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宋史学界为了扩大研究视野，在多种场合提出“大宋史”研究，引起了不少辽西夏金史学工作者的注意。众所周知，从明代以来，汉族旧史家不满元朝以“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为编纂宗旨给辽、宋、金各修一部正史的做法，掀起了重修《宋史》的热潮，欲将辽金史附于宋史之下。譬如柯维骐《宋史新编》将《宋史》和《辽史》《金史》合为一书，“尊宋为正统”“辽、金附之”。民国时期，面对西学东渐的冲击，王国维、陈寅恪、钱穆、蒙文通等一批国学大师尤重宋代文化。也有学者如金毓黻提出研究宋辽金史应当“以宋为主，辽金为从”。但是，这种传统观念和主张与21世纪以来的“大宋史”提法不可相提并论。可是某些辽金史学者不明就里，抱着陈旧的观念，武断地声称“‘大宋史’是将辽金史纳入宋史，将辽金史研究变成宋史研究的附庸，破坏辽金史研究的正常发展”，“‘大宋史’是不能成立的”，甚至说“‘大宋史’就是一股逆流”。（景爱：《“大宋史”之说不可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3日第4版；《辽金史研究中的“大宋史”》，《理论观察》2017年第7期）而且特别强调了是“新世纪以来”，显然将矛头对准了现今的宋史学界。我们不知道，这种武断说法有什么事实根据？对此必须予以正名。

何谓“大宋史”

首先，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史学界就根本不存在从传统史学正统观的角度来讲大宋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倡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大汉族主义受到了比较彻底的清算，反映在史学著述上，少数民族的历史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翻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撰写的所有中国通史，哪一部在讲到10世纪到13世纪或14世纪的历史，不是以“宋辽金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或者“五代辽宋金夏时期”并称呢？何曾用过“大宋史”，何曾将辽金史作为宋史的附属？如果说有用“大宋史”为书名的，也是沿用宋人自封“大宋”，亦如辽人自封“大辽”、金人自封“大金”而来，并未将辽金史作为“大宋史”的附属来讲。

其次，作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宋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邓广铭生前多次告诫宋史研究者要研究“大宋史”。但是，邓广铭所说的“大宋史”，与某些辽金史学者所理解的“大宋史”，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邓广铭是宋史学界最早将10世纪至13世纪历史视作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学家。据笔者所知，20世纪80年代后期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时，作为主编的邓广铭专门提出要改变过去“宋辽金”的说法，而应以朝代出现先后为序改称“辽宋西夏金”。因此，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才有《辽宋西夏金史》分册。这个观念一直被中国宋史学界所继承。21世纪以来，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组织、漆侠主编的大型断代通史，仍然以《辽宋西夏金代通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为名，并约请了多位辽西夏金史研究者参与编纂。

此外，邓广铭提倡的“大宋史”研究是一种大视野的历史研究理念。1990年8月，邓广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宋史研讨会”上致辞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为求能够全面地、正确地、深入透彻地予以剖析、说明，并作出公正的评价，这就需要运用多种视角、多种尺度、多种思想方法和思考方式来进行研究，进行观察，进行探索，进行衡量，才庶几可以做到……所以，我们不只希望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有日益众多的人投身于宋史（更正确地说，应是指辽、宋、夏、金史，以及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史）的研究。”漆侠生前也不止一次在课堂强调“只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只研究宋史，研究不好宋史”，其精神实质与邓广铭的“大宋史”一脉相承。

2012年，笔者在“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总结时，就秉承邓广铭和漆侠的旨意说：“很多年前，邓广铭先生倡导研究‘大宋史’，我个人理解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学科间、专门史间、断代史间的整合研究，形成大的视野，全面完整地认识10—13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第二层含义我个人的理解是研究者应具备纵向兼通唐史和元史，横向宋辽西夏金史要互通的治史素养，眼界才能开阔，问题讨论才能深入，见识才能高远”。

一言以蔽之，“大宋史”指的是宋史学者在讨论宋史问题时，旨在强调与当时前后并存的辽、西夏、金各王朝之间的联系与影响，而不是局限于赵宋王朝。试问，这样的“大宋史”研究何来是“一种逆流”？！

辽宋西夏金史研究分立格局

10世纪至13世纪是中华民族和疆界形成的重要阶段，但是纵览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史中的各断代史研究，如10世纪至13世纪的断代研究分成泾渭分明的辽史、宋史、西夏史、金史以及其他地区史研究的格局实属仅见。造成这种分立格局的原因，大致有四点。

其一，辽、宋、金在当时是势力大致相当、各自独立的政权，这种对峙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不尽相同，加之元朝给辽宋金各以正统，人为地形成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和治史体系。

其二，20世纪初以来，日本和欧美学界不约而同地将辽金史和宋史分作两个系统，即所谓的中国本土汉族历史，如日本的“唐宋变革论”，和中国本土之外属北亚的异族历史，如征服王朝论。这种划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剑桥中国史》将10世纪至14世纪的历史分成《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和《剑桥中国宋代史》。这种划分对国内青年学子的影响越来越大，值得注意。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夏史虽然仅被元朝史臣附传于《辽史》《宋史》《金史》后，但由于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黑水城攫走一大批出土文献（以西夏文献为主），解读西夏文字和文献一时成为国际显学，沙畹、伯希和、斯坦因等汉学家以及俄国、日本西夏学者都参与其中。所以西夏学在20世纪一跃而成为与辽金史、宋史并驾齐驱的研究领域。

其三，辽宋金西夏史学科壁垒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的老一辈宋史、辽金史学者大多可以互兼三史，但是到80年代以后互兼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这主要是因为大学教育体制中的学科越分越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博士学位授权点审批权下放到高校和地方，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各高校博士点，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多是沿着第一、二代创点学者擅长的断代史方向发展并形成特色。第三代学者开始培养博士生后，辽宋金西夏史分立的格局愈益得到强化。

其四，随着博士论文的撰写日渐成为辽宋金西夏史研究培养薪火相传者的主要途径，细碎化和格局日渐狭小的研究倾向愈益明显。有关细碎化或者说碎片化的问题，近十多年来，有数家杂志曾开专栏讨论，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反对史学研究碎片化，认为它使历史研究支离破碎，见木不见林，缺少宏大叙事有害于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证据是无数碎片积累起来的，甚至更极端地认为只有碎片或细节，才是戳穿掩盖历史真相的层层谎言最有效的利器，所以强调积累“碎片”的重要性。其实仔细考量会发现这两种观点强调了史学研究的两个面相，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而且它们针对的对象是较为成熟的历史研究者。而笔者所强调的是，初入史学门径的硕士博士生，在没有阅读适量的历史材料和对本学科的发展一知半解的前提条件下，径直使用数据库检索，径直进入研究预设的问题的培养模式并不妥当。长此以往，绝大多数博士论文很少观照本断代史之外的问题，因而治史格局日渐狭小，这是辽宋金西夏史分立格局强化的另一种表现。

打破畛域 融会贯通

抛开民族偏见和正统观念来看辽宋金西夏史研究，不论是研究著述数量还是议题的深入，迄今形成了辽金西夏史研究无法与宋史研究相比的格局。这不是当时谁强谁弱就能决定的，而是由当时各政权文化创造内容多寡决定的，更是由研究历史依据的传世文献多寡决定的——辽西夏金人著述总和尚不及宋人著述的百分之一，辽金史、西夏史研究应当正视这一点。

当然鉴于传统史学长期强调汉族正统观念，加之现今研究成果和社会重视程度的不对等，使得少数辽夏金史学者较为敏感而刻意地维护学科的独立和自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此而自守畛域，所谓“‘大宋史’为维护宋朝的正统历史地位，将辽、金、西夏研究纳入宋史研究的范畴之内，这一做法是不可取的”。显然讲这句话的景爱把辽金史看作是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了。学术乃是公器，如果要完整、全面地认识和书写10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必须打通辽宋西夏金以及其他政权的历史，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学科、断代间的壁垒。这是邓广铭、漆侠乃至现今宋史学界追求的治史理念。由这一理念出发，辽夏金史研究也应当具有“大辽史”“大金史”的纵向贯通长时段、横向兼通各断代的大视野、大格局，打破固守一亩三分自留地的狭隘观念，庶几才能让辽金史研究更上层楼。否则，过分强调辽金史与宋史之间的学科分野，就如王明珂所论：“建立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史，并不能解释为何今日满、蒙等族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强调华夏英雄跃马长城、驱逐鞑虏之历史记忆，以及歌颂长城之伟大的历史论述，更是对于‘现在’缺乏认识与反思。”

欣喜的是，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刘浦江生前一直在践行邓广铭的治史理念，因而刘浦江和他的弟子们在国内辽金史研究中异军突起，与他们精研宋代文献分不开。近年来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教授杜建录服膺邓广铭的“大宋史”理念，也提倡“大西夏史”研究。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0月21—22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宋史学术前沿论坛”上，“大宋史”议题不仅得到宋史研究者的热烈讨论，也得到辽金西夏史与会学者的积极响应。

那么，如何融会贯通？如果能像前辈学者一样兼通辽宋金西夏史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这样做有相当大的难度。且不说辽金史，单就西夏学现在已是专门学问，做好西夏史需要懂西夏文字、知晓汉藏佛教、了解吐蕃、回鹘、中亚的历史文化等，所以兼通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如包伟民在“宋史学术前沿论坛”所言，“所谓‘大宋史’研究，并不是要求每位学者都要同时做宋史、西夏史、辽金史，而是指在从事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研究时，要有一种全局的眼光，要注意各王朝之间的竞争与互动”。斯言甚是。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