟活而又无比强悍的灵魂，还深入到了灵魂个体与个体的较量之中，来探究“这一个”灵魂的成因。

黑格尔曾经说过，心灵的冲突才是悲剧冲突的最高境界，秦腔《司马迁》通过《廷祸》《抉择》《归乡》《论道》《廷辩》《应诏》六场戏，看似铺排的是专制皇权之下，司马迁因为李陵之祸导致的君臣对垒而引发的人生悲剧，实际上却是表现君与臣两个灵魂的碰撞，以及文人在非常情境之下为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所经历的心灵痛苦与抉择。的确，这是一台君臣大戏，但其背后映射的则是千百年来竖立在中国传统文人心中的“道”与“势”的冲突。编剧在剧中发问：当“道”与“势”出现冲突时，文人究竟是应该失道还是守道，以及如何守道。甩开历史的羁绊，编剧带我们进入到司马迁个体的精神世界。

作为文臣的司马迁，大胆直谏是他的职责，所以，在李陵被俘的边关急报后，司马迁据理力争，为李陵求情，却触怒龙颜被打入天牢，这只是因为司马迁谨守自己心中的“道”。而汉武帝呢？作为一国之君，朝堂之上被臣子忤逆，威仪扫地，又怎能忍受？此时，两个独立个体都在自我意识主宰的范畴内作出自己合理的行动，矛盾出现，冲突展开。作为士、作为臣子、作为史官的司马迁最值得敬佩的是屈辱地却又无比强悍地完成了留存千古的《太史公书》，可这又怎能无视“势”的代表——汉武帝呢？自古以来，视臣子为“器用”是君王普遍的思维，但对贤臣的爱恨交织也是君王的宿命，这是一组挥之不去的矛盾。所以，《司马迁》中的汉武帝是摒弃脸谱化的汉武帝，在司马迁身陷囹圄之时，他会面对孤灯、长夜难遣，一句“君颜难堪”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君与臣，两个各自秉持自我意识的强悍灵魂遭遇着交锋。

如果说，在《廷祸》一场中，司马迁和汉武帝的冲突还是外在的，那么从《抉择》开始，二人的碰撞则渐转向内在，戏曲最大的优势即表达人的内心情感，在这里，两个强悍的人卸下了自己外在的“盔甲”，隔空对话，又好似面对面促膝夜谈。全剧中，《抉择》与《论道》前后呼应。把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展露在观众面前。

狱中的司马迁，依旧秉持着守死善道的信念，这是作为一个文人的信仰。但是作为史官的司马迁选择死又何其艰难？因为他身肩父亲的遗志，因为他有修史的志向，《太史公书》（《史记》）承载的实际上正是司马迁文人之“道”、史官之“道”。于是，在选择死还是活这个问题上，司马迁增了一层煎熬。他想死但是又不能死，他欲活但是又违背了文人起码的尊严，进退两难之间就是司马迁人生的大痛，也是此戏的精彩所在。司马迁是不同寻常的，他用身心泣血选择了苟活，选择了隐忍，来成就他自己。一个真正强悍的人，不是手握权柄之后的挥剑方遒，而在于跌至谷底之后精神上的执著与坚守。司马迁在他作出选择的时刻，作为“人”的脊梁也挺立了起来，虽然他是屈辱的，但向死而生，用苦难来成就自己，则是他留给中国文人、以及所有中国人的万丈光芒。

而汉武帝呢？也并非脸谱一面。求贤与弃贤仅在一念之间，后悔和犹豫也时时咬噬着他的心，壮心不已的君王面对自身的衰老，面对贤良的寥落，孤独感骤升，那个敢于顶撞你的人原来恰恰是你难寻的知己，此刻，他也会发出“司马迁你在哪里”的呼唤。《论道》一场中，二人在宁静的夜晚寄托一弯弦月，打开心扉，相互反思。原来，汉武帝也曾试图补救他的鲁莽决定，而司马迁宁肯承受，毅然选择了常人所不能忍的宫刑，只为求得心灵的独立。实际上，此刻这部作品中司马迁的人格才算真正圆满。原来藏在司马迁躯体中的文胆与“道”不仅千金难换，而且并不会因为汉武帝的刀落而泯灭，文道至上的司马迁似乎在王道面前占据了上风。然而值得深省的是，以悲剧为终结就是司马迁高贵人格的代价。

《论道》最令人击节叫好的高潮段落是，一场关于文道与王道的平等论辩在君王与臣子之间展开，原来两种意志没有什么绝对对错，在两条轨道上它们均具有合理性，或许没有执念什么都可以和解。然而，它们终究是两条道上的两驾马车，不可调和。因为司马迁是谨守信念的文人；因为汉武帝是心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王。所以，尽管汉武帝也被司马迁深深折服，尽管二人的灵魂开始惺惺相惜，但注定君王与臣子的矛盾是难以和解的，这正是司马迁的宿命。恩格斯曾经说过：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实现”的矛盾，任何一个本着“历史的必然要求”与世抗争的人都要经受“要求实际上不可实现”所带来的精神痛苦，是皇权造就了司马迁与汉武帝的冲突，而“活人”还是“活文”是司马迁的人生喟叹，实际上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年轻编剧张泓在这部历史剧中浸透着自己的人文思考。可惜的是，全剧以《应诏》作结，终以二人的和解收场，在一定程度上对主题有所削弱。

一部历史剧怎样写才能引人入胜？创作者的思考是，不对史料进行锱铢必争，而是在人物和人物情感之中求得自己的一方天地。笔者以为，这种历史剧的创作观是正确的。当然，不得不提这部作品的剧种载体——秦腔。导演陈强坚守剧种本体的创作方向，以一生一花脸为双主角，透过秦腔本身的唱腔特色，让两个人物复活，让他们成为生长在陕西土壤里活生生的人。两位年轻演员均在自身行当内很好地驾驭了人物性格，扮演司马迁的演员李康定运用髯口、甩发、倒僵尸等秦腔技艺来表现司马迁这个人物内在的坚韧、痛苦与抉择。而扮演汉武帝的杨力更是将秦腔花脸高亢、霸气、裂帛一般的唱腔运用在人物塑造上，上述因素共同成就了这部作品的品质。

最近几年，陕西在历史剧创作上可谓佳作频出，曾经一部《关中晓月》就令人印象深刻，而如今的《司马迁》同样令人眼前一亮，因为它们都透过大历史写出了“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