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的光景,一提到“百万富翁”,谁都知道这指的是江西吉安的周扶九。据说他的钱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数额。当时他的房屋、店铺、工厂、盐田遍布湘、鄂、皖、赣四省,甚至他还投资了铁路和水电,真可谓是名噪一时。
一吊钱是多少(一吊钱是多少两银子)
25张盐票起家
周扶九原名昆,字泽鹏,号凌云,吉安县高圹店下新屋村人。清道光辛卯年(1831年)出生在一贫苦农家。父亲为人老实,靠租种几亩薄地为生。
周扶九自幼聪明机警,其父便送他读了几年私塾,也算能粗通文墨。16岁那年经同族人介绍,荐往湖南湘潭周永孚笔墨店当学徒。周永孚笔墨店是店下村周福田、周星垣开设的,资本雄厚,当时在赣、蜀、滇、桂、粤、湘、鄂、皖八省都设有分店。
周扶九在学徒时吃苦肯干,并且能很好完成店主交办的事,三年之后,便登上了先生台阶,更受店主器重。22岁便被派为驻广州庄客,全权处理一切经营事宜。
1850年爆发太平天国运动,两年之后节节胜利,清军望风披靡。“周永孚”放账很多,店主写信给广东的周扶九,要他赶快收回账款回湘。周接信后,不敢怠慢立刻追账,除收现金外,凡是值钱的东西,票单一律折价收取,因此附带收到25张盐票。
当时盐票价值低,一张只抵20两银子,而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可抵500余两。不料等周回湘结账时,盐票已跌得没有价值可言,结果受到店主斥责。周扶九不敢申辩,愿意赔偿,请求店主从自己工薪中扣除。店主只好说:“既然如此,那25张银票就归你了。”周扶九把盐票带回家,也没当一回事。
谁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1865年曾国藩任两广总督,命令恢复盐票,盐业官督商办,宣布凡持有湘、鄂、皖、赣盐票的,按照每年春纲秋纲,一年两运,无票不能运盐,因此盐票大有起色。
周永孚店老板看到盐票又起作用,便要周扶九把盐票拿回来,再商量合理解决办法。周扶九当即回家取票,不料出门时盐票漏在床底下,回到店里打开包袱一看,盐票不翼而飞。不管如何解释,周永孚店老板认为他欺骗失信,于是借故将其开除。
周扶九失业在家,只好靠摆摊维持生计。一天,他妻子谭氏打扫房间,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卷字纸,便随手放在针线篓里。周扶九回来一看,竟然是丢失的盐票,喜出望外。于是写信给周永孚店老板表明心迹。店老板收到信后,考虑到时隔太久,且已经将人开除并扣了薪水,再要回盐票也不合情理,便客套一下作罢。
周扶九见店主如此态度,便心安理得地把盐票拿出来租了。租运一次每纲获利七、八百元,最后涨到四千多元,直到每票值一万五千元之巨,不过数年时间他就腰缠万贯。
于是周扶九不再出租盐票,改为自己运盐,在1868年-1875年间,先后在扬州建立“裕通和盐号”,后又兼营钱业,先后设有湘潭的裕通源钱号,常德的德裕孚钱号(后改为“裕通恒”)和裕通和盐号,吉安的裕长厚、裕通两家钱号和天益当铺。
又过了几年,周扶九在汉口设立裕德厚、裕茂隆钱号,在长沙设立裕恒益钱号,在南昌设立裕厚昌钱号、裕康盐号、裕厚隆纱号,在赣州设立裕盛隆钱号(后为德康钱号),在上海设立裕大钱号、捷安轮船公司、德丰米厂,在九江设立裕丰厚钱号……后面又把扬州的总号“裕通和”迁至上海盐师路长春里时,改名为“裕记”总号。经理前后有周德毓、周声高、周子钟、王光兰、周献章等人,大多是周扶九同族本家。
赶着发行纸币的好时机,周扶九的每家钱号都可发行一吊钱一张的花票,因为携带方便,他的钱号发行的花票可值数千万吊,因此他能在数十年间便坐拥三千多万元巨款。
处世刻薄视财如命
周扶九自奉简朴,传说他一生不穿绫罗绸缎,皮毛狐裘,从未吃过山珍海味。虽然已是富甲四省,仍是布衣布鞋,出门走路。在上海时人家劝他外出雇车,他说:“这么宽敞平坦的马路,还要坐车,岂不可惜。”
有一次,周扶九经过海宁路,有人向他借钱未遂,便用石灰将其一只眼睛打伤,从这之后才买了一辆人力车。
据说,他还请人用檀香木雕刻了一条鱼,蒸煮熟成黄色,每天吃饭时用盘子盛上桌面,进食时用筷子点着木鱼对妻子儿女说“有鱼(余)、有鱼(余)啊,尝(上)尝(上)!”
在洪都府为重建江西万寿宫的庙宇时,答应捐献二万元,可是实际上只交了一万元。
他还在吉安办过一家凌云工艺厂,拨款五万元。该厂是将县里孤儿招收起来,以工代赈,教他们学做木、竹、藤器一类的东西。后来因为负责人不善经营,又从中舞弊贪污,致使资本亏蚀,剩下一半资本被周收回。
死后奢侈子孙败家
周扶九身形魁梧,脸方鼻高,两眼精光四射。他一生喜欢奔波操劳,加上没什么不良嗜好,1920年才于上海逝世,享年90足岁。当时丧事办得极其奢侈,在上海盐师路长春里开吊达七天之久,送来挽幛挽联两千余幅。
周家在外省的各店号都派有专人收受,亲戚朋友送来祭奠礼品,随时回敬描金饭碗几只,毛巾四条,素饼几盒,灰色或白色薄绸二尺至六尺不等,还发给送礼物的脚夫现金二成,其回仪的多少,按所送的礼品价值而定。
出殡当天更是盛极一时,执绋者有来自各省的亲戚朋友,上海市商会和工商业公会、团体、大中小学生、市里各机关、军警、各国侨民、中西乐队、西藏喇嘛僧、和尚道士一应俱全,送殡的汽车、马车、人力车长达三四华里。
所过街道马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凡非送殡车辆,一律禁止通行,由周家包偿营业利润。沿街商铺与住户,凡和周家有交往的,就在门口摆祭,路街祭完,即散发素饼、毛巾作为回敬。
抬周扶九灵柩的两副龙杠,是从北京租运来的,为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出殡时所用过的。扛夫是蒙古人,也是从北京雇来的。随行人员久经训练,脚步整齐,所穿衣帽服装都是清室皇宫那套,可谓穷奢极侈!
出殡也就是摆阔气显威风,只是在上海几条大街上转转,次日,灵柩便用专车运回江西吉安老家。起先葬于高塘乡乌石榆树下,后改葬于庐山莲花峰。据说,那次丧事花费三十多万元,办事人员趁机大捞油水,周扶九子孙无一精明能干,只能听之任之。
周扶九发迹之快和败家之速,均属罕见。他妻妾三位,子女六人,孙五个。长子次子虽已婚配,但都早离人世。三子从小夭折,四子周徽阁是河南省捐班候补道,未曾到任。五子周锡藩,做到七品京官,经常寓居北京,巴结清朝肃亲王,送礼聚赌,先后耗财一百多万元。只有六子佐理家务,后因其五岁独子被盗匪绑架,忧郁成疾也离开人世。
周扶九管教子女颇为严格,但无奈后人不贤,吃喝嫖赌,大肆挥霍。各房子孙背着周扶九捏造招牌,扯用大宗款项,包认重息。各号经理也怕得罪少东,狼狈为奸,如此以往,家业自然慢慢衰败。
可惜一代商业巨子,却昙花一现。如电光石火般,消失在江右商帮的灯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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