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著名的黄老道家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最早明确收录此书的是《隋书·经籍志》，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即姜太公吕望。但是自宋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从此书的内容，文风及近年出土文物资料等分析，可大致断定《六韬》是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典籍。全书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有关战争和各方面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战略论和战术论。

《六韬》在历代的著录中，篇目不一，版本多有变化，流传的版本，大体上有三个系统。

(一)《武经七书》系统版本

《武经七书》是宋神宗时朝廷为适应武举考试的需要而编定的。依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记载：“元丰三年(1080年)三月，诏校订《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板行之。”卷三百四十一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十一月，国子司业朱服言：承沼校定《孙子》、《吴子》、《司马法》、《卫公问对》、《三略》、《六韬》。”朱服、何去非等多人编定《武经七书》，一共刊刻了三年的时间，关于《武经七书》校订的总目，其中包括《六韬》六卷，据《宋史•选举志》记载：“以《六韬》非全书。”因为编写七书的目的是武举选拔，校订者何去非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篇数减少到六十篇，篇目重新调整，去除原文中的糟粕成分，成为文字简练、内容精良的今本《六韬》。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云：“今本《六韬》与《群书治要》所载异，已非汉、隋、唐志之旧，而为宋元丰问所改定本。”

此次以钦定的方式确定《武经七书》为武举考试的内容，标志着先秦兵书的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从宋代至清初，武经本在兵学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武经七书》本《六韬》，就是今本《六韬》。从《武经七书》本始，至今有二十多种存世版本，在此只介绍主要的几种：

1、坊刊本朱服《校正武经七书》本《六韬》

坊刊本《六韬》原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卷首有国子司业朱服之奏文。该版本《六韬》无注，版面较窄，每页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五字，正文大字单行，所用多俗体字、简化字、自造字，漏刻、多刻、空行处时有出现。通过有些字对宋钦宗赵恒之避，推析出此版本刻于北宋末年或南渡之初。

2、南宋孝宗时官版《武经七书》本《六韬》

此书就是今天通行的《宋本武经七书》之刊本，流行甚广、影响甚大。原为清陆心原皕宋楼所藏，1906年日本岩崎弥之助将皕宋楼藏书全部购买，故此书藏于东京静嘉堂文库，此本刻工甚佳。1935年，上海涵芬楼影印《续古逸丛书》，将东京静嘉堂宋刊《武经七书》影印出版，题为《宋本武经七书》，从此，该版本流传至今。陆心原阅读该书后，在《宋刊武经七书》跋中写道：“宋椠本。每页二十行，每行十九字，版心有字数及刊工姓名。殷、徽、贞、恒、警、敬、完、构、让、慎，皆缺避，当为宋孝宗时刊本。”从陆氏题跋中可以看出此刊本的时代，该版本版式较宽，字体清楚，无注，但也有纰漏之处。

3、《施氏七书讲义》之《六韬讲义》

施子美的《施氏七书讲义》，一共四十二卷，包括《六韬》六卷，此书对原文的篇、章、句都有解释，并引用其它文献如《老子》、《管子》等进行注释，兵书之间亦相互引证。作为对《六韬》的全面解释，施氏实属首次，所以朝廷把它作为武士的教材讲义。施氏言前人所未言，填补了理论空白，完善了军事理论体系。故此书对后世兵学有很大的影响，是《六韬》研究者较宝贵的参考资料。

4、《武经七书直解》之《六韬直解》本

明代刘寅注解的《六韬直解》六卷，字意简洁，前有篇目提要，然后字解与句解相结合，以史实印证，是《武经七书》本中的佳本。现存有明洪武三十一年稿本和成化二十二年保定知府赵英刊本。

(二)出土文献本《六韬》

《六韬》版本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地下出土的竹简残片，目前有四个版本最为重要：

1、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六韬》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中有《六韬》残简，简本中七篇与传本《六韬》相应，其余七篇分别为《吕氏春秋》、《汉书》、《群书治要》、《北唐书抄》、《太平御览》所引录《六韬》佚文及佚篇，此次出土的竹简为研究《六韬》的篇章结构、流传情况、成书年代提供了新的资料。《六韬》疑为伪书之风延续了几百年，考古资料的出现否定了以前不正确的说法。专家推断此墓葬的时间应该为汉武帝元狩五年，即公元前118年，竹简的书写年代应早于墓葬时间，因为竹简并不避讳汉初几个皇帝的名讳，例如：竹简中出现邦、恒、启、彻等皇帝的名讳。地下出土文献有力地证明了此书在西汉以前就广为流传，其成书年代必在先秦战国之时。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对外公布了《六韬》竹简的照片、摹本和释文。计有竹简146枚，2100多字，四个篇题。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六韬》的问世，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2、河北定县出土的《太公》竹简本

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了《太公》竹书，《太公》书的出土对研究《六韬》有重要的意义。此次出土的《太公》竹简，共发现《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仪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卅》等十三个篇题。还有一部分写有“武王问”或“太公曰”等字样，但内容不详，有的句子为唐以前文献所引用，有的称引自《六搜》，有的称引自《金匮》。从出土的竹简来看，《太公》的篇目应当不少，佚亡的也很多，竹简上有的只有题目，未见内容，由此看来，竹简本比今本内容要丰富得多。其汉墓竹简大约在公元前55年，这为《六韬》在汉以前就流传提供了新的证据。该本释文正式刊布于2001年第4期《文物》。该残简144枚，1400多字，13个篇题。文字虽然不多，但对研究《六韬》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3、唐写本《六韬》

即敦煌写卷中的唐人手抄本《六韬》残卷，共存二百零一行，其中一行存半个字。二十个篇目。原件藏于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该版本是最早的纸写本《六韬》，极为珍贵。

(三)《六韬》辑佚

由于《六韬》在流传中增删严重，今本《六韬》已非本来面目，要想了解原貌，理清其发展的脉络以及演变的历史，《六韬》佚文的辑录最为重要。清代学者做了大量的辑佚工作，他们从各种古籍中找出今本《六韬》散佚的内容，将其汇集起来，这些辑本对研究《六韬》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较有代表性的有孙星衍所辑录的《六韬》佚文一卷，他在序言中说：“今《意林》、《通典》、《文选注》、《太平御览》诸书所引《六韬》不在本书者甚多，如武王伐纣为父报仇及太公射丁侯之属，宋之迂儒疑其文义不纯，加之删削或即元丰刊七书时为故，唐人及宋初人尚引全书也。”说明了孙氏从大量的类书中辑佚《六韬》的情况。晚清谭献《复堂日记》亦云；“《六搜》虽不出太公，要为古籍。精密深至，古制古言，可窥寻也。兵家传授，或有损益，故孙氏辑刻佚文，见于唐宋类书，繁简不同，而益可征言。”古书在流传的过程中，损益情况时而有之，要想窥寻源头，辑录佚文是极为重要的。

汪宗沂所辑《太公兵法佚文》(清光绪五年即1879年辑)一卷，共七篇，有清光绪中桐庐氏刊本及上海文瑞楼1913年石印本。汪氏从大量文献中辑录出《太公兵法》佚文，因《太公兵法》与《六韬》都属于太公系统，在辑录与研究中应该充分注意。汪氏云：“兹之所辑，先区条例，日《说苑》引《太公兵法》，日《大戴礼》引《周书》，日《皇览》、《意林》引《金匮》、《阴谋》，日《左》、《国》、《史》、《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