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俊斌

关键词

敦煌、飞天、艺术价值

敦煌飞天（敦煌飞天仙女图）

正文

“飞天”是敦煌文化中经常出现的形象,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在某种程度上说,她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标志性的符号,不仅是敦煌艺术的某种创造性的表现,更是中华艺术文化在敦煌这块土壤上所结出的健全果实。敦煌飞天跨越时间长、保存完整、数量最多、风格最典型。

(一)敦煌飞天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

飞天这种形式的产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生在佛教艺术里,但是却又超越了佛教内容,具有浪漫主义风格。人类在生产力刚起步的情况下,就渴望离开大地的束缚,到无限广阔的天空中遨游。这种理想主义的幻想,鼓舞、激励着先民们进行奋斗,给他们以抚慰和愉悦,并且代代承传下来,积淀在文化传统的深层,成为一种激励与愉悦人们的精神力量,因此,当佛教造型艺术的飞天传来中国时,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民族心理中的飞翔天宇这一理想的适合载体,在本土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获得了根基。

古代画师们用“飞”表示他们的精神解放,用“飞”倾吐他们千百年来被压迫、被屈辱、被歧视的心声。从另一点来讲,他们创作飞天在空中飞翔,象征着人类征服自然、驾驭宇宙空间和对未来、自由、和平的向往追求,也象征中华民族昂扬奋进的精神,其美学基调是积极向上、洒脱、开朗、乐观的情趣,是一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

(二)敦煌飞天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敦煌壁画艺术中的飞天等妓乐形象不仅有佛性的因素、中华艺术线描技艺之功,以及衣服的华美质感等,更主要取决于源自本土文化的哲学根源,即“天人合一”的思想底蕴。“天人合一”在中国正统文化占主导地位,亦即视天道与人道、天与人、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可以达到本质上的统一与协调。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儒、道、墨诸家都对人与自然的合一观点具有惊人的一致,即使是东渐而来的佛禅亦深深揉进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敦煌飞天也出于此。“飞天”的形象经历了由神到人、从天上到人间的清晰线索,“不仅仅”是审美意识的变化,也是哲学观念的演进——人们对‘天’的认识由朦胧到清晰,逐渐加深,宗教崇拜日趋淡化,改造与服务人间社会的世俗需求日益强烈,随之而来的是现实与理想的结合更加紧密,这正是‘天人合一’观念在艺术上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在天人合一哲学根基上升腾起来的敦煌壁画艺术所表现出来的“飞动之美”,正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情调,从而成为敦煌艺术的代表和象征。

(一)敦煌飞天的形体之美

值得注意的是,飞天的形体造型是随时代和审美观的转移而变化的。西魏时期敦煌飞天脸型削瘦、身材修长、动态轻盈、飘逸。在当时这是一种广为流行的造型模式。到了唐代,随着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的繁荣,敦煌飞天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的飞天造型由西魏以来的“秀骨清像”特征,逐渐发展成为张僧繇“面圆体丰”杨贵妃式唐代美人丰腴圆润的风格。

这个时期的飞天,比例准确、体态丰满、线条流畅、色彩华丽。莫高窟172窟飞天,是其中的典范。她那丰腴柔美、婀娜多姿的体态,伸展自如、灵动优美的舞姿,把女性柔美的形体,表现得尽善尽美。

(二)敦煌飞天的飞动之美

飞动之美是构成敦煌飞天特征的基本因素。飞天艺术不同于一般的佛教造型艺术的重要特征在于,它要表现的是人物的飞动和飞动中的节奏、韵律。它与静止肃穆的佛像形成对比,动静结合,它使洞窟原有森严、呆板的格局得以缓解,在视觉上得到调和、平衡,使洞窟富有生气。

“敦煌人像全是在飞腾的舞姿中,人像的重点不在体积而在那克服了地心吸力的飞动旋律……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展卷飞舞,便轻盈飘渺地翱翔太空。正象我国诗人李白咏飞仙诗所说: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

飞天艺术牵涉到很多绘画技法的问题,敦煌飞天表现技法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的壁画技法;一是西域传来的表现技法。从西域传来的天竺凹凸法,即以明暗晕染表现主体感。这种方法从阿旃陀传到敦煌,已经有许多变化,但以肉红色涂肉体,以赭红晕染眼眶、鼻翼和面部四周,使明暗分明,最后以白粉涂鼻梁和眼球,表现高明部分。

中国传统的色晕法,方法简单,与印度凹凸相反,只在面部两颊及上眼睑渲染一团红色,既表现红润色泽,又有一定的立体感。色晕法起自战国,西汉已很成熟。五世纪末进入敦煌壁画,与西域明暗法并存近百年,至六世纪末的隋代,才融合中西为一体,以色晕为主,又有明暗渲染,至七世纪初的唐代形成崭新的中国立体感表现法。正是由于两种风格的相互影响融合才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特的风格,使敦煌的飞天更加神采飞扬、灵动轻盈的飞翔于佛国的天堂,丰富了中国的绘画技法,展现了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