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兴波《明代笔记考论》，由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计有39万字。

《明代笔记考论》，马兴波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笔记”一词，多有“笔谈”“笔丛”“丛语”“随笔”“漫录”“杂记”诸种别称，其名由来可溯至魏晋。《文心雕龙》即有“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之语（《才略篇》）。

逮至宋后，移以名篇，宋有刘昌诗《芦浦笔记》、陆游《老学庵笔记》，元有陈世隆《北轩笔记》，明有戴冠《濯缨亭笔记》、李清《三垣笔记》，清有王士禛《香祖笔记》、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近有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汪康年《汪穰卿笔记》，洋洋大观，竟成一体，以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大型辞书专辟一类。

近世以来，又与“小说”合称，《笔记小说大观》、《笔记小说大观丛刊》、《历代笔记小说集成》相继面世，《中国笔记小说史》亦出多部，据该书作者马兴波所言，其余各种影印、辑录、点校、研究的学术成果，已超两千之数。

在数量如此众多的成果中，兴波此著专研“明代笔记”，就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而言，应当还是第一部，因而特色也极为鲜明，尤显者有三。

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

一是辨名。由于种种原因，“笔记”的概念一直众讼纷纭。兴波从“笔记”、“小说”、“笔记小说”三个概念分别入手，条分缕析，层层辨剥，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他自己对于“笔记”的界定：相对于正史、小说、考辨长文、韵文、政论文等，不同类别的笔记作品有着不同的个性特征。

这种基于描述文体特征的界定，或许有些繁琐，更不能说是完美无缺，但鉴于“笔记”本身的复杂性，这也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至少可备一说。

作为对一种“争议性”文体的定义方法，早在二、三十年前，何满子、李时人两位先生就曾运诸于“小说”的界定，兴波此法也算是渊源有自（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中华书局2014年版），反映出他对“笔记”这一特殊文体的学理性思考。

在给“笔记”下定义的过程中，兴波还从“小说”内涵、文艺思潮、学科属性几个方面指出当前“笔记小说”概念使用混乱的原因，所论涉及古今、联通中外、贯穿史论，这需要具备一定的学术视野和理论素养才有可能产生。

马兴波与导师李时人先生合影

同时，他还明确提出“笔记和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体裁，不能混为一谈”的观点，认为“笔记是笔记、小说是小说”，不能因为笔记体裁中含有小说的某些叙事因素，就把它称之为“笔记小说”，建议不再继续使用“笔记小说”这个术语。提出这样的观点需要有高迈识见，而亮出这种观点则需要一定勇气。

二是别类。作为一种文体，笔记的内容包罗万象，所涉甚广，凡人之所见、所闻、所感俱可入笔，乃或未所见、未所闻、未所感也多有记述，这就给笔记的分类造成巨大困难。

《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大型书目类辞书都对笔记（小说家、杂家类）作出了不同分法，例如《中国古籍总目》就将笔记分为“杂事”、“异闻”、“琐语”、“谐谑”四类。

《笔记小说大观》

其他学者也作过多种尝试，刘叶秋先生就将历代笔记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考据辩证”三大类（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朱易安先生则采用“排除”之法，对形式上“信笔剳录”（“内部并无严密体系”）、内容上“叙事纷杂”（“各条记事互不相关”）的两宋笔记予以整理（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兴波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将明代的笔记分为五类：史料类笔记、叙事类笔记、论说类笔记、考据类笔记和杂俎类笔记。这种分类方法既综合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又研读了大量笔记作品，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即使作为整个中国古代笔记作品的分类模式也未尝不可。

三是考录。与诗、文、小说、戏曲等“纯文学”文体相比，笔记属于“交叉性”、“边缘性”的文体，所受到的关注相对较晚，明代的笔记更是如此。而要对明代笔记进行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明代到底有多少笔记作品、这些作品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兴波此著正是尝试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作出解答。

《明代笔记小说大观》

他首先以《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古籍总目》等书目类文献为线索，辅以明代作家文集，搜罗出明代笔记作品700余种，大致按照成书年代编成《明代笔记目录》。

然后依据这份目录，对明代笔记作品逐一进行目验考订，为每部作品撰写简要介绍，包括书名由来、作者小传、内容提要、版本述略等各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为明代笔记撰写“叙录”。

虽然一人之力未必能够网罗全部明代笔记，所收作品有的也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辨识，但如此厚重的文献整理，足以让人们对明代笔记的数量、内容、流布等总体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为下一步开展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某种意义上讲，兴波此著的学术价值正是体现在这一方面。

2012年，兴波考入著名学者李时人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随即开始明代笔记的搜罗和整理，毕业时顺利通过答辩，论文被评为优秀等级。毕业之后又经过几年的精心修订，最终呈现出这样一部书稿。

马兴波教授

李时人先生治学一向主张“靠材料说话”，所谓“靠材料”就是文献考证，“说话”就是理论阐述，两者结合方能研有所得、究有所出。兴波此著名曰“考论”，体例设计也是上编论述、下编考订，确实是一部考论结合、考论相长的学术著作。

当然，作为研究明代笔记的拓荒性著作，该书还存有不少缺憾。在笔记作品搜罗的全面性和覆盖性、笔记作品归类的准确性和确定性、“笔记”概念界定的简洁度等方面，该书都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但是瑕不掩瑜，有该书作为基础，相信好友兴波在以后的研究中会做得越来越好。

李玉栓

2019年8月8日于上海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