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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司马迁是个好“记者”

《史记》:司马迁是个好“记者”有的人,一出现就光芒四射;有的书,一问世就高开高走。《史记》就是这样的书。  《史记》一开始不叫《史记》,司马迁名之曰《太史公书》,因为他曾经的官职是太史令

有的人,一出现就光芒四射;有的书,一问世就高开高走。《史记》就是这样的书。

《史记》一开始不叫《史记》,司马迁名之曰《太史公书》,因为他曾经的官职是太史令,负责国家历史的写作。而太史令又叫太史公,所以司马迁自称太史公。《汉书·艺文志》在春秋类下著录的书名就是《太史公》,改称《史记》是东汉之后的事情。

司马迁写《史记》是个人修史,工作量浩繁。十二本纪说帝王,三十世家述诸侯,七十二列传写百家人物,还有十表八书概述典章制度大事记,52万字,包罗3000年历史。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这书是“圆而神”,感叹司马迁竟然能把那么多五花八门来源的材料,圆融地组织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太神了。

那么,司马迁写史的材料来自哪里呢?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我读,我听,我看,我走。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当过太史公,家里的古书多,从小就无所不读;还能借职务之便,阅览国家藏书、朝廷文书等。“余读”“吾读”这样的痕迹在《史记》中比比皆是。

《三代世表》:“我读《谍记》发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因此做了世表。”

《六国年表》:“我读《秦记》,读到犬戎打败了周幽王。”

《管晏列传》:“我读过管仲写的《牧民》《山高》《乘马》等文章,还读过《晏子春秋》。”

《司马穰苴列传》:“我读《司马兵法》,这本书博大精深,夏商周三代圣贤的用兵,也没能完全发挥尽它的奥妙。”

《五帝本纪》:“我阅读了《春秋》《国语》。”

《屈原贾生列传》:“我读过屈原写的《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文章。”

广泛阅读,博览群书,司马迁是真正的读书种子,“世界读书日”应该找他当代言人。

《史记》里很多篇章写得栩栩如生,尤其是秦汉之际的史事,好像作者就在现场。有人说,这显示了司马迁的文学才能。文学才能也得有事实根据才能施展得合情合理。司马迁写细节入木三分,皆因他善于从当事人那里挖掘故事,这一点与记者的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荆轲刺秦王是《史记》名场面。在秦王大殿之上,荆轲是怎么图穷匕见的,嬴政是怎么躲闪规避的,医生夏无且是怎么帮忙的,嬴政是怎么杀掉荆轲的,荆轲说了些什么话……读《史记》时,如在眼前。这并非文学想象,而是如司马迁所言:“从前公孙季功、董仲舒都曾经和夏无且有过交往,清楚地知道当时的事,我是听他们这么讲的。”

其他的还有——

《赵世家》:“我听冯王孙说:‘赵王迁的妈妈是个歌女。’”

《卫将军骠骑列传》:“苏建跟我说,他们就是这样做将军的。”

这些都是司马迁听来的,还有他亲眼目睹的。《游侠列传》:“我见过郭解,他的体貌比不上一个中等人,说话也不引人注意。”

徐霞客之前最能走的写作者,应该就是司马迁了。为了写好《史记》,司马迁的足迹遍布名山大川,上下访求历史遗迹。

《五帝本纪》:“我曾经向西到过空桐山,向北到过涿鹿,向东到过大海边,向南曾渡过淮河长江。”

《河渠书》:“我登上了庐山。”

《魏公子列传》:“我去过大梁的废墟。”

《蒙恬列传》:“我到北方看了蒙恬为秦朝筑的长城。”

这样的“我去了”“我到了”还有很多,真可谓“不到现场不写稿”,这种现代记者的作风,对写作《史记》大有助力。

因此,《史记》的最大价值,就是司马迁通过上面几种途径占有的丰富史料。这还不算,司马迁的观点进步、见识卓越,具有超越时代的穿透力。

比如经济学,今天是显学,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就已经通晓了若干现代经济原则。

古代长期重农抑商,古人心目中的社会阶层排序是士、农、工、商,工商业视同末枝。而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脱贫致富,当农民不如当工人,当工人不如当商人,在作坊里绣花远不如去市场上卖货。”

此外,司马迁对人物的点评,不以成败论英雄,不求全责备,而是实事求是,让人物是非彰显无疑。

至于《史记》的文学价值,自不必多说,鲁迅一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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