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西方唐史研究概观》，《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张海惠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83-110

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的《唐朝的创建》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Fall of Sui and Rise of T’ang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的《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时代》 The Life and Timesof Po Chu-I 772-846 AD。

1956年谢和耐的成名作《中国5至10世纪的寺院经济》

1966年崔瑞德在英国最知名的主流史学杂志《古今史刊》（Past and Present）上发表了＂7到10世纪的中国社会z论敦煌文书及其意义”一文，指出在学界意识中他的两部代表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域外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 A Study of T’ang Exotics）和《朱雀：唐代文献中的南方意象》（Vermil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60年代还产生了两部重要的唐五代藩镇的研究著作，一部是王屡武（WangGungwu）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另一部是1966年查尔斯·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在华盛顿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安禄山反叛之后东北地区的藩镇割据》（The Autonomy of the Northestern Provinces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一是1973年出版的论文集《唐代概观》（Perspectives on T’ang,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二是由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ristory of China）的第3卷，即隋唐史卷。

比如崔瑞德的论文“唐代统治阶层的组合以敦煌文献中的新证据为中心”（The Composition of the T' ang Ruling Class: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根据贞观氏族志等材料提出唐代社会精英分为全国性郡望和地方郡望两个层次的观点，对日后唐宋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都有影响气彼得森的“中兴的完成论唐宪宗和藩镇之关系”(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Emperor Hsi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第一次对宪宗厘定藩镇问题的政策和行动做了综合性的探讨。

麦大维的“八世纪中期的史学和文学理论”Historical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Mid Eighth Century

崔瑞德的“唐代藩镇自主的各类型态”（Varied Patterns of Provincial Autonomy in the T'ang Dynasty)里面作者认为唐代后期的地方行政，大致可分为四大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其相应的藩镇类型。这四大区域即河北、西北、河南北部和以江淮为代表的南方地区。河北基本呈现自主（autonomous）状态，但河北诸镇皆有各自的利益，整体上难以形成对朝廷的致命威胁。西北边防重地，但财政上却仰赖中央供给，军事上则受禁军的制约。河南军事化严重，但处于河北独立灌镇和朝延直接控制地域的中间地带，兼有拱卫唐朝核心地带和监督槽运之使命，但性质很不稳定。江淮则是唐廷控制最有效的地区，而且是财赋来源，所以对于唐朝来说，江淮动荡所造成的威胁远比河北藩镇的割据来得致命。这篇文章在这些分类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唐后期地方行政传统出现多样性，这一点在南方尤其明显，为后来十国时期的多样化行政系统打下基础。应该说这是关于藩镇和地方行政关系分析的最具洞察力的文字之一。

另一篇文章是佩里和史密斯合写的“西方唐代历史和社会研究综述”（A Bibliographic Note on T'ang History and Society），对7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的唐史论著做了很系统的介绍。

史丹利·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又译作斯坦利·温斯坦）的《唐代佛教》（Buddhism under the T ’ang),蒂莫西·巴雷特（Timothy H. Barrett）的《唐代道教》（Taoism under the T ’ang）和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等

除了前文提到的崔瑞德在《唐代概观》中的论文，郝若贝1982年发表了甚有影响的长文“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假说就是从唐代到两宋，中国的社会精英的主体经过由门阀（Aristocracy）到职业精英（Professional Elite）再到地方精英（Local elite）的转型

关于唐代科举的性质和意义，崔瑞德在《中华事功阶层的诞生:论唐代的官僚集团和科举》（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Meritocracy: 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的讲演中作了阐述30。他提出修正陈寅恪关于武后时期唐朝的科举制造出新兴的精英阶层的观点。认为以进士科为中心的科举制度在影响政治精英的构成方面影响很有限，至多只改变了宰相等最高阶层官僚群体的构成。相比之下，门荫依然是最主要的入仕途径，唐代也仍然是个贵族社会。真正开始挑战门阀对仕途的垄断的是唐代后期的盐铁等各类使职下的招辟制度，才让出自寒门的人士有机会显露头角。

1988年韩裔学者李若善(John Lee）在《唐学报》（T’ang Studies）上发表了相当有见地的文章“792年的龙虎榜：唐代历史上的科举”（The Dragons and Tigers of 792: The Examination In T’ang History) ，文章通过对贞元八年在陆费门下及第的韩愈、欧阳詹等人生握的分析，提出唐代进士科的实质并非提供仕途的保障，而是重新调整了朝延和门阀的位置，使后者日益依赖于前者，虽然进士科本身仍是一种门间内部的选择。同时李若善又用792年及第的欧阳詹为例，指出唐代科举造成的流动与其说是社会阶层的，不如说是地域的，使原本偏远落后的南方区域也能通过科举整合到国家的结构中去。

查尔斯·巴克斯（Charles Backus）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 ’s Southwstern Frontier）和自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的《中亚的吐蕃帝国：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和唐帝国的争霸史》（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 Turks, Arabs，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

他于1985年出版的《玉吊之奠：唐王朝正统化过程中的仪礼和象征》（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是西方第一部全面探讨唐代祀礼的专著

从贞观和显庆礼的编篡，郊祀、宗庙、明堂、陪陵等制度的实践，魏侯玮分析了唐代前期各种国家支配下的礼仪在强化其统治理念方面所具有的功用，并指出随着政治活动领域的扩大，唐朝必须要通过这些礼仪系统来重新界定天子与天下的关系，制造臣民对唐代帝室的认同感。在课题的讨论上此书深受到日本学者尾形勇（Ogata Isamu）和金子修一（Kaneko Shuichi)研究的影响，而在分析的方法上又借用了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和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等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观点来说明唐代政典中礼仪系统的文化和政治内涵。这部著作出版后不仅影响了北美学界对中古礼仪的研究，稍后也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注意，比如日本唐史专家妹尾遣彦（Seo Tatsuhiko）发表了长篇的日文书评。魏侯玛的著作显示了他的学术眼光和未来发展的潜力，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此书出版后一年，魏侯玮因病中年而班，这是北美唐史界的一大损失。

在思想史方面，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韩愈与唐代的大一统努力》（Han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迄今仍是英文中惟一的一部对韩愈生平和在唐代思想文化中的角色做较为全面叙述的著作。

和陈寅恪类似，蔡涵墨强调了韩愈在唐宋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意义，认为韩愈的思想具有一种近似道学家般的系统和一致性，在对儒学资源做重新厘定的过程中建立起新的圣人观和政治视野，并在实践中加以身体力行。此书出版后，麦大维写了长篇的精彩评述“韩愈：另一种面相”（Han Yu:An Alternative Picture），文中麦大维强调必须把韩愈的思想和行为放置于中古特殊的文化政治语境中来解释才能更贴近真实而复杂的面相，而非像宋以来儒学系谱中塑造的形象那样将韩愈在政治和思想中的作用人为地放大。麦大维评论中特别精辟的一点是指出“韩愈生活的时代，人们对包括哲思和学术在内的各种活动所采取的态度是将其高度区隔开来，各有各的方式，这些区隔由非常僵硬的界限固定下来，这些界限的存在可说是中古时代的特色。”

张广达中文评介

90年代初以来出版了多部英文的唐代思想史著作中，对东西学界产生影响比较显著的当属1992年出版的包粥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SungChina）一书45。《斯文》最有特色的贡献，一是指出了从南北朝到两宋，文化精英“士”的价值系统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的转变，即从南北朝到唐代前期所强调的广义的、包容性极强的“人文”传统过撞到唐后期由古文倡导者及儒学思想家提出的“以文载道”的观念，再到宋代二程等思想人物强调的以道学修养为主体的价值标准。二是指出了作为社会政治精英的“士”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这种不同的内涵既是上面提到的价值标准转移的结果，也和中古到两宋社会精英的结构性变化直接有关，甚至可说是与这种变化相对应。包粥德第一个方面的贡献不妨说是将40年代郭绍虞从中古文论研究中得出的文评标准变化的三个阶段加以巧妙放大，使之具有涵盖整个中古精英文化观念变迁的解释作用。而第二方面的贡献则是首次自觉地将这种精英价值变迁的脉络和80年代以来西方唐宋社会史研究中对唐宋社会精英变化性质的假说相结合，尤其是从文化的角度为郝若贝和韩明士（Robert Hymes）等著述中的论断提供说明。

除了《斯文》之外，巴雷特的《李翱：佛徒，道徒还是新儒学之徒？》（Li Ao: BuddhistDaoist, or Neo-Confucian？）、陈弱水（Chen Jo-shui)的《柳宗元和唐代的思想转变》（Liu Tsung-yii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 773-819）、安东尼·德布拉西（Anthony Deblasi)以权德舆为中心的中唐文化观念的研究、丘慧芬（Josephine Chiu-Duke）对陆费政治实践的研究等等46，都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来对中唐思想文化变迁的一些特殊而重要环节做新的定位和考察。比如陈弱水通过柳宗元来说明唐代乃至整个中古社会，士大夫大多拥有内外两重价值系统或世界观，儒家的政治规则和话语的释道所代表的个人宗教追求不仅并行无碍，而且也为他们的政治文化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不同的资源。陈弱水的这个概括元疑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大维的认识颇为相近。德布拉西的《持平之变：中唐文化观研究》(Reform in Balance: The Defense of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则强调权德舆这样的士大夫文化和政治理念在中唐更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并不过于激烈，但却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完整性和平衡性，被后来的思想家视作相对立的观念往往在权德舆的价值系统中颇能和然共处。在中唐的困境下他们提倡的是一种将唐代前期就形成的文化旨趣和中唐的改革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理念。

麦大维的“论唐代宗的葬仪”（The Death Ritualof Tang Taizong）是一篇涵义丰富的研究捕。现存唐代皇帝的葬仪资料中，代宗的资料保存得最为丰富完整。麦大维通过解析这些文献，尤其是颜真卿《元陵仪注》，指出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朝官为增强新皇帝德宗的威望和权力交接的稳定而设计了一套葬仪。这套葬仪以儒家理念为精神，以刻板而奉古的形式，强调了皇帝和外朝官僚而非皇亲的关键角色，以及在国与家之间，皇帝应该首先以天下为家的理念。葬仪的设计使德宗可通过一系列表演性的仪式而在朝廷众臣面前展现他作为合法继承人的道德质量。麦大维同时推测，在葬礼施行过程中，这套仪式由于表述和形式上的局限，也为对唐廷深具影响的佛教等宗教提供了渗透的机会。

奥立弗·穆尔（Oliver Moore）的《唐代选举的礼仪：王定保（870 940）的〈唐摭言〉研究》（Rituals of Recruitment in Tang China: Reading an Annual Programme in the Collected Statements by Wang Dingbao[870-940］）是科举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著作49。该著以《唐撩言》这部记载唐代科举制度的最为重要的笔记为中心，首先对王定保编撰《唐搪言》的背景以及这部笔记的资料来源做了梳理，接下来是对乡贡、奥立弗·穆尔（Oliver Moore）的《唐代选举的礼仪：王定保（870 -940）的〈唐摭言〉研究》（Rituals of Recruitment in Tang China: Reading an Annual Programme in the Collected Statements by Wang Dingbao[870-940］）是科举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著作。该著以《唐摭言》这部记载唐代科举制度的最为重要的笔记为中心，首先对王定保编撰《唐摭言》的背景以及这部笔记的资料来源做了梳理，接下来是对乡贡、乡饮酒礼以及及第前后在长安举行的一系列公私社交礼仪的内涵做了细致的分析，强调这些礼仪对文人官僚群体所产生之凝聚力，也提出独到的看法，比如认为门生、座主的观念有可能是禅门影响的结果。该著作不仅对唐代科举礼仪的功能提供了新解释，也为解读唐人笔记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该书虽然参考了傅璇琮、程千帆和高明士等学者有关科举方面的经典中文论著，却未能注意稍后出版的吴宗国和王勋成等关于科举和佳选方面的重要著作，这难免影响到书中对科举制度的一些细节叙述的准确性。

熊存瑞（Victor Cunrui Xiong）的《隋唐长安：中古城市史研究》（Sui-TangChang’an :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是另一部资料颇为详尽的著作飞书中描述了长安城在隋唐时代的变迁，以及各宫禁、官署、城坊和礼仪场所等都市空间，也介绍了城市管理的各项制度。借用一位学者的话，“在这部著作里没有浪漫、怀旧和奇异织就的迷障。作者并没有在猎豹、香棒和撒马而罕的金桃这类东西上打转，而是提供了一份关于长安结构及其各地点的冷静的、富有学术性而细节丰富的纪录”52。不过也正由于作者的目的在于介绍长安的建制而非其日常生活的富有想象力的面相，此书读来也难免让人产生刻板的感觉。

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后，崔瑞德在《泰东》杂志上又相继发表三篇有关唐代帝室和统治理念的研究。其中“论《臣轨》及其他归于武后名下的著作”( Chen gui and Other Works Attributed to Empress Wu Zetian）是最有价值的一篇

麦大维的“真实的狄公：狄仁杰与唐之中兴”（The Real Judge Dee:Ti Jen-chieh and the T'ang restoration of 705）对唐代文献中狄仁杰的相关资料加以解读，指出无论是现存的狄仁杰的诗文，还是可信度较高的早期史料，都显示出他忠于武周政权，并非如后世所认为的那样志在唐室的中兴。而中兴功臣这一形象的产生是史撰者在其身后不断渲染所致。但这一形象的建立，自有其独特的社会和宗教意义。在朝廷的支持下，一位朝臣在身后被升华为全国范围内的崇拜对象，而不仅仅是地方性祭祀的偶像。狄仁杰历史身份的转换恰恰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较早的典型例子56。在涉及唐代政治史的材料方面，除了崔瑞德对《金镜》《臣轨》等的介绍，很值得参考的还有柯睿对晚唐文人郑嵎的《津阳门诗》所作的译注和考证，这是迄今为止所有语言里对这首晚唐时期回顾玄宗朝事迹的非常精彩的长诗最为认真的处理，使之得以进入西方唐代文史学者的视野57

长期在京都主持意大利东方学研究所的富安敦（Antonino Forte）更是致力于此。他这方面的代表性专著是《7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敦煌写卷S.6502的性质、作者及其功能的研究及译注》（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quiry into theTature , Author, and Function of the Tunhuang cument S. 6502 , Followed b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和《从天文钟的发展史看武后时代明堂与佛教乌托邦》(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 )

文所安的《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rly T’ang）和《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 The High T’ang）等作品自然最为人所熟知。

柯睿在唐代文学和道教文学方面的论作新近编成了两部文集：《中古道教与李白诗作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Taoism and the Poetry of Li Po）和《中国中古文学与文化史论集》（Essays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

最近十多年来，唐代文学的研究已不再圄于作品的析读，风格的审美式分析以及与作者生平的联系，而是愈发转向唐代文学书写的文化史研究，这一转型尤其以宇文所安及其培养的学者为代表。这种变化受到几重因素的促动，其一是大量唐代典籍在中国得到重新整理和出版，以及像傅璇琼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这类著作的出现，为欧美学者重构唐代文学产生的语境和交互关联的系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个原因是对保存在敦煌文献中的唐代文集选本的研究，使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唐文学研究者认识到只有重新考虑文学书写的性质和特点、文本流传和影响的方式和渠道等文化和物质的面相，才能对重要作品的产生背景和影响作更精确的判定。近年来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尤其受到徐俊的重要著作《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的启发70。徐俊在该著作的前言里首次明确指出宋以前的中古时代属于“写本时代”，这一时期文本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写本”制作和传播方式等介质的制约。这些提示加上该著作中提供的文献分析为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意识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美国学者苏珊. 00尔尼雅克（Susan Cherniack)在1994年发表的关于宋代印刷文化影响下的文本传播的研究也对西方的唐文学史很有启发。

除了宇文所安的这些作品，其他学者如孙广仁（Graham Sanders）也试图将唐代诗歌创作放在一个具有表演性（performative）的文化行为的框架下分析，他的专著《合时之词：中国传统视野中的诗才» ( Words Well Put : Visions of Poetic Competenc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晚近北美唐代文学研究的转型或许可以宇文所安的一本篇幅不大的演讲集《中国“中世纪”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hinese“Middle Ages”）作为标志。

随意浏览过去二十年出版的许多西文唐研究论著，就会发现70、80年代的许多英文著作依然是西方学者最主要的参考文献，这难免会造成对唐代社会的认知和前提预设上的偏差。原本90年代以来在东亚出现的大量相关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可惜的是70、80年代欧美唐史学界那种重视东亚学术成果的风气渐己式微，这或许是美国的唐代研究已经成熟，以致可以形成自我对话的结果。但在今天要研究任何重要的唐史课题，不能充分利用以中文出版的研究成果的结果往往是令人遗憾的，比如最近出版的陆威仪（Mark E. Lewis)

的《中华帝国的包容时代：唐代简史》（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 Dynasty），是一部多年来首次在欧美出现的面向大学程度读者的唐代历史综论。

另外陈弱水的“以文传家：唐宋变革之际的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和陆扬（Yang Lu在199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晚唐的中兴与政治的转型：唐宪宗研究》（Dynastic reviv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late T’ang China : A study of Emperor Hsien-Tsung( 805-820) and his reign）也都较为广泛地利用了墓志的材料。近年对墓志材料加以注意和利用的年轻学者日渐增加，这里暂时不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