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老档》和《崇祯长编》一致地提到了十七日牧马场捉到的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

“十七日……至明帝牧马堡驻营……管马太监二名，及三百余人，被围出降。”（959页）

“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崇祯长编》卷二十九，1611~1612页）

以上就是《崇祯长编》对应《清太宗实录》同一件事的条目，因崇祯长编归档的时间有所延误，所以时间对不上。而对照《满文老档》，“十七日……至明帝牧马堡驻营……内有马千余匹，明人已于十七日凌晨取去。管马太监二名，及三百余人，被围出降。获其马骡二百三十五、驼六、择取优良马骡一百九十五、驼五……”（959~960页），所述十七日在牧马场的擒获和《崇祯长编》所载吻合，可知十七日捉到的养马太监二名就是《崇祯长编》中所说的“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同时《崇祯长编》中所说的两个太监也是给“鲍姓等人看守”，可知《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中所说的“杨太监”就是《崇祯长编》中被放回捎信的“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之中的前者。

看起来他们是同时被捕，又是同时被遣归致书。

而二十九日的反间计，《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不约而同地只提到了一个：杨太监。

“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962页）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清太宗实录》81~82页）

为什么《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所提到的都仅仅是杨太监一个人呢？后金莫非知道中计的是杨太监，所以把没有中计的王太监略过不提？《清太宗实录》明明说“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是对两个人施反间计，而明朝又根本没有杨太监上奏的记录（即使笔记野史），那么后金又怎么确定上奏的一定是杨太监而不是王太监呢？再观之《满文老档》，原来王太监早已经在二十二日，被遣归致书。

“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齎和书致明帝。是日，汗率诸贝勒及护军，环视北京城。”（961页）

这里的王太监没有记载姓名，难证他一定是王成德，但是后金先前没有任何抓到太监的记录，除了杨春、王成德之外，他们亦很难抓到别的太监。因为崇祯早已经在天启七年撤回九边的太监，直到崇祯四年才重新向九边派遣太监，又崇祯元年颁布禁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崇祯二年底，太监可以活动的范围很小，通常情况下是很难在京师之外抓到太监的，杨春、王成德是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提督大坝马房太监）而在郊外牧马场。

“十一月甲子（天启七年），安置魏忠贤于凤阳。戊辰，撤各边镇守内臣。”

“崇祯元年春正月辛巳，诏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

“四年……九月庚辰，内臣王应朝、邓希诏等监视关、宁、蓟镇兵粮及各边抚赏。”（《明史》本纪二十三，庄烈帝一）

以上看来，后金仅仅能抓到王、杨两个太监，也没有任何记载抓到其他的太监。《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全部对太监的记载，抓到和放归的记录都是只有王太监、杨太监两个，再无其他。《满文老档》所载二十二日派遣致书的王太监就是十七日所捉的两个提督大坝马房太监之一，另外一个杨春，《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称他在二十九日才被放归。

然而，据《崇祯长编》，杨春和王成德是同日归来，带回来的也是同样的书信。“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所述清清楚楚，就是同一天发生的事。则《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所记载王成德和杨春是先后遣归，就很成疑问。究竟这两个太监是什么时候回来，答案还在《崇祯长编》中。

由“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来看，当时是后金在德胜门驻营，和满桂打过一场之后。据《满文老档》等显示，十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之间，后金和满桂的交锋仅仅是二十日一天，二十二日满桂已经调入内城，而后金在二十四日移驻北京南苑（《满文老档》）。“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所指就是二十日德胜门的交锋，和“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所载吻合；之后立刻就是“次日各给书二封”，明明白白提示“次日”，说明太监归来是他们听说二十日德胜门之战的次日，二十日德胜门激战，当日晚收兵，二十一日太监听说战况，接着的次日，正好是王太监归来的二十二日，“二十二日，遣归降之王太监齎和书致明帝”（《满文老档》），时间吻合得非常清楚。

这么说来，两个太监都是在二十二日归来。而且，这两个太监是后金仅能抓到的两个太监。

有没有可能，《崇祯长编》误记，将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合在一起？从“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的记载来看，即使再精简，也不可能把两个不同日期发生的事精简为同一个“次日”，且古人行文少有语病，也就是说杨春、王成德必定是同日归来。

有没有可能两个太监都是二十九日回来，二十二日回来的是另外一个无关的王太监？再看《崇祯长编》那段内容，所述只有在德胜门外被看押，以及听说满桂的战斗，所经历的都叙述十分详细，包括马匹的数目字，看守地点，也包括听说到的战况。与此相反，这之后任何情形完全没有提到，既没有提到后金二十四日的移营“大军移驻北京南苑”，也没有提到二十五日瓜分战利品“所获马骡，按甲分给”，也没有提到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后金和关宁军对峙，总而言之，二十二日之后的所有讯息在归来的两个太监这里是一片空白，显示他们对那段时间中敌方的消息一无所知。--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在敌营中经过二十三到二十九这段时间，这时候他们已经回到京城，也即在二十二日被遣归致书。

又据《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所载，太监奏告的内容，包括“言亲见崇焕差官往来，语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又言满桂战不力差人往崇焕营，速其放砲，及放砲，皆无钱粮者。”其中所有奏告包括敌营、城上守军、满桂军三个来源，若能在一日之内收集齐备，效率快得令人吃惊，但倘若两个太监是二十二日回来，就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杨春、王成德同在二十二日归来，二十九日归来的是另外一个杨太监，被《清太宗实录》误为杨、王之一？由于之前既不见逮住这个杨太监的记载，明、清的记录又都是仅仅有两个太监被掳，因此多出这个杨太监的可能性极低。

根据《崇祯长编》所载，杨春和王成德一起归来是确凿无疑，时间和王成德归来的时间一样，是《满文老档》所载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则二十九日后金之反间计是为谁而施？《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不顾实际地记载二十九日反间计，白纸黑字，言之凿凿。真实情形却是令人大吃一惊：《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关于二十九日反间计的全部内容，描述的是一场主角已经不在场的闹剧，是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各自关于二十九日反间计的条目，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这就是参考明朝所有相关内容和后金资料所得到的结论：后金史料将两个太监分开，构造了二十九日施反间计使得崇祯第二天抓袁崇焕的假象。

《清太宗实录》中记载做戏给太监的详细内容更有可疑，甚至令人惊愕：后金为了欺瞒两个太监，所编造的内容竟然包括皇太极趋近敌营，公然接见敌方使者，在大白天之下“密”谈良久，“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这算是艺术表现还是夸张？然而太监知道，高鸿中、鲍承先知道，皇太极也当然知道，——当时所在的地点是德胜门附近，也即满桂军附近，因为据文中“坐近二太监”，说明王太监尚在关押，则时间在二十二日之前，和《崇祯长编》中的“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卷二十九）所述是同一时间，那里唯一的敌人是满桂的军队，皇太极“单骑向敌”莫非是怕没人把他当成疯癫？是想诬陷袁崇焕还是满桂？更重要的是，在众所周知默认的敌营是满桂军营的情况下，这种谎言根本不可能编造出来——这是这段叙述最大的硬伤，按它所指，后金陷害的应该是满桂。

因此，《清太宗实录》所载反间计的内容定然是后来编造的，不仅二十九日没有太监可供反间计，二十二日也没有发生反间之事。也就是说，后金对二十二日归来的两个太监施反间计，事后为了强调效果将其一后移到二十九日也是不可能，整个反间计根本没有发生。

由于强行将时间指向二十九日，忽略了王太监在场是二十二日之前，两军列营与后来二十三日到二十九日有所不同，因此产生了一个不可解释的漏洞。这正是所有文学作品都难以避免的特点：由于虚构而出现不可能自然发生的事情。

况且战场非接见使者之处，光天化日之下不是密谈之所，即使太监，也应知道此种情形事属伪造。而观之“佯卧窃听”之语，当时是十二月，严冬，事情发生应该是室内、晚上，不然无处卧，也不必卧，那么高鸿中、鲍承先坐近杨太监关押、躺着的地方，故意去说话，同样是在不适宜的环境下说不适宜的话，即使太监，也应知道此种情态事属伪造——凭什么会相信呢？史上类似的情景发生在“群英会蒋干中计”，然而周瑜有足够的理由和蒋干睡在一个房间，以装醉传递虚假讯息，手法比这里所写要高明得多。——至少不会看守者像狼外婆一样坐在被看守者的旁边，在清醒的状态下说正常人清醒着不可能说出来的话。

如此看来，《清太宗实录》为了增强记载的可信性，故意添加了一些不可能的描写，虚构故事；特意选定二十九日作为事件发生的时间，再次增强“反间计使袁崇焕下狱”的可信性；又增加结论性记载“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表示反间计的确实结果。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文学性处理，最终装点出一个反间计故事；如果事件确实存在，既不需要这么多的装饰，也不至于因为装饰过于豪华而显得不合常理。

如此才可以解释，何以入卫之中毫无建树使得后金如入无人之境的袁崇焕，在他坚持向后金盟友束不的部落卖粮之后，在他辛辛苦苦向朝廷争取与后金媾和、结城下之盟的时候，为什么后金反而会千方百计反间他。事实是反间计根本不存在，传说本来就是在袁崇焕被逮之后逐渐成形的。

既然二十九日什么也没有发生，后金的史料中为什么有“杨太监”的记载呢？退回二十二日，杨春、王成德二人返回，可能向皇帝报告了些什么，可能与敌营中见闻有关，也可能没有，然而当时明朝对官民对袁崇焕的物论，已经愈演愈烈。明代笔记记载当时关于袁崇焕的流言传闻俯仰即是，随便摘录几则也能说明问题。比如《幸存录》，“都中人又喧言崇焕导□入犯，上益切齿，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初学集》，“当是时中外畏奴甚，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咸欲倚崇焕以媾奴，而独难公（孙承宗）一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东兵入口》，“崇焕甫抵左安门，建州兵亦抵城下。都人竞谓崇焕召敌，上不能无心动。”

……如此尚多，举不胜举。可知最晚从袁崇焕到京，就已经开始有流言了，而与太监密奏给皇帝的（即使有）并没有因果关系。而袁崇焕按兵不动，张扬敌势为议和做铺垫，都是令人切齿的行为。十二月初一，皇帝逮捕了袁崇焕。接着不久，后金应该能够听说祖大寿溃逃，也能听说袁崇焕被逮；然后，他们能听说有太监、官员等告袁崇焕的状，告状的内容包括在后金营中见到袁崇焕的使者；后金回忆起曾经逮到过太监并遣归致书，于是宣扬这是自己制造的反间计。这个小伎俩一箭双雕，既可以弥补自己营中的秘密被太监泄露带来的丑闻，又可以反证明朝的君臣智力低下。与此同时袁崇焕本来平庸，反间计却反证他英雄无比，则明朝其他人当然比平庸不堪的袁崇焕还不如，而“英雄无比”的袁崇焕又死在皇太极的反间计下，不正好证明了皇太极的英明神武吗？这正是摧毁敌人形象，提高自己士气民心的好办法。——有这么多好处，也就难免后金会张扬自己施过反间计了。

后金开始宣扬自己施反间计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参考《满文老档》，“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满文老档》记事一向是即时的，这里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条目，出现了八个月后凌迟袁崇焕的结果，说明最早也是写在凌迟袁崇焕之后，崇祯三年八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太监要背上中反间计的包袱，与一起被捉、一起归来的王成德分道扬镳，这两个历经同样磨难的难兄难弟，在后金的史书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轨迹——一个留在原来的二十二日，默默无闻；另外一个滞后到二十九日，担负起中反间计的历史重担，并将在以后的《清太宗实录》中被浓墨重彩地描写。至此，反间计之说在后金史料中得到完美地诠释。