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注官是中国封建社会宫廷中的一种传统制度。

《礼记》记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也就是封建帝王一言一行都需要记注官如实纪录下来。

起居注官在几千年的演化下也越来越完善。

《清会典事例》记载皇太极任命儒臣“分为两直……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亲史”。

皇太极时期，清朝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实力，清朝也开始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后来皇太极参照明朝礼仪制度进行改革，起居注制度也自然而然也在范围内。

皇太极虽然设立了其类似的官职，但当时还没有使用起居注和记注官这个称呼。

直到康熙时期。

清朝正式设立起居注馆是在康熙九年（1670年），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却是在康熙七年（1668年）。

当时的侍读学士熊赐履冒天下之大不韪，几次上疏，主张皇帝应遵循中华儒家古制，治理天下。设立起居注制就是其中的建议之一。

《清会典事例》：“请遴选儒臣簪笔左右，圣躬一言一动，书之简册，以垂永年。”

但当时属于保守势力的四大辅臣之一的鳌拜正是气焰熏天的时候，这个意见根本不可能被采纳。

康熙九年，康熙帝利用计谋除去鳌拜后，锐意改革，加速清朝从奴隶氏族制向封建专制转变，在改革和健全一系列制度的同时，虚心接受了熊赐履当年提出的建议，在太和门西廊设立了起居注馆。

起居注是记录有关皇帝起居言行举止的一种特殊史书。

正因为记录皇帝一言一行的，所以记注官一般都是要常侍皇帝左右。

清朝的记注官设立了两种，汉官和满官，康熙帝每天都有满、汉这两位记注官侍值，康熙帝的一言一行每天都用满汉两种文字分别记录。

当然，也并非康熙帝的日常生活一举一动，都要详细的记录，记注的范围只限于康熙帝所参加的国家政务活动。比如大朝、常朝、赐宴、出巡、狩猎、殿试，及祭祀天地、太庙、社稷，谒陵、大阅等礼节性活动，记注官都必须在场做记录。

起居注所记录的主要内容很多。

第一大项是康熙帝当天的政务活动项目，比如御门听政，懋勤殿进讲，向太皇太后、皇太后请安等等例行公事；第二大项就是记录康熙帝的谕旨、大臣的题奏及官员的引见、除授等等政务信息。

起居注的档册，每月编满汉文各一册，年底汇封。

封前先写成草本，由总办记注官逐条查核增改，再由翰林院庶吉士缮写正本。副本留起居注馆，正本钤以翰林院印，封入柜中，向皇帝奏报后，交内阁公验，最后才由记注官会同内阁学士将起居注档册送入内阁大库收藏。

记注官选自翰林院掌院学士、侍读或侍讲学士，以及詹事府詹事、少詹事等官，原衔充任。

康熙帝最初设立起居注馆的时候只设置了满记注官四人、汉记注官八人。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和皇帝喜好来进行增减。

按照前面朝代的惯例，起居注册是不能让皇帝读阅的。

康熙帝深知记注起居相关事情，都有可能纪录到史册中去，所以关系重大，因此，对记注官和起居注档都非常重视，对自己的身后名看的非常重。

在设立起居注馆的第二年，他就一反前朝的做法，下令记注官一律由日讲官兼任。

当时担任日讲官的叶方霭、张英、陈廷敬、王士禛等人，平时与康熙帝接触颇为频繁，是他认为德才兼备的贤臣。

由自己信得过的老师担任记注官，记录他的言行，他还算比较放心。

自此以后，记注官就被称为“日讲起居注官”。这一官衔在雍正朝以后成为定例。

然而，康熙帝要当“完美”皇帝，而且他是异族皇帝，他是不可能真正让别人记注他的真实行为的，也不可能真正的信任某些人的。

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后，康熙帝对记注官越来越不信任，对他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起居注官的职责，应是记录皇帝关于政治方面的言行。在起居注馆设立初年，不仅御门听政等公开政务活动起居注官必须在场，就是康熙帝在内殿召见内阁大学士、学士，他们也要出席。

只不过内阁官员在内殿启奏时，记注官站在隔扇外面，而不像平时跟在侍卫官之后。

但是康熙十八年九月，康熙帝忽然下了一道谕旨，令今后“会议机密事情及召诸臣近前口谕，记注官不必侍班”。

很明显，多疑的康熙帝对记注官特别是汉人记注官开始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纪录了自己的不当行为。

三年以后，也就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当康熙帝彻底平定三藩之乱之后，他自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掌控天下之后，开始对纪录自己某些见不得光的行为的记注官进行打压这。

比如在起居注册封存储库时，康熙帝又想要面子又想要里子。

《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帝的谕令，一面说“起居注册朕不欲亲阅，朕所行政事，即不记注，其善与否，自有天下人记之”，一面却又威胁记注官：九卿官员“或在朕前原未陈奏，后在外妄称如何入奏，如何奉旨，私自缘饰，开送起居注馆。且每日止该值官二员记注，或因与自善，特美其辞，与己不相善，故抑其辞，皆未可知。起居注官能必其皆君予乎?……如以所无之事诬饰记注者，将严惩焉。”

也就是说康熙帝一边说自己不干涉记注官的记录，一边却对记注官进行威胁恐吓记注官。

所有文武大臣看到这道上谕后，都非常紧张，于是回奏向康熙帝声明：“起居注皆记载机密事宜，垂诸史册，所关重大，臣等不敢阅。且满汉记注官二十二员，日直记载，俱系会同校阅。凡九卿官员所奏之事，从无私自缮写送进史馆记注之例。。”

大臣们明朗的态度使康熙帝稍微放心了一点，所以在此后三十多年，起居注制度虽然一年比一年抓的紧，但是还算完整的保留下来了。

但是康熙帝的疑心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被引爆。

果然，这颗炸弹还是被引爆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于一件偶然事情的出现，使玄烨一怒之下，下令裁去起居注馆。

当时的两江总督赫寿奏请蠲免未被康熙帝批准。记注官陈璋在查阅起居注档册时，发现上一年的档册中，记有一条玄烨准备蠲免江南部分钱粮的上谕。事隔一年，并未实行。陈璋本着史官秉笔直书的原则，把这件事反映给玄烨。这很可能是康熙帝本人的疏忽所致。当时玄烨已年过六旬，日理万机，免不了有所遗落。记注官能根据起居注档予以提醒，正说明设立起居注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但是康熙帝的疑心病爆发，认定是陈璋找出这种疏忽是为了损害自己皇帝的威严。他一反宽容、豁达的态度，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御极以来，蠲免天下钱粮数千万，决不在乎江南这点儿税收。

两江总督赫寿想借蠲免沽名钓誉，不能姑息。再加上西部军务紧急，亟待军需，所以没有批准蠲免，并非出尔反尔。

接着又挑剔记注官。但是陈璋在这件事情上办得光明正大，他也不便直斥，只好敷衍地说，陈璋还算有心之人，能够发现谕旨中前后互异之处。

但是其他记注官在“朕听政之日……踢蹐无措，岂能备记谕旨?侍班汉官归寓后纂写数日，方携至署，与满官校看，又每争竟是非，则其遗漏舛讹可知”。

康熙帝非常清楚，一旦记注簿中连续出现陈璋指出的情况，那自己是“完美”的圣人的形象就直接崩塌了。

因此，第二年他明确指出，记注官多是年少之人，官职卑小，阅历浅薄，不能准确无误地记录谕旨，便以一切政事在各衙门都备有档案，不必另行记载为理由，将起居注馆裁去。

但是裁去后，隔了一段时间，又觉得没有记注官的记载，民间不知道怎么编排自己，对自己的名声会形成更坏的影响，又下令恢复，但是康熙帝在自己的最后几年，对记注官的要求越来越严厉，越来越专制，以确保自己“千古一帝”的好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